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为避免或降低对质询问程序中被害人遭受再次伤害，对于性犯罪、严重暴力犯罪被害人、未成年被害人，以及其他可能遭受“二次伤害”的被害人，即使安排对质，也应视情形建立采取特殊的对质方法。即被害人可通过物理隔离等方法与被告人进行对质询问。采取保护性措施的，由审判长根据被害人申请，或依职权决定。具体措施可以采用视频方式或屏风隔离，但要注意保证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辩护人能够全面观察被害人对质询问时的表现，也可以对声音和画面作技术处理以保护被害人。二是在被害人与被告人对质过程中，审判长要注意控制对质过程，防止和制止被告人的不当发问和回应对被害人形成再次伤害。亦如前述。
此外，为了充分发挥庭审对质在庭审人证调查中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建构其运行的基本条件，尤其是进一步提高证人出庭率。只有提高第一次人证调查的实质化水平，才有条件推进第二次人证调查，即对质询问，从而进一步澄清事实。此外，还须提升公诉人、辩护人进行对质询问的技术，增强审判人员对多元化、对抗式庭审询问的掌控能力以及对于对质询问规范的运用能力，有效发挥对质询问在推进庭审实质化中的作用。
[1]关倚琴检察官参与本章写作。
[2]2021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69条规定：“审理过程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庭对质。”这一规定，未细化对质程序类型。但将“被告人等”作为对质主体，与《法庭调查规程》并不矛盾，因此《法庭调查规程》的对质条款应当仍然具有适用效力。
[3]王兆鹏：《辩护权与诘问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4]“两高”，即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书下同，不再赘述。
[5]控辩双方对人证调查发表质证意见时人证是否在场，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从实践需要看，如果系出庭鉴定人或有专门知识的人，以及可能需要再次询问的证人，可以让其在场，由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否则无须在场。有关分析详见龙宗智：“刑事庭审人证调查规则的完善”，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而对质主体并非专家，且不至于再次安排对质，因此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时不需要在场。(www.xing528.com)
[6]两种对质询问及其区别详见龙宗智：“论刑事对质制度及其改革完善”，载《法学》2008年第5期。
[7]Coy v.Iowa，487 U.S.1012，1019－20（1988）.
[8]Maryland v.Craig，497 U.S.836，846（1990）.
[9]参见龙宗智：“论刑事对质制度及其改革完善”，载《法学》2008年第5期。
[10]龙宗智教授曾建议实行以当事人身份出庭的被害人，在调查被告人时暂时回避的程序，以协调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和证据来源的矛盾。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也有类似做法，但因目前没有法律根据，还难以普遍施行。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人证调查规则的完善”，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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