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衣萍
作文与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杜甫的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俗语也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中国人的作文作诗，大多数抱着一个老法子，叫做多读书。
多读书是不是对于作文有帮助呢？
就是照现在我们的眼光看来，当然也是有的。
我们要我们的文章没有用字上的错误，我们便应该研究文字学。我们要我们的文章没有造句上的错误，我们便应该研究文法学。我们要我们的文章没有思想上的错误，我们便应该研究论理学。我们要我们的文章做得美，我们便应该研究修辞学。
其余如经济学，如心理学、社会学、动植物学等，皆和文学直接或间接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文章做得好，不可不用功读各方面的书。
上面的话，也许中学生诸君看了未免要大吃一惊，说：要研究那些科学才来作文，作文一事，岂不太难么？
我说：不是的。我的话是就广义说。我说的是那些科学常识都和作文有关系，却不是要人把各种科学全弄好了才去作文。
从前有个卖臭虫药的，说是他的药如何灵，人家买来回家一看，原来包内是“勤捉”二字。要臭虫断根只有“勤捉”，要文章做得好只有“勤做”。
学绘画的人只懂得一些光学、透视学、色彩学的原理，不肯用笔去画，是不行的。作文也是一样。只懂得一些文法、修辞的原理，不肯用笔去做，终究做不出好文章。作文正同蜘蛛抽丝一样，要抽才有，不抽永远没有。
读书供给作文只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方面是思想方面，我们可从书中懂得世间各方面的真理，人生各样的真相；一方面是技巧方面，我们可从古今各大家的文章上学得他的词句的美丽和风格的清高。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不但在青年们成为问题，在老年人也成为问题。正如从前北京教育部有个司长，很有钱，吃得很胖，而且也很肯买书的。但是他常常叹着气说：“不得了！不得了！书太多了，不知道读哪一本好。”世界上这样叹气的人很多，有老年，也有青年。英国的文学家培兰德（Arnold Bennett）[16]曾说过笑话，以为问读书要从何读起，正同狗咬骨头，要从何咬起，一样奇怪。培兰德意思，是主张趣味的读书法的。
趣味的读书法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学学生国文程度不佳，很大的原因，是不准学生去看有趣味的书。我从前在徽州一个师范学校读书，那学校的校长胡子承先生，是个很顽固的人，不许学生看小说（看小说是要记过或开除），甚至于《新青年》也禁止学生看。但我自己的白话文却是从小说中学来的，因为我们徽州的土话，离白话文很远。现在，像胡子承那样禁止白话文的人是很少（我不敢说没有）了。但许多教员多抱定几册商务、中华的国文教本，教的大概是十年以来《新青年》以后一般作家的作品。老实说，这十年以来的新文学，大概都是些“急就章”，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很少。我们应该鼓励爱好文学的学生多看他们所喜欢看的书，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学与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练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自然，这不要成为乱读，须得有人给他做指导顾问，其次，要别方面的学问知识比例地增进，逐渐养成一个健全的人生观。”（《我学国文的经验》，《谈虎集》下卷）
周先生的后面几句话也很重要的。要有“指导顾问”，可以说是有系统的读书法。系统的读书法也是重要的。培根（Bacon）曾说：“看书同吃东西一样，有的随便尝尝就够了，有的应该吞咽下去的，有的应该咀嚼消化的。”没有系统的读书，正同随便吃东西一样，一定要弄成胃扩张，不消化的。有系统的读书，可分两面说：一面是我们如要懂得一些文学原理，就应该看些什么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或卢那却尔斯基[17]的《文艺与批评》之类。如要研究自然主义的作家，则不可不读弗罗贝、佐拉、莫白三[18]的作品。这叫做专门的读法。一面是应该知道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并不多，我们应该选最好的书来读。如法国诗人波得莱尔（Baudelaire）[19]爱好爱伦波（Edgar Allan Poe）[20]的著作，翻译了许多爱伦波的诗，所以他自己的诗也受了爱伦波的影响。又如歌德的《浮士德》（Faust）的有名，是大家知道的。但如曾孟朴先生所说，他不隐居乡间，译了《狐史》，哪来《浮士德》的成功？又如法人伏尔泰（Voltaire）作文，常常先把马西隆（Massillon）的书拿来读，弥尔顿（Milton）一生也只爱荷马（Homer）与Euripides [21]的著作。这就是“咀嚼消化”的读书法，使自己受了书的影响，使书的灵魂，成为自己的骨肉的。这叫做精选的读法。
“别的方面的学问知识”也很重要的。我在前一讲曾说学科学的人不应该为文学多耽误工夫。学科学的人鉴赏或尝试一些文学趣味是可以的。但如目下中学生之不喜欢数理等科，以及国内出版界自然科学书籍的不畅销，关于高级自然科学的书，竟致没有书店肯印，实在是可虑的事情。学科学的学生应该专注精力于科学，是不用多说了。就是学文学的学生，也不可不有普通的科学常识。夏丏尊先生在他的《文章作法》附录上曾说：
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的现象，不但现在如此。
为补救这简单空虚计，一般都奖励课外读书，或是在读法上多选内容充实的材料，我也曾如此行着。但结果往往使学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识，思想愈无头绪，文字反益玄虚。我所见到的现象如此，恐怕一般的现象也难免如此罢。——《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www.xing528.com)
夏先生的结论是“传染语感于学生”，教员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但我以为这也不是根本办法。要学生的思想不空虚，根本的办法只有学一些根本的科学常识。郭沫若曾说诗人不可不懂得天文学，实在是有见识的话。我以为学文科的高中学生，也不可不有下列的科学常识：
（一）应该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懂得一些唯物史观、经济史观、人类学等常识。
（二）应该多看一些论理学、心理学的书籍，懂得一些思想法则、心理现象。
（三）应该多看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如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懂得一些天、地、人、物的历史和现状。
这是根本办法，可以医“思想无头绪”“文字玄虚”的大病的。
（周作人先生曾对青年进过这样忠告，请参看《谈虎集》下卷，《妇女运动与常识》。我的意思完全与周先生相同，略以鄙见补充一点，因周先生对于论理、心理等科未说及。）普通文科学生总带些自命文豪的气味，对于一切科学都看不起。其实，懂得一些科学常识是做人的基础，做人比做文豪要紧得多。做一两句白话诗，做一篇短篇小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挂不起文豪招牌哪！
读书对于作文的重要，上面大略说过了。但中国青年学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养成善于怀疑，独立思想的精神。
叔本华（Schopenhauer）说得好：
写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印在沙上的行路人的足迹，人们虽然可以因他而明知道前人所取之道路，但行路人为行路和观望前面什么风景起见，是必须使用他自己的眼睛的。
所以书上记载的“真理”和“人生”究竟多是纸上的。叔本华是主张思想，反对读书的，他曾说过很妙的话：“思想是自己跑马，读书是让旁人在我们的脑里跑马。”他的话自然有点偏激。但是中国是一个泥古的民族。所以王安石创经义试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之千年；萧何行漕运之制，行之二千年。（康有为弟子徐勤的话。）女人缠足，“或谓始于李后主，宋人只有程颐一家不缠足”，缠足也缠了千年。无论什么笨事傻事，都行之千年而没有人敢怀疑，没有人敢革命。这真是世界鲜有的奇谈。有人说中国人的头脑是一枚明镜，映进红的就是红，映进白的就是白的，一点变化也没有。这是可以亡国灭种的头脑！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学生们在作文中养成独立思想的习惯。程颐说：“学原于思。”胡适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
胡适又说：“我们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要学生宁失之过疑，不要失之过信。
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人的书籍都是我们的参考品，我们的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我们要学生能够独立思想，不要掉“书袋”。
培根（Bacon）说得好：“书籍永远不会教给你书籍的用处。”一切书籍都是参考品，思想方面是如此，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是如此。
法国文学家布封（Buffon）曾说：“文体即人。”韩德（Leigh Hunt）补充布封的话，说：“人即文体。”中国古语也说：“文如其人。”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脸孔，树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果子，山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石头。一切物体都有个性，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应该有个性。
从前作古文的人专会模仿“先秦诸子”，模仿“两汉”，模仿“唐宋”。现在古文已经打倒，这些习惯是已经取消了。但是，模仿韩愈、苏东坡固是不对的，模仿梁启超、胡适之难道就对了吗？我们读古今名人的文章，要和蚕吃桑叶一样，吐出丝来，模仿好比蚕吃桑叶吐桑叶。中国的白话文的历史比文言文短得多，所以现在白话文正有待于我们的试验和创造，造成一种丰富优美而清新的词句和文体。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写景、写情、写意、写事，运用自如。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简洁，也能够繁复；能够明白，也能够深刻。几本古老的《红楼梦》《水浒》，几册简单的《国语教科书》，几页肤浅的新创作小说，绝不够我们学生的欣赏和研究。一切文章有两个伟大的导师：
一是自然，
二是人生。
我们要学生多多观察自然，研究人生，我们要学生从小养成这种习惯。我们不要学生迷信书本，模仿书本。我们要学生不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做今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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