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解入门》校勘与研究：揭示异同与谬误

校勘[一]者何?校其异同，勘其谬误。此例开于七十子。子夏知“三豕”为“己亥”之讹[二]，即校勘之类。而两汉经师特重此学。

【笺注】

[一]校勘：指对同一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的异同和正误真伪。

[二]卜商卫人，无以尚之，尝返卫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读史志曰：“问诸晋史，果曰己亥。”于是卫以子夏为圣。(《孔子家语》卷九《七十二弟子解》)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吕氏春秋·察传》)

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一]《易经》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笺注】

[一]中古文：指汉代藏于皇宫中的古文经籍。《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颜师古注：“中者，天子之书也。言中，以别于外耳。”龚自珍《说中古文》：“成帝命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但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

张霸《百两篇》，刘向校之，非是，后遂黜其书。恭王于孔壁得《古文尚书》[一]，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误合五篇，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

【笺注】

[一]《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汉书》卷三○)(www.xing528.com)

先后郑氏亦精校勘之学，如《礼》注司农读“匪颁”之“颁”为“班布”之“班”，康成读“利”为“上思利民”之“利”，“嫔贡”之“嫔”，郑云故书作“宾”，“七事”之“七”，郑云故书为“小”之属皆是。

盖以读书而不知校勘，则书之真伪，义之同异，文之脱误，均无由见。故先儒必以校勘为要。

而国朝以校勘名家者：惠氏栋、何氏焯、卢氏见曾、全氏祖望、卢氏文弨、钱氏大昕、李氏文藻、戴氏震、王氏念孙、张氏敦仁、丁氏杰、孙氏星衍、阮氏元、顾氏广圻、赵氏怀玉、鲍氏廷博、袁氏廷梼[一]、吴氏骞诸儒。其最精者则称戴、卢、丁、顾四人。所校勘各书，俱属善本，是正文字，皆有依据，读其书，可以知其功之所存。学者明乎此，则读书自不敢不细心矣。

【笺注】

[一]袁廷梼(1764—1810)，字又恺，一字寿阶，江苏吴县人。监生。著有《红蕙山房吟稿》。按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三：“袁廷梼，更名廷寿，字又恺，国学生。生六岁而孤，生母韩教之成立。家有竹柏楼，韩所居也。廷梼绘图，征海内诗文，以显其节，故竹柏楼颇著声艺林间。家饶于赀，遗书万卷。廷梼与钱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王光禄鸣盛、江征士声、段大令玉裁为师友，而尤与黄主事丕烈相契，故学有本原。后家中落，曾都转燠招修《扬州图经》，同事震其名，既乃叹曰：‘今黄叔度也。’卒年四十八。”

【今按】徐敬修《经学常识》第四章《治经之方法》第二节《今后吾人治经之方法》之第五条：“当知校勘之学。校勘一事，为整理国故最要之条件，且最合科学之方法。盖古经传至今日，遭兵火虫鱼之劫，其间脱误及损坏之处必多，非加以校勘，无以补其缺点。古来学者，多有研究及此。然以代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孙诒让、俞樾诸人为最完密谨严，合科学之方法。孙诒让《札迻序》云：‘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键。’能明乎此，则校勘之学，思过半矣。”(《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165页)

【今按】徐敬修《经学常识》第四章《治经之方法》第二节《今后吾人治经之方法》之第五条：“当知校勘之学。校勘一事，为整理国故最要之条件，且最合科学之方法。盖古经传至今日，遭兵火虫鱼之劫，其间脱误及损坏之处必多，非加以校勘，无以补其缺点。古来学者，多有研究及此。然以代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孙诒让、俞樾诸人为最完密谨严，合科学之方法。孙诒让《札迻序》云：‘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键。’能明乎此，则校勘之学，思过半矣。”(《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165页)

【今按】徐敬修《经学常识》第四章《治经之方法》第二节《今后吾人治经之方法》之第五条：“当知校勘之学。校勘一事，为整理国故最要之条件，且最合科学之方法。盖古经传至今日，遭兵火虫鱼之劫，其间脱误及损坏之处必多，非加以校勘，无以补其缺点。古来学者，多有研究及此。然以代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孙诒让、俞樾诸人为最完密谨严，合科学之方法。孙诒让《札迻序》云：‘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键。’能明乎此，则校勘之学，思过半矣。”(《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