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害人调查存在的问题

1.被害人出庭角色界定不清晰

首先，被害人同时作为当事人和证人这两种法定角色是存在冲突的。[9]尽管在许多案件中公诉人要么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要么将其作为“证人”，这种“二选一”的方法，在表面看来避免了角色冲突的问题，但是，因为缺乏规范上的明确指引，也存在着有的案件审理中让被害人同时充当两种角色的现象，“二选一”的方案也存在着不当限制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的问题。部分案件被害人既在法庭上作了证，同时也全程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其次，当将被害人作为“证人”时，也在对被害人作为“证人”的出庭引导、身份核实、权利义务告知等方面存在欠缺，从样本案件来看，有的在庭审笔录中未核实和载明被害人的基本身份，有的未告知被害人作为作证人员（适用证人规范）时的权利义务。

2.对被害人调查的顺序安排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在域外，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当被害人作为“证人”时，一般都是实行被害人优先作证规则。因为被害人的陈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方法有利于避免被害人的陈述受到其他证据的污染，从而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判决。但在大陆法系，如果被害人是以当事人身份作证，与被告人作证一样，则要作为相对独立的程序作证，不属于法庭调查阶段的程序，要先于其他证据进行调查，或者是在其他证据调查结束之后再进行调查。[10]然而，我国并没有很好地明晰被害人的出庭身份，这可能增大被害人陈述的虚假性，如果以其认定事实，也就可能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访谈和比较法的研究笔者发现，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一般比其他法治国家的裁判者更为谨慎，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调查的顺序问题并不会特别突出。(www.xing528.com)

3.举证和质证的规范性不足

首先，存在法官随意打断对证人的发问及法官主动“代替”公诉人发问或者举示证据的情况，甚至存在审判人员在庭前向被害人作书面笔录，被害人未出庭而法庭却要求双方质证的情况。[11]其次，对部分被害人当庭陈述没有组织质证，仅仅是作为形式上对书面陈述的补强。再次，组织质证不充分，仅仅是对于当庭陈述发表泛泛而谈的观点，并未从证据“三性”及证明力方面进行实质性的质证。最后，组织质证的时间节点不统一，部分案件在被害人未退庭的全程参与庭审的情况下质证，部分案件在被害人退庭的情况下组织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