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之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也。六书之用，转注、假借也。六经传注，自《尔雅》而下，皆兼言转注、假借二者。而《说文》因字之体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义，不言假借。如“能”是兽名，其本义也，下文云：“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彊壮，称能杰。”此是许之说假借处，与“韦”下云“故借以为皮韦”、“乌”下云“故以为乌呼”、“来”下云“故以为行来之来”、“朋”下云“故以为朋党字”、“西”下云“故因以为东西之西”、“子”下云“人以为称”为一例[一]。全书内发明假借，只此数条而已。能之为“贤能”、为“能杰”，由“能兽坚中”而引申之也。引申之，则“贤能”、“能杰”为字之正义，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郑说古书作“耐”，此由古能与而同音，耐与而有本义，古书音之假借也。郑以汉人文字皆作能，此独作耐，故释之，非郑谓能皆当为耐也。又才能本无正字，借能兽为之，若借耐为之，则又借中之借也。[二]
【笺注】
[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四篇下：“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律书》：‘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律历志》曰：‘孳萌于子，人以为称。’‘人’，各本讹‘入’，今正。此与以朋为朋党，以韦为皮韦，以乌为乌呼，以来为行来，以西为东西一例。凡言以为者，皆许君发明六书假借之法。子本阳气动、万物滋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四篇上：“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此说假借也。朋本神鸟，以为朋党字。韦本相背也，以为皮韦。乌本孝乌也，以为乌呼。子本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也，人以为称。凡此四以为皆言六书假借也。朋党字何以借朋鸟也，凤飞则群鸟从以万数也，未制凤字之前，假借固已久矣，犹习闻凤至者为之也。六部、七部音最相近，故朋在六部蒸登韵，小篆凤入七部侵韵也。”(www.xing528.com)
[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篇上：“能，熊属。《左传》、《国语》皆云晋侯梦黄能入于寝门。韦注曰：能似熊。凡《左传》、《国语》能作熊者，皆浅人所改也。足似鹿，故皆从比也。足彘足亦同。从肉犹龙之从肉也。声奴登切，古者在一部，由之而入于咍，则为奴来切，由一部而入于六部，则为奴登切，其义则一也。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贤，古文作臤。臤，坚也，而强壮称能杰也。此四句发明假借之旨。贤能、能杰之义行而本义几废矣。子下曰：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亦此例也。韦、朋、来、西、乌五篆下说解皆此例。凡能之属皆从能。”
【今按】孙雍长《转注论》：戴氏之说(即“四体二用”说)一出，其弟子段玉裁即大为弘扬，他说：“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于此矣；字各有音，而声音尽于此矣；有‘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异字同义曰‘转注’，异义同字曰‘假借’。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假借’而一字数义也。……赵宋以后，言六书者胸襟狭隘，不知‘转注’、‘假借’，所以包括诂训之全，谓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说‘转注’多不可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断言圣人复起，也不能推翻“四体二用”之说，可见其自信和崇奉的程度是何等之深、何等之高。经过戴、段的唱和，“四体二用”说即广为人们所接受，在文字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以往谈到“四体二用”说时，人们只看到戴震和段玉裁的唱和，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一个颇大的差异。我们看到，戴震虽然提出了“字之体”的问题，但他同时也阐述了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他认为，汉字的产生是“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故或“指其事之实”，或“象其形之大体”；至汉字繁衍阶段，“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取乎声谐”，“意寄于字”而“会合其意”。凡此，所谈到的还是造字规律方面的问题，尽管看法有很大片面性(如没有看到“转注”规律和法则的客观存在)，但去“六书”造字的本旨尚不甚远。段玉裁则不然，他只谈到汉字的“体”“用”问题，否认“六书”与造字有关，还把认为“六书”是造字六法讥笑为“胸襟狭隘”，为后来以“六书”为“识字条例”之说有所张本，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因为，离开造字之法则和规律来谈汉字的结构类型，势必难以得到正确的、全面的、能符合汉字产生与孳衍之实际情况的认识；而且，对造字法则的研究本身即是文字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若从段氏之论，对造字之法的研究势必要被结构类型的研究所取代。所以，可以说，“四体二用”说在我国文字学界带来的消极影响，段氏所起的作用更甚于其师。[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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