中国跨省调查：信任解析与法律意义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华人社会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的社会，而在国内，许多学者已用“信任危机”概括人与人关系的现状。本文试图通过中国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揭示信任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企业规模分布、企业发展速度、引进外资等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影响信任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这些证据支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

从20世纪80年代的假表、假电器、假烟、假鞋，到现在的假棉被、假米、假药、假针筒等，假货不仅仅没有随着一轮轮的“打假”迅速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许多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假货也在市场上时有出现，造成多起重大事故（山西汾酒事件、江苏假饼干事件等）。不仅如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现在的造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大量的上市公司有组织的报表造假早已不是新闻；在劳动力市场上，假合同、假雇用、欺诈勒索等行为也层出不穷；在建筑市场上，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在政府部门，大范围和大规模的数据造假已成为标准的官场文化；在教育界，假学历、假文凭已泛滥成灾；在学术界，论文抄袭事件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人民币作为政府的信用本来是最值得信任的交换媒介，但验钞机已成为商家必备工具。这一切都是社会缺乏信任与信誉的表现和结果。这种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长期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鉴于此，不少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某种道德支撑。那么这个道德支撑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张维迎，2001）。

这种观点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所主张，很早以前霍布斯就描述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时面临的困境，人们将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也即霍布斯丛林[2]；在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可能也是最早比较系统关注信任和人类经济行为关系的学者。在他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3]，斯密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的。如果离开这些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不过，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相比，前者相对来说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充分重视。韦伯也较早就指出不同文化在信任上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形成的影响。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Putnam，1993；Fukuyama，1998；Knack & Keefer，1997等）。例如福山在他的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在大部分场合仍然有效，但它不能解释的“百分之二十”的缺憾需要文化作为补充[4]。其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直接会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Fukuyama，1998）[5]。影响的机理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同时，按照这些经济表现，一种文化或社会可以分成高信任度或者低信任度，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自发性的社会交往发达，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它能够无须借助于政府力量，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高的大规模组织；而在低信任的社会中，人们的自发性社交能力很弱，如果离开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有效率的大规模组织。

根据这些理论预设和实证观察，华人社会或者中国人被认为是最缺乏信任的群体之一。被经常提及的证据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普遍规模小，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由家族经营，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也带有或多或少的人格化色彩；甚至在政治领域，裙带资本主义也不少见。这些现象在市场体系发育较为完善的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在欧洲、美国、新加坡的华侨群体里也许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中国内地问题则要严重得多，在这里，如此普遍和严重的低信任已经不仅仅是效率的高低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威胁市场和交易的存在。为什么人们如此不讲究信誉？怎样才能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信誉？仅仅将内地市场秩序的混乱看作华人社会低信任的又一个证据似乎是不够的。本文利用中国的跨省调查数据，通过解释不同省份之间信任度差异的来源来解释中国人的信任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中国是低信任的，也可以用来回应国际上流行的有关信任和经济绩效、信任和信息流等关系的研究。本文包括六个部分，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对几种有关信任形成的研究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论；第三部分是数据资料的来源和样本情况的简单说明；第四部分是信任的经济绩效的分析，探讨信任对经济增长、企业效率等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对不同地区的信任差异做出解释；第六部分是基本结论和讨论。

良好的信任从哪里来？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大的争议，尽管人们在信任对经济繁荣的作用方面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来自家庭和血缘关系（涂尔干，1998，2000），因为人们发现在家庭和血缘关系亲近的群体之间，信任更容易建立也更有信任。但是，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一个原因是，婚姻关系的建立也即家庭的产生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并非只在血缘关系亲密的家庭内部产生。甚至，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它的建立还受信任的影响，与其说由于婚姻关系导致了信任，不如说信任才保证了婚姻关系的产生和稳定。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发现，即使在家庭内部，不信任现象也不少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不守信行为也同样发生在父子等血缘亲属之间。所以，与其说血缘和婚姻家庭关系是信任的原因倒不如说婚姻家庭是信任的结果。

文化和人类学家则认为，信任或者社会资本是一种历史遗产，它来自长期的文化积淀（Dore，1987）。例如宗教对信任度会有影响，人们出于对来世惩罚的恐惧会在现在守信。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这种文化导致的信任度差异将因为文化的差异而长期存在并且难以改变。然而这种观点很难解释，为何同一种文化但不同时期的人们的信任度差异很大。所以现在，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人们之间普遍的信任或社会资本来自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社团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Putnam，1993，1995；Fukuyama，1995；Colman，1988，1990）。一些基于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信任的普及程度或者称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个观点。除此之外，社会学家也认为人格因素、人际关系等对信任的形成也有影响（怀特利，1999）。

经济学家则认为，信任也许跟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信任往往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信任的结论（Kreps，1986；Fudenberg & Tirole，1992；张维迎，2002）。进一步而言，既然重复博弈可以产生信任，那么影响重复博弈的可能性的因素和影响重复博弈中人们的策略选择的因素也就是影响信任形成的因素。影响重复博弈中人们选择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一个是支付函数的确定，这一般跟游戏规则例如法律和制度有关；第二是当事人的偏好，例如人们对将来的重视程度、耐心等；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信息结构，也即双方所知道的有关对方的行动的信息。在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这三个因素对重复博弈结果的影响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在有关信任的实证研究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于信任建立的作用，例如Fishman & Khanna（1999）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资料证明了一个社会中双向交流的信息量对于信任程度具有显著的正的作用，尽管也有相反的证据表明，信息流和信任在有时候可能为负的相关[6]。

但更为基本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连重复博弈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影响博弈中人们选择的因素的作用就无从谈起。所以对于信任的形成，影响社会成员之间重复博弈的可能性的因素可能更为根本，这些因素包括产权、社会的中介组织、交易设施等。一些研究证实，发达的社团组织（如宗教团体、商会），以及大量的中介组织有助于信任的建立。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且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较低，而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个人的生命，从而使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另一方面，正如韦伯及其后来者所指出，参加社团的组织等于获得一个“社会印章”（a social seal of approval），使得“团体惩罚”（类似一种“连坐制”）更为可能。当然，也有研究指出，寻租性的社团活动对信任可能也有损害（Stephen和Keefer，1997）。在本文里，由于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将特别强调交易设施对信任形成的影响，因为一个地区的交易设施的便利程度会直接影响交易的广度以及重复的可能性。当然，在中国，民间的中介组织向来不发达而且自由结社在目前还受限制，目前还无法就中国的中介组织和信任的关系做分析，而且跨省的数据中也很难直接体现产权对信任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试图用其他变量作为替代来分析它们对各个省份的信任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的数据来源于作者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2000年对全国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向15000多家企业发出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000多份。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其中至少60%的对象是现任总经理。调查对象中，不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厂长和党委书记等四种职务中任何一个或者一个职务以上的人只占5.1%。调查样本涉及13个行业（行业目录按《中国统计年鉴》的目录分类）和各种所有制结构，其中国有企业占38.2%，集体和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等占19.8%，股份制占34.1%。有关信任的问题设计是“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按顺序排列）？”[7]。我们分别计算了一个地区被认为最守信用以及依次排位的次数及其占所有回答者的比例。信任度的测度于是根据总样本中有多少比例的人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以及第二信任、第三信任等）来定（如表1），我们主要关注一个地区被认为是最值得信任也即被排在第一位的比例，即第一信任度，当然综合信任程度也有一定的意义。统计发现，剔除掉没有选择的样本，包括本省选本省在内，得分最高的地区被22.7%的人认为是值得信任；得分最低的却只被0.1%的人认为最值得信任。剔除掉本省选本省的样本，前十一名省份排列的顺序变化不大，只是第三和第四交换了一下位次（见图1）；后十几名的得分很低，相差也不是很大，但是位次有一些变化。实际上，我们用双侧T检验表明，这两种评价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一点说明，“本地偏见”对信任的地区排序没有大的影响。

表1　未剔除本省各地区守信用的情况/%

图1　不剔除本省和剔除本省后的信任得分

从交叉选择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见表2）：（1）某些特殊省份受到外省人的普遍信任，例如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北京，尤其上海，各省份对其的评价最为一致。（2）如果剔除这些特殊的外地省份，除了极个别的省份以外（如海南），本省的人会认为本省最值得信任，例如57.9%的北京样本会认为北京人最值得信任，这远远超过北京样本对其他省份的信任，除本地之外，被北京样本最为信任的外地省份的得分只有23.9%，不到本地样本的一半。这大约也说明了“本地人最信任本地人”是一个普遍现象。（3）有趣的是，从调查数据中，还发现，信任和被信任之间并不对等。从理论上说，如果A被B信任，那么A应当也信任B，如果A不信任B，那么B应该也不信任A，原则上不会出现“单向信任”。但是在中国目前，这类现象却比较普遍，人们可能信任一个根本不信任自己的人。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如我们下面将分析到的，是因为交易尤其是省际交易还未充分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只是停留在初始的印象阶段，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判断。因为只有经过交易的检验以后的信任才是牢固的信任，而只凭印象做出的判断可能有偏差。从选择的数据看，我们很难区分信任究竟是基于交易以后的经验还是基于初始的判断，但是一般而言，大致可以认为彼此交易和交往越少的地区越容易以初始印象论事。

表2　信任的交叉选择/%

这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都说明了信息和交往对信任的重要性。对本省的高信任可能是一种初始的印象，也可能是因为交流和交易较多，对本省人较有把握，或者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本省人欺骗本省人的概率相对更小（个别省份例外）。当然，也可能是本省人不愿贬低自己[8]。对外地人的信任较不容易建立，所以，如果某些特殊省份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给人一种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的印象，这种印象就会变成一种“偏见”，而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这些发现和我们的理论解释并不矛盾，下面我们先对信任的绩效进行分析，然后对影响信任的因素进行解释，上述现象将成为支持本文假设和解释的一个证据。

数据分析发现，信任（主要以第一信任度为分析对象）和一些重要的经济表现很有关系。

1. 信任与人均GDP及其增长

人均GDP水平和信任之间很有关系。如果按收入水平来对各省的守信程度分类，我们发现在人均收入最高的一组里，平均信任度为8.74，而在人均GDP最低的一组中，平均的信任度只有0.47；这两组加权以后的信任水平相差也是近10倍。如果按收入差距的定距分组，那么情况就更为明显，除了天津是个例外，高人均GDP的省份和低人均GDP的省份之间信任度差异很大（见表3）。

表3　不同GDP水平省份的信任（按收入水平序号分类）

说明：Ave指的是各省人均收入的平均数，而不是所在组的总体的人均收入；Var是指方差；S. D.是指标准差；加权值的计算是让第一守信赋值为5，依次递减，第五守信的权值为1。

进一步，人均GDP和被认为是第一守信的比例的相关系数高达0.90，和第二守信的相关系数为0.91，第三守信为0.77，第四守信为0.63，第五守信为0.59，和加权值相关系数为0.90。同时，信任和人们的实际收入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信任的相关系数为0.83（第一守信），和加权值的相关系数为0.85。

从人均GDP的增长来看，同样的，GDP的增长和第一守信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6；人均的GDP的增长和第一守信之间的关系相对要弱一些，相关性为0.60，这可能是因为地区的经济总体实力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很大，但是人均财富的增长却在短期内和信任的关系要弱一些。不过总的来说，高增长地区被认为是守信的比例也较高（见图2）。这些发现和跨国研究的经验结论一致，原因可能在于，越是被信任的地区，分工和交易越发达，地区优势越能得到发挥，因而经济增长越快。当然，相反方向的关系也存在：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值得信任，因为信誉在高收入地区比在低收入地区有更高的价值，高收入地区的企业更珍惜自己的名声。

图2　信任和人均GDP的增长率

2. 信任与企业规模分布的关系

尽管企业的规模和信任之间肯定存在某种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的具体表现却可能很复杂。理论上讲，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委托—代理链条可以越长，雇佣关系越发达，因而企业的平均规模应该越大。但这只是就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企业制度而言的。如果政府创办企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按照许多学者的看法（例如福山，1995），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求助于政府的力量来组织社会资源，因此，同样可能存在数量众多的大企业和小企业，只是中等规模的企业会较少。但是在中国，由于企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所以从统计上并无法获得规模和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性信息［信任和中等企业占所有企业户数的比例的关系为弱负相关（−0.24），和中等企业产值占所有企业产值的比例也是如此（−0.12）］。尽管如此，信任的确还是影响了企业规模，信任度和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产值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55，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值规模的相关性为0.63。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型企业与信任的相关性较明显（分别为0.69和0.48）。我们的解释是，在中国，大型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在普遍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求助于对政府的信任（因为民间力量更不值得信任），对某个地方的高信任是来自对该地方的政府力量的信任，所以国有经济更强大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多的信任[9]。另外，信任和小型企业的产值规模的相关性也很大（0.51），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小型企业中民营企业占的比例也最大，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对信任的依赖性更强。

信任不仅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其分布，它也会影响企业的效益，尽管国有企业的规模可以由国家组织建立，但是企业的效益却很难通过国家的直接组织来提高，而良好的信任却有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我们发现：信任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很有关系（0.59）；和国有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很显著（0.67）；和产品销售利润及利润总额之间的相关性也很显著（0.67和0.62）[10]。

3. 信任与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平均规模的关系

在信任度高的地区，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明显也多（相关性为0.89），而且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数量、投资者数量、私营企业户数增长和信任有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在0.63—0.51。如果将人均GDP信任度标准化，则它与私营企业户数相关系数为0.80。

但是一个地区的信任度和私营企业的平均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却可能为负，信任度和私营企业平均每户雇员人数以及投资者数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5和−0.56。这一发现与普遍接受的理论不相符。原因在于，在目前的中国，越是信任度低的地区，私人企业的成长越依赖于政府的特殊关照，而只有那些规模足够大的私人企业才能得到政府的特殊关照（或者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与政府搞好关系，或者由于政府需要明星企业家支持自己的政绩），因此，那些信任度低的地区其私人企业的平均规模反而大，尽管其私人经济本身并不发达。

所以一个地区的私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信任来说有双重效应：一种是显示了国家的力量，从而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赢得了信任；二是，如果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其他类型的企业效率更低，那么在这些国有企业主导但民营企业落后的地区，如果经济不发达，就妨碍了人们对它的信任（信任往往和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和信任的正相关性实际上在中国隐含了这两种相反的效应。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省份分成四类：一类是私营企业发达同时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人们的信任来自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种种好处，例如浙江、广东等；一类是私营企业虽然不是很发达，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发达，对这类地区的信任既来自人们心理上对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信任，又来自对经济实力导致的信任，这类地区的信任度应该最高，例如上海、北京等；如果一个地区国有经济强大，但是经济效益差，收入水平低，那么人们对它的信任就仅仅来自对政府的信任；如果经济发展落后，国有企业也不发达，那么这类地区的信任度会最低[11]。但因为目前很难找到衡量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势力对比的统计指标，能给出的粗略的判断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降低人们的信任，如果它的确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的话；同样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信任有助益，直到它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超过人们对它的信赖[12]。

4. 信任与外资引进的关系

信任还对外资引进有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作为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外商只会垂青于信任度高的地区。我们发现，外资企业的数量、外商投资总额、外资企业注册资本、每百万人口中引进的外资总额和信任的相关性分别为0.50、0.61、0.63、0.81。

如前面所预见，信任被认为和文化、交往、产权、社团参与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对于中国的跨省数据来说，除了产权的影响很难直接体现，其他的因素可以由可获得的变量来替代，这些变量包括人均财富、交通设施、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下面，我们选择概率选择模型作为分析模型，这是由于统计结果显示的是某地人们被其他省份认为最信任的比率。但是，由于人均GDP和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程度、市场化程度高度相关，所以在回归中（见表4），我们没有把人均GDP放在其中。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交通建设等因素能够充分解释各省信任度的差异。

1. 人口中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和地域文化

国外的经验曾表明，由于受教育水平对信任程度的影响，在一个低信任度社会人们将没有积极性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但中国情况可能相反，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得人们更多的信任。受教育可能在两个方面对信任有作用，一方面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人力资本和财富水平，另外一方面教育影响社会参与程度。因此受教育的水平越高，被期望受信任的可能性越大，尤其对于目前中国人而言，人们对教育的期待比较高，对高教育水平的人的信任度要比低教育水平的人的信任度高。同时，在教育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往往是个人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前提，教育变量在这里也可以看作社会活动参与程度的一个替代。但是，由于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往往和一个地区城市化等因素相关，所以当用城市化数据的时候，教育变量的解释份额就下降了。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对信任度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容易受到信任或者相反。这个结果和我们的理论预见并不矛盾。因为根据直觉判断，南方的经济和交易都比北方发达，他们应该比北方人更讲信用，但问题是在一个对商业行为没有很好的规范和没有稳定的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在短期内，追求商业利益可能比不追求商业利益会带来更多的不守信。

2. 人口中官员比例对信任的影响

表4和表5还显示了人口中政府官员的数量、人口密度对信任的影响。人口中官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很复杂。由于人口中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口中官员的数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69，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受教育往往是通向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必经途径，而这个途径在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并非人人都可以获得），如果我们用人口中官员数量来替代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如表5所示，人口中官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如果我们控制教育水平，如表4所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对信任的影响实际上是负的，也就是说，一个地区人口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越多，该地区更不值得信任，尽管这个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官员的权力过大、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一个人群中出的官员越多，政策变化越频繁，市场环境越不确定，因而人们对该地区的信任度越低。这个解释与中国的实际观察是吻合的。

表4　信任的解释Ⅰ

说明：（1）信任数据来自问卷调查；（2）交通设施包括内河航道里程、铁路、公路里程之和；（3）地域虚拟变量，南方为1，北方为0；（4）城市化水平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9》；（5）市场化的数据来自（樊纲和王小鲁，2001）；（6）没有特别注明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7）括号内的数字是T检验数，**代表99%以上的显著，*代表95%以上显著，a代表90%以上显著。

表5　信任的解释Ⅱ

说明：括号内为T检验数字，**代表99%以上显著；*代表95%以上显著；a代表90%以上的显著；d代表80%以上显著。

3. 市场化、交易的频度和信任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教育程度是信任的重要解释变量之外，市场化程度以及交易设施的发展是另外具有显著意义的解释变量。模型的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受到的守信评价的可能性就越高，认为其守信的人就越多。假定一个地区的信任度为10%，那么市场化程度增加一个百分点，信任度将增加5个百分点也即达到15%左右。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就越发达，因而根据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信任度也就可能越高。这个道理，正如亚当·斯密很早就提到过的，商业发达的社会往往也是讲信用的社会[13]。而且，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中，市场化程度高往往意味着更少的管制和更自由的竞争，这都有利于信任的建立。

与此市场化指数相关的是城市化程度。因为城市的人口更密集、交易设施更为完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所以城市化也提高了人们交易的频率和重复交往的可能性。当然有人会质疑，城市化水平对人们的信任的影响可能甚至为负，因为城市化可能打破了传统社会原有的信誉机制，而现代信任机制却还没有建立。但是本文的结论和Fisman & Khanna（1999）的发现有所不同，我们主张，在像中国这样城市化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城市化带来的对交易的促进作用可能远远超过城市化对信任的负的影响，城市里人们的交易成本还是比农村低得多。所以如果用城市化程度代替市场化指数，模型同样是显著的，只不过城市化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应的信任度的上升远没有市场化程度那样显著，大约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

4. 交通设施、城市化和信任(www.xing528.com)

影响交易频度和交易成本的重要变量还有交易设施的完善程度，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假设。我们在表4中已经看到交通设施对信任有显著的正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交通设施的作用，表5还列出进一步的分析结果。

无论从表4还是表5，我们发现，交通设施和城市化对信任都具有显著的解释力。根据前面的理论预设，信任受交易重复的可能性影响，而发达的交通正是人们重复交往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时，一个地区的交通设施多，意味着人们之间交往更加方便，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交往也就越多，这等于增加了人们之间共享的信息，这将会提高一个地方被人们的信任程度。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交通带来正效应与人口密度有关，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的交通对信任的影响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大。一个地区拥有更多的交通设施也可能正是因为人们之间交往距离比较远，例如在新疆、内蒙古这样的地区，同样的交往情况下，他们所需要的交通里程就要更多，人口稀少、交往距离长的地区往往就更需要交通设施，因此交通数据本身可能包含了人们之间交易距离更大从而交易更少的信息。综合这两种效应，交通数据本身并不一定能反映出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高低，但是交通数据肯定在边际上影响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所以从表5的模型3中，用交通数据的边际效应代替交通本身，效果依然显著。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城市化水平应该也会在边际上影响交通对信任的影响。一个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交通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交通对人们之间的交往的边际贡献也就越大。同样的，交通设施的作用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也更能得到体现。

再者，交通设施不仅影响人们交往或者重复交往的可能性，而且也可以看作影响人们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因素。Fisman &Khanna（1999）的研究发现信息交流尤其是双边信息交流对信任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他们的研究中，衡量双边信息交流的指标是电话交流，而我们认为，在中国，电话交流固然很重要，但是电话还不很普遍，特别在很多农村地区电话交流并不多，而交通设施对于目前中国人民之间交流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14]。同时，我们也发现报纸杂志的数量和邮电通信行业的发达程度对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和现有文献中认为多边信息交流对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的判断一致。

前面的分析表明，信任对经济绩效有明显的影响，正如很多研究所揭示的，信任对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分布、企业的效益、外资引进等因素具有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交易尚不发达、市场制度尚未成熟的发展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表现形式仍然比较传统。这在浅层上表现为，对其他人的信任可能更多属于“印象”而非经过交往以后的理性判断，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缺乏交往、社会参与和组织程度低以及交易不发达。数据能够很好地说明，正如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经济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经验表明，信任本身是显著地受经济发展水平、交易发达程度、人们之间的交易便利性程度、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或者人口中官员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但地域文化因素似乎并不显著[15]。因此，中国目前的低信任度可以归因于人们还缺乏重复交往和参与重复博弈的机会，以及实施必要的双边和多边惩罚的机制。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根据经济理论的预见，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足够稳定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产权不清，人们就无法也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无法或不能获得因为守信而获得的长期收益。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不注重信誉，可能和企业领导是由行政任命，他们的行为和企业的长期利益并没有很大关系有关；而大量的民营企业不讲信誉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可靠的保障。长期以来对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行长期资本积累的动力。这点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财产权是道德神”，或者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者无恒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个追求商业利益的社会里，没有足够稳定的产权制度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人们追求短期商业利益比不追求商业利益时，对信誉的破坏更大。

第二，有效的交易设施和信息传递系统。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信任机制可能还是通过闲言碎语（Merry，1984）起作用。但现代社会被称为“匿名社会”，很多交往和交易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传统社会里起作用的信誉机制这时难以发挥；甚至在熟人之间，有关个人的许多信息仍不为别人所知。要弥补这种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靠便利的交通设施、发达的信息传递技术以及发达的中介组织。在中国，交通设施对一个地区的信任度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和城市地区。当信任度为10%时，交通设施平均增加一万公里，信任度就会增加10%，即到0.11。但需要注意的是，交通设施、信息传递和中介组织的建立并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个社会的制度相关。如果一个社会有很高的信息传递技术，但是却在社会的信息传递上设置很多人为的制度限制，信息披露要经过重重关卡，那么信息传递的效率就受影响甚至信息被严重扭曲，这样的社会，信息技术对信任形成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同样的，中介组织如果不是由市场自己选择出来，而是由政府出面主持，那么这样的中介组织也可能无助于信任的建立。

第三，规范的政府行为。这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规范政府的政策。和产权对人们的影响类似，规范的政府行为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其二，对政府行为的规范还包括司法的独立性和对行政权力的法定限制。Knack &Keefer（1997）的一项对29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司法的独立程度与国民的信任高度正相关，对政府的权力限制上升一个点（最高7点），信任度将上升1.5个百分点；司法独立程度上升一个点（最高4点），信任度将上升8个百分点。实际上，由于司法严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司法不公和司法低效率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契约行为（张维迎，柯荣住，2001），导致了合同的违约率上升[16]。其三，减少政府的交易活动特别是营利性交易活动，因为政府作为交易主体，往往没有积极性鉴别真伪从而不利于良好信任的形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建筑市场的混乱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作为业主的行为不规范。

第四，更为开放的竞争政策和鼓励私人的自由签约活动。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事前信息的竞争性披露有利于降低事前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信任的建立。而且，开放竞争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能够让市场自动对不守信者实施惩罚甚至将其淘汰出局，而在封闭和垄断的条件下，这个结果无法实现。同样的，在私人自由签约活动活跃的社会里，信任度往往也高，通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信任的价值往往就可以得到体现。而一个缺乏个人签约自由的社会，民间的组织不可能得到发展，个人的信誉价值也无从体现。

总而言之，信任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的基石，但是良好的信任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文化遗产，它和社会制度以及技术发展水平有关。尽管华人社会被认为是低信任度社会，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之一，所以关键是靠制度。而所有的制度中，稳定而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促使信任形成的基础。同时，通过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限制，通过对便利的交易技术和交易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更为开放的竞争，中国目前的这种低信任现象可能就会改观。

Dore, R, 1987, Taking Japan Seriousl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udenberg, D. and J., Tirole, 1992, Game Theory, The MIT Press.

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er,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1-1288.

Kreps, Divid, 1986,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M. Tsuchiya (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rategy, Nihon Keizai Shimbun, Inc.

Merry, Sally Engle, 1984, “Rethinking Gossip and Scandal”, in Donald Black (ed.)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utnam, R.,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ymond, Fishman and Tarun Khanna, 1999, “Is Trust A Historical Residue? Information Flows and Trust Level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38, 79-91.

弗兰西斯·福山：1998，《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译本），远方出版社。

霍布斯：1993，《利维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马克斯·韦伯：1998，《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亚当·斯密：1997，《道德情操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怀特利：1999，《社会资本的起源》，载《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惠斌、杨雪冬编译：2000，《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维迎：2001，《产权、政府与信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维迎：2002，《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第1期。

张维迎、柯荣住：2002，《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以契约纠纷的基层法院判决书为例的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科尔曼·詹姆斯：1999，《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本文与柯荣住合作。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2]霍布斯：《利维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在国内，《国富论》的最早版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被严复翻译进来，但是比《国富论》问世更早的《道德情操论》的翻译出版却要晚近一百年。

[4]［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5]在福山那里，信任被定义为“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的那个社团的角色”。

[6]广义地说，影响重复博弈中人们选择的三个因素都跟信息有关，偏好支付以及游戏规则都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为博弈中某方所知。例如，通过监督获得的信息有助于信任的形成（监督技术的进步从而也有助于信任的形成）；通过对别的参与者的行为和偏好的了解也将有助于信任的建立，事前的廉价磋商往往是形成合作的重要途径，至少它降低了事前的不确定性。

[7]这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所使用的问题“一般说来，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赖的或者在与人打交道时应当小心提防吗”有所不同。后者调查中回答“是”的比例一般被认为就是一个地区的守信程度的衡量。但是，前者答案的分析可能更为复杂，得到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守信比例，一个地区被人们选为最值得信任，可能只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然而，这两个问题设计的背后的道理都是一致的，一个地区能被人们认为最为守信和该地区的人们认为别人更值得信赖的理由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而且，前者的优点是更可以避免下面这种情况，即不同的个体。当他们交往对象的差异性很大时，答案受到的干扰也较大。例如一部分人很少和家庭以外的人交往，那么他的答案将会倾向于“是”，而实际上他根本对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一无所知。而这个问题的缺点是，并无法确知各个地区的绝对信任水平，而且由于各个省份的抽样数量和样本的差异，可能会影响问题的分析。

[8]“海南人”不信任海南人可能是因为被调查对象很多不是海南本地人，外来的移民还没有把自己当作海南人。

[9]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国营企业”这个名称早在1992年就已经从法律上取消，至少从法律和名义上，已经不存在“国营企业”，但是“国营企业”在实际中并没有消失。在北京的街头（但在南方就很少见），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国营××商店”的招牌，甚至胶卷、日用品这些小消费品，商家都特意地搬出“国营”这个招牌（这些招牌1992年以后就根本没有摘过）。这里头的动机引人深思。这说明，直到今天，人们的信念里，“国营”依然比民营更值得信任，至少在那些商家看来消费者有这样的预期。

[10]这可能是因为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有较大的相关性，例如人均GDP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6。

[11]这种判断还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到证明：私营企业户数除以GDP也可以表示私营企业在GDP中的贡献，其和信任的相关性为0.37，比不由GDP控制时的相关性明显要低。

[12]事实上，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的国有企业数量和信任之间具有更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68；用人均GDP控制了信任度后，信任度和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国有企业数量的相关性下降为0.42。如果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意味着能在这种相关性中剔除掉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单纯的国有企业发展程度对信任的相关性。但是用人均GDP控制了信任度后，信任度与国有企业数量的相关程度上升为0.64。用人均GDP控制了企业数目后，信任和国有企业数目的关系很弱，比原来要弱得多，变成弱负相关（−0.22）。

[13]斯密注意到16世纪的荷兰人就比英国人更讲信用，那时荷兰的商业远比英国发达。

[14]一个地区的交通越发达意味着从外地来的物流和信息流越多，同时从本地流出的物流和信息流也越多；另一方面，在本地内部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动也越多。显然，极端地说，如果从来没有人和某个地区的人接触过，那么信任和不信任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让外界充分了解，信任才容易建立起来。这个规律在今天似乎得到很好的体现，从私人之间的交往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无不以试图增进了解来建立信任。

[15]文化传统如果对信誉有影响，那么也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耐性来影响信任。一个人的耐性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南北差异上，人们认为北方人更值得信任。但是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值得争议的，这种差异可以被其他因素所解释，如产权、信息等。

[16]据国家工商局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每年签订的经济合约大约有20亿份，但每年的履约率只有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