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解入门》：解经不以新奇为尚

经义平允，解者不可以新奇求胜。盖凡新则不古，奇则不正。十三经皆先圣遗言，意义醇厚，岂有如后世子部、说部之书，徒快一时口舌哉！故如或解“豚鱼”二字，谓即今之“江豚”[一]；解“旧井无禽”，谓“桔槔之上似禽，旧井无水，不用桔槔，故云无禽”[二]；解“西方美人”，谓“佛教东流，始于周代”[三]之类，皆说经家所不取。

【笺注】

[一]宋丁易东撰《易象义》：“豚鱼，今之江豚是也。豚鱼知风，豚鱼之出，则泽上有风之兆也，所谓石燕飞而雨至，江豚出而风生也。江豚，东南之所常见，惟西北则多不之闻，故先儒或析豚鱼为二物，非也。江豚泽，将有风则出，无风则不出，最信者也，故中孚取象焉。巽为鱼为风，兑为泽故也。吾信如豚鱼之知风，则吉矣。行乎泽上而知风，则利涉大川而无虞矣。兑泽为大川，巽木在上，乘木有功，利涉大川也。利贞。爻位正不正相间，恐其不正，欲其得正也。得正则应乎天道，而无不利矣。此卦中心孚信，而能涉险者也。”

[二]宋王应麟辑、长洲惠栋考补《增补郑氏周易》卷中：“井，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体离兑，离外坚中虚，瓶也，兑为暗泽，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犹君子以政教养天下，惠泽无穷也。”(《新本郑氏周易》卷中)

[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毛诗稽古编提要》：“至于附录中‘西方美人’一条，牵及杂说，盛称佛教东流始于周代，至谓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捕鱼诸器一条，称广杀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觉缘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谓庖牺必不作纲罟，皆于经义之外，横滋异学，非惟宋儒无此说，即汉儒亦岂有是论哉！”清夏炘《读诗札记》卷三：“康熙时吴江有陈启源者，著《毛诗稽古编》一书，写以小篆，专辟朱子，而宗《小序》、毛、郑，可谓古调独弹矣。其附录中‘西方美人’一条，盛称‘佛教东流，始于周代’，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侮圣悖经，至斯已极，则其专斥朱子尤罪之小者矣。”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三十：“夫子谓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圣人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此目我释尊言也。《简兮》诗‘西方美人’，所指将无同。盖汉明以前，大法虽未被东土，然观周昭、穆二王时，太史苏由扈多睹充风而知祥西极化人，说者以为即神足弟子中天台之建，寔佛刹之滥觞，可见此时大法必稍有流传，一二士大夫明悟渊识者能默记之，但未比户诵习耳。故邶国诗人闻风思慕，《晋语》亦引西方之书，齐姜氏大国女，所闻必有由来矣。‘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谒仰恋慕，情见于词，抑贤人其修净土观者，与姜氏所引书曰：‘怀与安，寔疚大事。’怀则不能解脱，安则不能精进。大事所谓一大事因缘也。姜引之，虽断章，要皆微妙，宗旨略见于周世者，合之夫子之言，足证东土之有大法久矣。及秦火之后，已遭煨烬，然刘向序列仙，著有佛名，傅毅承明帝问，便对以天竺之教，非素有流传，岂能知之乎?又夫子之答太宰，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非神孚冥契，在语言文字之表不能推尊至此，所谓惟圣知圣也，与邶贤齐女得之于流传者又异矣。噫！此可为知者道也。”

无论汉儒、宋儒及国朝诸儒，各说之新奇无理者，皆当订正，斯为有功于经。如旧说本平允可据，而解者妄生议论，好逞新奇，于古书毫无所据，固为蔑古。即或有子部之言，及隋以前说家之书可证，然怪诞荒谬，皆于经旨无当，虽有证亦不尚[一]。盖经为三代之文，解经者即说三代之语，安得以新奇自喜、矜为心得乎?大凡学解经者，读书不多，见理不足，往往好立新说，以为醒目。不知此是说经第一大病[二]。学者切宜力戒！倘此病深入，则终身不能进益矣。

【笺注】

[一]《轩语·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条云：“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讹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今按：正统经学家反对以子证经，晚清诸子学复兴，此法遂大行。

[二]刘秉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序》：“以示来学……使知望文生义、向壁虚造诚儒者之耻，若单文孤证，果于立异，亦当深戒。尤冀能读书者实事求是，推求寻览，毋事苟简，毋尚新奇，以远虚浮孤陋之讥。”(《续修四库全书》第183册第548页)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人只是读书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说了，只是不曾读得。”

明张泰《沧洲诗集》卷三《读书》：“读书不多胆不大，造理不深心不卑。从古圣贤辛苦在，后生何敢挟生知。”

明周子文《艺薮谈宗》卷二：“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

清高廷珍辑《东林书院志》卷六：“学者要多读书。读书多，心量便广阔，义理便昭明。读书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则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广阔的，只因读书少，见识便狭窄。若读书穷理工夫，到穷得一分理，心量便开一分。读书即明心也。”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一《序例》：“先儒释经，惟求合古；后儒释经，多取更新。故者，古也，合于古，所以合于经也。后儒厌故喜新，作聪明以乱之，弃雅训而登俗诠，缘叔世以证先古，为说弥巧，与经益离远也。欲参伍众说，寻流溯源，推求古经本指，以挽其弊……存其信而阙其疑，勿以乱古之真，窃谓有一得焉，古今为诗学者无虑数十家，其说灿兮备矣。今日论诗不必师心以逞，惟当择善而从，故斯编止参酌旧诂，不创立新解。”

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初学穷经，知所从。凭臆妄说无益，不辨纯驳，任意抄撮亦无益。每课发题，经解题必出先儒，已有确解定论者，使之疏证，以觇其悟。疏证者，比类引书以征实。或旧解两歧者，使之自决，以觇其断。先检元书，宣示诸生，使其领解，然后下笔。主讲既评其卷，指其乖合通塞，必焉书一确解，张于讲堂。”(《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371页)

宋滕珙辑《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七“论汉儒最善说经”曰：“秦、汉诸儒，解释文义虽未尽当，然所得亦多，今但就分数多处论之，则以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与夺之际，似已平允，若更于此一向刻核过当，却恐意思迫窄，而议论偏颇，反不足以服彼之心。”“论六经不可求奇”曰：“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汉儒说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识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长也。”

《六经奥论》卷三“解经不可牵强”：“横渠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诗。余谓读六经之书皆然。如《书》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诸家解用十数句解不尽。曾见作者说曰：‘刑故无刑小，宥过无宥大。’只添二字，而辞意明白，不用解经而理自明。孟子谓“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以好博之心解经，不可也。谓解经即是好博，尤不可也。好博之不可者，如后世考据之家，泛览群书，自矜博洽，徇外夸多，毫无关于身心。其识愈多，其心愈昏，非圣贤之学也。若夫探义理之精微，穷圣贤之蕴奥，究其当然，复究其所以然，以之体于身心，则为修德之要功，以之达于国家，则为经世之大用，此圣学入德之门，非好博也。不博则其理有所不明也。是故“五经”者，圣道之所寄也。《诗》以言性情，《书》以道政事，《周易》备阴阳之消长，《春秋》明治世之大法，《周官》、《仪礼》古先王之制度文为备载其中。读其书，可以明圣人之道。明其道，即以晰吾心之理。”

王嗣槐《桂山堂诗文选》卷五《明经学》：“经也者，圣人之心，万世之耳目也。由是而行焉之谓道，由是而言焉之谓经。秦人焚之而出焉，不能亡也。秦人焚之而不出焉，亦不能亡也。秦之焚书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可得而睹矣。古书三千，自帝魁而下，古诗三千，若孔子所逸杂见他书者不可得而睹矣。然而伏生所藏，孔壁所发，二十九篇而全《书》可概也，三百五篇而全《诗》可概也，又何必问孔子昔所除所删之诗书丘索乎哉?……汉儒经学，可为训诂详明，指事有本，而不免破碎穿凿者，此也。伊川《易传》，言理不言数，晦庵述《诗》，信经不信序。其于《易》之教、《诗》之教何如也?蔡沈注《书》凭臆说，胡文定传《春秋》多牵强，《小戴礼》郑玄为注，而宋人不为注，其于《书》、《礼》、《春秋》何如也?宋儒经学，可为探微穷奥，见理甚醇，而不免纡滞拘挛者，此也。然则以经解经，不可解也，汉儒是也。以我解经，不可解也，宋儒是也。以经从我而解经，不可解也，汉儒经外又拟经焉是也。以我从经而解经，不可解也，宋儒阐经而反为经掩焉是也。夫惟以一经通六经而贯其义，以一心合六经而会其神，斯为善学经，而去二儒之蔽者乎?国家以专经取士，不谓其能举一经之辞，谓其明一经而六经毕贯于此也。虽然，宋儒之学所为优于汉者，岂非汉儒所明者义例，而宋儒所明者理道哉?故曰：经也者，圣人之心，而即万世之心也。学经者于此求之，思过半矣。”

【今按】上引各参皆旨在阐明“解经不尚新奇”。今人力主创新，已不明“此是说经第一大病”。

[一]《轩语·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条云：“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讹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今按：正统经学家反对以子证经，晚清诸子学复兴，此法遂大行。

[二]刘秉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序》：“以示来学……使知望文生义、向壁虚造诚儒者之耻，若单文孤证，果于立异，亦当深戒。尤冀能读书者实事求是，推求寻览，毋事苟简，毋尚新奇，以远虚浮孤陋之讥。”(《续修四库全书》第183册第548页)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人只是读书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说了，只是不曾读得。”

明张泰《沧洲诗集》卷三《读书》：“读书不多胆不大，造理不深心不卑。从古圣贤辛苦在，后生何敢挟生知。”(www.xing528.com)

明周子文《艺薮谈宗》卷二：“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

清高廷珍辑《东林书院志》卷六：“学者要多读书。读书多，心量便广阔，义理便昭明。读书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则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广阔的，只因读书少，见识便狭窄。若读书穷理工夫，到穷得一分理，心量便开一分。读书即明心也。”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一《序例》：“先儒释经，惟求合古；后儒释经，多取更新。故者，古也，合于古，所以合于经也。后儒厌故喜新，作聪明以乱之，弃雅训而登俗诠，缘叔世以证先古，为说弥巧，与经益离远也。欲参伍众说，寻流溯源，推求古经本指，以挽其弊……存其信而阙其疑，勿以乱古之真，窃谓有一得焉，古今为诗学者无虑数十家，其说灿兮备矣。今日论诗不必师心以逞，惟当择善而从，故斯编止参酌旧诂，不创立新解。”

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初学穷经，知所从。凭臆妄说无益，不辨纯驳，任意抄撮亦无益。每课发题，经解题必出先儒，已有确解定论者，使之疏证，以觇其悟。疏证者，比类引书以征实。或旧解两歧者，使之自决，以觇其断。先检元书，宣示诸生，使其领解，然后下笔。主讲既评其卷，指其乖合通塞，必焉书一确解，张于讲堂。”(《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371页)

宋滕珙辑《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七“论汉儒最善说经”曰：“秦、汉诸儒，解释文义虽未尽当，然所得亦多，今但就分数多处论之，则以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与夺之际，似已平允，若更于此一向刻核过当，却恐意思迫窄，而议论偏颇，反不足以服彼之心。”“论六经不可求奇”曰：“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汉儒说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识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长也。”

《六经奥论》卷三“解经不可牵强”：“横渠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诗。余谓读六经之书皆然。如《书》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诸家解用十数句解不尽。曾见作者说曰：‘刑故无刑小，宥过无宥大。’只添二字，而辞意明白，不用解经而理自明。孟子谓“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以好博之心解经，不可也。谓解经即是好博，尤不可也。好博之不可者，如后世考据之家，泛览群书，自矜博洽，徇外夸多，毫无关于身心。其识愈多，其心愈昏，非圣贤之学也。若夫探义理之精微，穷圣贤之蕴奥，究其当然，复究其所以然，以之体于身心，则为修德之要功，以之达于国家，则为经世之大用，此圣学入德之门，非好博也。不博则其理有所不明也。是故“五经”者，圣道之所寄也。《诗》以言性情，《书》以道政事，《周易》备阴阳之消长，《春秋》明治世之大法，《周官》、《仪礼》古先王之制度文为备载其中。读其书，可以明圣人之道。明其道，即以晰吾心之理。”

王嗣槐《桂山堂诗文选》卷五《明经学》：“经也者，圣人之心，万世之耳目也。由是而行焉之谓道，由是而言焉之谓经。秦人焚之而出焉，不能亡也。秦人焚之而不出焉，亦不能亡也。秦之焚书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可得而睹矣。古书三千，自帝魁而下，古诗三千，若孔子所逸杂见他书者不可得而睹矣。然而伏生所藏，孔壁所发，二十九篇而全《书》可概也，三百五篇而全《诗》可概也，又何必问孔子昔所除所删之诗书丘索乎哉?……汉儒经学，可为训诂详明，指事有本，而不免破碎穿凿者，此也。伊川《易传》，言理不言数，晦庵述《诗》，信经不信序。其于《易》之教、《诗》之教何如也?蔡沈注《书》凭臆说，胡文定传《春秋》多牵强，《小戴礼》郑玄为注，而宋人不为注，其于《书》、《礼》、《春秋》何如也?宋儒经学，可为探微穷奥，见理甚醇，而不免纡滞拘挛者，此也。然则以经解经，不可解也，汉儒是也。以我解经，不可解也，宋儒是也。以经从我而解经，不可解也，汉儒经外又拟经焉是也。以我从经而解经，不可解也，宋儒阐经而反为经掩焉是也。夫惟以一经通六经而贯其义，以一心合六经而会其神，斯为善学经，而去二儒之蔽者乎?国家以专经取士，不谓其能举一经之辞，谓其明一经而六经毕贯于此也。虽然，宋儒之学所为优于汉者，岂非汉儒所明者义例，而宋儒所明者理道哉?故曰：经也者，圣人之心，而即万世之心也。学经者于此求之，思过半矣。”

【今按】上引各参皆旨在阐明“解经不尚新奇”。今人力主创新，已不明“此是说经第一大病”。

[一]《轩语·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条云：“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讹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今按：正统经学家反对以子证经，晚清诸子学复兴，此法遂大行。

[二]刘秉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序》：“以示来学……使知望文生义、向壁虚造诚儒者之耻，若单文孤证，果于立异，亦当深戒。尤冀能读书者实事求是，推求寻览，毋事苟简，毋尚新奇，以远虚浮孤陋之讥。”(《续修四库全书》第183册第548页)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人只是读书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说了，只是不曾读得。”

明张泰《沧洲诗集》卷三《读书》：“读书不多胆不大，造理不深心不卑。从古圣贤辛苦在，后生何敢挟生知。”

明周子文《艺薮谈宗》卷二：“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

清高廷珍辑《东林书院志》卷六：“学者要多读书。读书多，心量便广阔，义理便昭明。读书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则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广阔的，只因读书少，见识便狭窄。若读书穷理工夫，到穷得一分理，心量便开一分。读书即明心也。”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一《序例》：“先儒释经，惟求合古；后儒释经，多取更新。故者，古也，合于古，所以合于经也。后儒厌故喜新，作聪明以乱之，弃雅训而登俗诠，缘叔世以证先古，为说弥巧，与经益离远也。欲参伍众说，寻流溯源，推求古经本指，以挽其弊……存其信而阙其疑，勿以乱古之真，窃谓有一得焉，古今为诗学者无虑数十家，其说灿兮备矣。今日论诗不必师心以逞，惟当择善而从，故斯编止参酌旧诂，不创立新解。”

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初学穷经，知所从。凭臆妄说无益，不辨纯驳，任意抄撮亦无益。每课发题，经解题必出先儒，已有确解定论者，使之疏证，以觇其悟。疏证者，比类引书以征实。或旧解两歧者，使之自决，以觇其断。先检元书，宣示诸生，使其领解，然后下笔。主讲既评其卷，指其乖合通塞，必焉书一确解，张于讲堂。”(《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371页)

宋滕珙辑《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七“论汉儒最善说经”曰：“秦、汉诸儒，解释文义虽未尽当，然所得亦多，今但就分数多处论之，则以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与夺之际，似已平允，若更于此一向刻核过当，却恐意思迫窄，而议论偏颇，反不足以服彼之心。”“论六经不可求奇”曰：“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汉儒说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识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长也。”

《六经奥论》卷三“解经不可牵强”：“横渠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诗。余谓读六经之书皆然。如《书》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诸家解用十数句解不尽。曾见作者说曰：‘刑故无刑小，宥过无宥大。’只添二字，而辞意明白，不用解经而理自明。孟子谓“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以好博之心解经，不可也。谓解经即是好博，尤不可也。好博之不可者，如后世考据之家，泛览群书，自矜博洽，徇外夸多，毫无关于身心。其识愈多，其心愈昏，非圣贤之学也。若夫探义理之精微，穷圣贤之蕴奥，究其当然，复究其所以然，以之体于身心，则为修德之要功，以之达于国家，则为经世之大用，此圣学入德之门，非好博也。不博则其理有所不明也。是故“五经”者，圣道之所寄也。《诗》以言性情，《书》以道政事，《周易》备阴阳之消长，《春秋》明治世之大法，《周官》、《仪礼》古先王之制度文为备载其中。读其书，可以明圣人之道。明其道，即以晰吾心之理。”

王嗣槐《桂山堂诗文选》卷五《明经学》：“经也者，圣人之心，万世之耳目也。由是而行焉之谓道，由是而言焉之谓经。秦人焚之而出焉，不能亡也。秦人焚之而不出焉，亦不能亡也。秦之焚书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可得而睹矣。古书三千，自帝魁而下，古诗三千，若孔子所逸杂见他书者不可得而睹矣。然而伏生所藏，孔壁所发，二十九篇而全《书》可概也，三百五篇而全《诗》可概也，又何必问孔子昔所除所删之诗书丘索乎哉?……汉儒经学，可为训诂详明，指事有本，而不免破碎穿凿者，此也。伊川《易传》，言理不言数，晦庵述《诗》，信经不信序。其于《易》之教、《诗》之教何如也?蔡沈注《书》凭臆说，胡文定传《春秋》多牵强，《小戴礼》郑玄为注，而宋人不为注，其于《书》、《礼》、《春秋》何如也?宋儒经学，可为探微穷奥，见理甚醇，而不免纡滞拘挛者，此也。然则以经解经，不可解也，汉儒是也。以我解经，不可解也，宋儒是也。以经从我而解经，不可解也，汉儒经外又拟经焉是也。以我从经而解经，不可解也，宋儒阐经而反为经掩焉是也。夫惟以一经通六经而贯其义，以一心合六经而会其神，斯为善学经，而去二儒之蔽者乎?国家以专经取士，不谓其能举一经之辞，谓其明一经而六经毕贯于此也。虽然，宋儒之学所为优于汉者，岂非汉儒所明者义例，而宋儒所明者理道哉?故曰：经也者，圣人之心，而即万世之心也。学经者于此求之，思过半矣。”

【今按】上引各参皆旨在阐明“解经不尚新奇”。今人力主创新，已不明“此是说经第一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