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字之源，肇于上古。五帝三王，代有更别。至秦为一大变，汉则各体竞出，魏、晋而下，俗书纷行矣。
许氏《说文》自叙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畜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黄帝之史仓颉，见鸟畜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如书法所云，伏羲氏作龙书，神农作穗书，黄帝作云书，少昊作鸾书，高阳作蝌蚪书，高辛作人书，尧作龟书，禹作钟鼎书，务光作倒薤书，文王作鸟书，史佚作虎书，武王作鱼书之类)。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家)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详《古有六书》篇)。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氏)[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六)[七]国，田畴异畮，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军)[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戌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是绝矣。自尔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章草。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守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殿)[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经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五曰缪隶，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可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义，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义)[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书》曰：‘予欲睹古人之象。’言必遵旧文而不穿凿。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云云。”此《说文解字》之所以存古篆于汉代也。
然如许君所云，字体杂出，在汉已然，而群经文字尚存古篆，即传今文者，亦惟隶书而已。书籍之变用楷书，则肇始于唐，而宋、元以下皆因之，古文乃不可得。今讲小学，则当以许氏《说文》为宗主，而旁搜钟鼎之遗。近之治《说文》者，则以段氏玉裁、桂氏馥之书为善本，而兼求朱氏、阮氏、王氏金石之学，深研古义，不为俗书所惑，字学(说)[既]明，而后古经可得而读矣。
【辨伪】本篇抄自许慎《说文解字叙》：
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本篇结论】
《字学源流》篇先释题：“文字之源，肇于上古。五帝三王，代有更别。至秦为一大变，汉则各体竞出，魏、晋而下，俗书纷行矣。许氏《说文自叙》云。”然后将《说文解字叙》节录于下，最后又缀以结语：“此《说文解字》之所以穿古篆于汉代也。然如许君所云，字体杂出，在汉已然，而群经文字尚存古篆，即传今文者，亦惟隶书而已。书籍之变用楷书，则肇始于唐，而宋、元以下皆因之，古文乃不可得。今讲小学，则当以许氏《说文》为宗主，而旁搜钟鼎之遗。近之治《说文》者，则以段氏玉裁、桂氏馥之书为善本，而兼求朱氏、阮氏、王氏金石之学，深研古义，不为俗书所惑，字学(说)[既]明，而后古经可得而读矣。”其中“近之治《说文》者，则以段氏玉裁、桂氏馥之书为善本”，与王筠《说文释例自序》观点相近：“今天下之治《说文》者多矣，莫不穷思毕精，以求为不可加矣，就吾所见论之，桂氏未谷《说文义证》、段氏茂堂《说文解字注》其最盛也。”张之洞《桂氏说文义证叙》亦云：“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国朝经师类皆覃精小学，其校释辨证《说文》之书最显者十余家，而以段注本为甲。习闻诸老师言，段书外，惟曲阜桂氏《义证》为可与抗颜行者。”(www.xing528.com)
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本篇结论】
《字学源流》篇先释题：“文字之源，肇于上古。五帝三王，代有更别。至秦为一大变，汉则各体竞出，魏、晋而下，俗书纷行矣。许氏《说文自叙》云。”然后将《说文解字叙》节录于下，最后又缀以结语：“此《说文解字》之所以穿古篆于汉代也。然如许君所云，字体杂出，在汉已然，而群经文字尚存古篆，即传今文者，亦惟隶书而已。书籍之变用楷书，则肇始于唐，而宋、元以下皆因之，古文乃不可得。今讲小学，则当以许氏《说文》为宗主，而旁搜钟鼎之遗。近之治《说文》者，则以段氏玉裁、桂氏馥之书为善本，而兼求朱氏、阮氏、王氏金石之学，深研古义，不为俗书所惑，字学(说)[既]明，而后古经可得而读矣。”其中“近之治《说文》者，则以段氏玉裁、桂氏馥之书为善本”，与王筠《说文释例自序》观点相近：“今天下之治《说文》者多矣，莫不穷思毕精，以求为不可加矣，就吾所见论之，桂氏未谷《说文义证》、段氏茂堂《说文解字注》其最盛也。”张之洞《桂氏说文义证叙》亦云：“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国朝经师类皆覃精小学，其校释辨证《说文》之书最显者十余家，而以段注本为甲。习闻诸老师言，段书外，惟曲阜桂氏《义证》为可与抗颜行者。”
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本篇结论】
《字学源流》篇先释题：“文字之源，肇于上古。五帝三王，代有更别。至秦为一大变，汉则各体竞出，魏、晋而下，俗书纷行矣。许氏《说文自叙》云。”然后将《说文解字叙》节录于下，最后又缀以结语：“此《说文解字》之所以穿古篆于汉代也。然如许君所云，字体杂出，在汉已然，而群经文字尚存古篆，即传今文者，亦惟隶书而已。书籍之变用楷书，则肇始于唐，而宋、元以下皆因之，古文乃不可得。今讲小学，则当以许氏《说文》为宗主，而旁搜钟鼎之遗。近之治《说文》者，则以段氏玉裁、桂氏馥之书为善本，而兼求朱氏、阮氏、王氏金石之学，深研古义，不为俗书所惑，字学(说)[既]明，而后古经可得而读矣。”其中“近之治《说文》者，则以段氏玉裁、桂氏馥之书为善本”，与王筠《说文释例自序》观点相近：“今天下之治《说文》者多矣，莫不穷思毕精，以求为不可加矣，就吾所见论之，桂氏未谷《说文义证》、段氏茂堂《说文解字注》其最盛也。”张之洞《桂氏说文义证叙》亦云：“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国朝经师类皆覃精小学，其校释辨证《说文》之书最显者十余家，而以段注本为甲。习闻诸老师言，段书外，惟曲阜桂氏《义证》为可与抗颜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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