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界限: 表现形式与历史意义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不断增殖的本性特别表现在资本的自我修复、化解危机的能力上,这也是资本表现为无限发展的原因。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资本是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运作的最好的社会制度,历史进程也将终结于此。但是资本主义的每一种制度安排,在弱化某些潜在矛盾的同时,又强化了另外一些矛盾。资本不能掌握生活的全部,也不应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唯一原则。因此,关于资本是有限还是无限、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历史的终极的问题,引发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

资本化解危机的能力确实很强,马克思所说的使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危机——高利润率与工资停滞相对应,会产生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已经被资本作为再次增殖的手段而成功化解。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仍然能在停滞的工资之外找到某些力量,提供不断增加的需求。大卫·哈维将利润率下降或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资本盈余不能被吸收而导致贬值和破坏。他分析了资本通过信贷系统,利用“时间补救”来吸纳资本盈余和通过“空间安置”来消化过剩资本的两种方法。他认为,资本的这种重新找到增殖自身的能力,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马克思没有重点讨论过剩资本如何通过信贷金融系统找到新的投资产品和领域,以实现增殖。但当他分析资本不断创造产业后备军的时候,已经预示了资本具有不断创造实现自身增殖的他者的能力。在大卫·哈维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很少讨论资本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但马克思承认资本具有自我修复的趋势和能力,这种能力通过资产阶级贸易和在空间的地理流动中展现出来。大卫·哈维沿着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基本思路,指出资本是非物质的客观存在,它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才能存在。这种关系进一步表现为“时间-空间”的关系。从资本的内部考察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从来都是饱受诟病的。马克思在许多人眼里就因为强调资本内在的危机,而被认为贬低了环境和人口约束的基础作用。但在分析危机的原因方面,大卫·哈维还是赞同马克思的,他认为像臭氧空洞、全球变暖、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虽然看上去是与同时代的政治密切相关的,但以现实为题的解答应该回到更加根本的价值分析中去。虽然金融危机表面看来是因为投机泡沫,但其根源却是资本维护其自身权力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事实上成为一种加速经济和政治集中到精英手中的优先方式^[10]。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消除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具有自我持存的能力,它解决过剩剩余价值的方法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一点上,大卫·哈维与马克思得出同样的结论,资本的暴力毁灭不是通过它的外部关系,而是作为它自我持存的条件,给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留出空间^[11]。

资本自我修复是有限度的,它最终不能克服来自自身的矛盾对抗而走向自我毁灭。资本的自我修复只能短期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长期来看会导致经济失衡和崩溃。在奈格里看来,资本权力已从生产的一维空间扩展到多维空间。权力统治不仅包含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囊括了整个社会有机体。资本无孔不入地开创了它的活动领域,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曾经完全属于公共领域的地盘,现在也成为资本增殖的领域。资本创造出以它的原则为核心的普遍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普遍的渗透而将它的矛盾扩大到资本生产之外。资本这种权力并不是单向的,它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个人展现出一种双向的动态的交流状态。权力机制通过人的身体传播,对权力的顺从和对抗都内在于主体自身。因此,这种权力不是在一段时间内的统治,也不是在一个领域的统治,而是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中^[12]。奈格里把这种权力称为“生命权力”,当这种权力把各种因素包容到资本网络之下,马上就会遇到在这个大网之下的、集体生命政治体的抵抗。奈格里强调生命政治主体与生命权力的冲突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对抗成就了资本的合法性,也正是这种斗争充斥着资本不能掌控的角落。(www.xing528.com)

迈克尔·莱博维奇也认为资本的限度来自与资本相对的劳动的对抗,但与奈格里把资本自我调节的限度归结为资本内在主体力量的对抗不同,他把这个限度归结为资本之外的主体力量。在莱博维奇看来,马克思是只看到了生产的一个过程——资本,而没有看到生产的第二个过程——雇佣劳动。他认为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出卖商品的自我主张无法超越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作为工厂车间的生产者,他们对自我需要的主张却已经超越了资本家的指挥;而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从人类的角度主张自我需要的满足并反对资本对财产的占有;每一个阶段都包含了雇佣劳动的进步,都代表着他们对资本展开了更高水平的斗争”^[13]。在他看来,资本和雇佣劳动是相对的,资本的需要和劳动工人的需要是两个相对的要素,两者的存在是两者博弈的结果。如果把资本当作一个经济学要素的话,那么资本和劳动的确存在这种博弈,但这无异于又退回到马克思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窠臼中。如果承认资本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是一种社会关系斗争的结果,那么资本的限度最终不会超出历史境遇,雇佣劳动本身也是资本的当然之意。更何况,随着资本对社会整体的渗透,生产出的已远不只是生产中的雇佣劳动,而是整个社会劳动者的观念和情感的表达。

丹尼尔·贝尔将劳动需求与资本需求的紧张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不能自拔的文化矛盾。“每个人都要实现他的全部潜能,都想表达他的感情和感受。然而在科技经济的环境下,一切满足个人本质的文化体验,都变成‘它对我有用吗’的解答。因此,每个个体‘自我’就越来越跟技术经济秩序的角色需求发生冲突。”^[14]新教伦理使资本有节制的积累,而分期付款机制和信用制度拓宽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围,助长了资本无限积累的欲望。当资本为超越一切而洋洋得意的时候,它也因为切断了那个可以保障其合理地位的超验纽带——新教伦理——而走向了一场最终虚无的灾难。如果社会不能向性格结构、工作和文化提供一套“终极意义”,那么这一切都将让这个制度动荡不安。这样看来,资本的限度在于它无法超越使其合理的因素。当然,这种文化矛盾的根源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社会结构关系中。贝尔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不是简单的决定性关联,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是社会不同结构之间的张力的结果。“矛盾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交织关系”的结论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