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解入门》：汉宋门户异同与其研究

何谓汉学[一]?许、郑诸儒之学也。何谓宋学[二]?程、朱诸儒之学也。二学何以异?汉儒释经皆有师法[三]，如郑之笺《诗》则宗毛为主，许氏著《说文解字》，则“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5]，即其中今人所视为极迂且曲之义，亦必确有所受，不同臆造。宋儒不然，凡事皆决于理，理有不合，即舍古训而妄出以己意，如《论语》“正名”注，则易“名，字也”之训，而指卫父子之名[四]；子路问“闻斯行诸”，则易包咸“振穷救乏”之说[五]，而以言学问。其说礼制，且有据后世之说释三代之书之弊。此汉、宋二家之所以异，而经学之所以不取宋儒也。至辨《尚书》古文之伪，发于宋儒[六]，实为巨功。学者治经宗汉儒，立身宗宋儒，[七]则两得矣。

【笺注】

[一]汉学：汉代经学中注重训诂考据之学。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学者崇尚其风，形成与“宋学”相对的“乾嘉学派”，也称“汉学”。清代汉学治学比较严谨，对文字训诂、古籍整理、辑佚辨伪、考据注释等，均有一定的贡献，但同时存在泥古、繁琐、见木不见林等流弊。

[二]宋学：主要指宋儒理学，同“汉学”相对。汉学专重训诂、考据，宋学以义理为主，亦称理学。《宋史》为周敦颐、程颐、朱熹等人特立道学传，故又称“道学”。后来元、明、清的理学也称宋学。宋学以“理”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张载、朱熹等。

[三]师法：老师传授的学问和技艺。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

[四]宋赵顺孙《论语纂疏》卷七“子曰必也正名乎”条注曰：“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谢氏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

[五]《论语注疏》卷十一：“子路问闻斯行诸注，包曰：赈穷救乏之事。”(www.xing528.com)

[六]《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古文尚书疏证提要》：“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幾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

[七]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又以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

【今按】徐敬修《经学常识》第四章《治经之方法》第二节《今后吾人治经之方法》之第二条：“知经学之派别。明经学之派别，而后治经学乃可得其纲领，否则家派不明，书籍之研求，亦将无从采择。如两汉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长也。南北朝时：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唐人作义疏，黜北学而崇南学，故汉训多亡。宋、明说经者，喜空言义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清儒说经，崇尚汉学，‘吴中学派’掇拾故籍，训诂昭明；‘徽州学派’详于名物典章，复好深思，心知其意；‘常州学派’宣究微言大义，或推经致用，学者于此，苟能知其源委，则其究经也，必有真实之心得；否则迷离惝恍，令人莫知所从也。”(《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163页)

【又按】江瑔《新体经学讲义》第六章《古今经学流派之大别》第四节《汉学宋学之别》：“经学上之竞争最烈，而门户之见最深者，则汉学、宋学之别是也。汉、宋二派，势不相容。然由汉以迄于宋，凡几经变迁而后成，非骤然致也。汉儒说经，谨守家法，一变而为魏晋之玄理，再变而为南北朝之角立，三变而为隋、唐之正义。唐人之经学，实为汉、宋二派之枢纽，然皆未能特立一代之名，而与汉学相敌也。及宋儒说经，专言义理，废弃传注，以为接孔、孟之心传，由是“宋学”之名屹然以立，与汉学相背而驰。厥后，二派之学，互相诋，治汉学者则斥宋学为空疏，治宋学者则讥汉学为破碎，彼此交攻，势成水火。大氐元、明二代皆宗宋学，甚至变本而加厉。迄于明季，渐又舍宋而趋汉。清代功命，汉、宋并重，然学者咸崇汉黜宋，汉学因以大昌。纵有一二宋学之士，亦咸非汉敌(观江藩所撰之《汉学师承记》及《宋学溯源记》，可以详二派之盛衰)。然二派之争持亦日进未已。近儒陈澧则为调停之说，以为汉儒莫过于郑君，宋儒莫尊于朱子，朱子未尝不言考据，郑君亦未尝不言义理，乃条举郑、朱之学，以为二派之折衷，然终不能平二派之争也。窃平心论之。二派虽不相同，而其有功于六经则一。汉儒之学，以考据为宗，而学者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本《汉书·艺文志》)，说《尧典》篇目二字至十余万言(本师古注引桓谭《新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本《汉书·儒林传赞》)。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以云破碎，诚不能免。然承暴秦焚书之后，使断编残简获以勿坠，而古人之制度名物复昌明于后代，不可谓非汉儒之功也。宋儒之学，以义理为宗，而各逞己说，师心自用，舍经而言义，而去经益远，甚至始而攻注，继而攻传，终且攻经，卤莽灭裂，猖狂自恣，以云空疏，诚所难辞。然承五季礼崩乐坏、廉耻道丧之后，使气节复昌于天下，人类不沦于禽兽，而古人身心性命之哲理亦得以相延于一线，不可谓非宋儒之功也。二代之儒，处地不同，故操术亦异。使宋儒生于汉，未必不崇考据；汉儒生于宋，亦未必不崇义理。况汉人之学，派别多端，考据而外，有以灾异说经者，如京房之《易》、翼奉之《诗》、董仲舒之《公羊春秋》是也；有以大义说经者，如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是也；有以经世说经者，如以《禹贡》治水、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是也(按汉儒每言通经可以致用，故多引经以治事。宋人袭其说，遂谓“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宋儒虽崇义理，然亦有以史事说经者，有以图像说经者，有以心学说经者。至若王应麟等，则博综百学，精于考据，殊不让于汉人，是又未可以考据限汉儒、以义理限宋儒矣。夫考据、义理，二者相须，不可偏废。舍考据而专言义理，则义理皆虚；舍义理而专事考据，则考据亦将奚用(故近儒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阮元之《论语孟子论仁论》，皆以考据言义理)?学者治经，当融会而贯通之，否亦以一派为主，而参以他派之所长。徒纷纷角立门户，搂臂诟詈，是即韩愈所谓“辩生于末学”，甚无谓也。窃又考之。《周礼》司徒所职，师、儒分途，师所以明道，儒所以传业。孔门之后，亦分二派。孟子，师也(故孟子书多言师道)；荀子，儒也(故荀子书多言儒效)。孟子，传六经之微言者也(故孟子长于《春秋》)；荀子，传六经之大义者也(故荀子长于《礼》)。汉儒之学，近接荀子大义之传者也(详见前)。宋儒之学，遥承孟子微言之绪者也(故宋儒极力表章孟子，并称“孔、孟”，尊之为经，而于《荀子》则痛辟之，盖宋儒所持身心性命之说皆脱胎于《孟子》者)。是则汉学出于荀，宋学出于孟，汉、宋之异派，即由于孟、荀之殊学。而溯其要归，何一非孔门之正脉耶?”(《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9～62页)

【又按】江瑔《新体经学讲义》第六章《古今经学流派之大别》第四节《汉学宋学之别》：“经学上之竞争最烈，而门户之见最深者，则汉学、宋学之别是也。汉、宋二派，势不相容。然由汉以迄于宋，凡几经变迁而后成，非骤然致也。汉儒说经，谨守家法，一变而为魏晋之玄理，再变而为南北朝之角立，三变而为隋、唐之正义。唐人之经学，实为汉、宋二派之枢纽，然皆未能特立一代之名，而与汉学相敌也。及宋儒说经，专言义理，废弃传注，以为接孔、孟之心传，由是“宋学”之名屹然以立，与汉学相背而驰。厥后，二派之学，互相诋，治汉学者则斥宋学为空疏，治宋学者则讥汉学为破碎，彼此交攻，势成水火。大氐元、明二代皆宗宋学，甚至变本而加厉。迄于明季，渐又舍宋而趋汉。清代功命，汉、宋并重，然学者咸崇汉黜宋，汉学因以大昌。纵有一二宋学之士，亦咸非汉敌(观江藩所撰之《汉学师承记》及《宋学溯源记》，可以详二派之盛衰)。然二派之争持亦日进未已。近儒陈澧则为调停之说，以为汉儒莫过于郑君，宋儒莫尊于朱子，朱子未尝不言考据，郑君亦未尝不言义理，乃条举郑、朱之学，以为二派之折衷，然终不能平二派之争也。窃平心论之。二派虽不相同，而其有功于六经则一。汉儒之学，以考据为宗，而学者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本《汉书·艺文志》)，说《尧典》篇目二字至十余万言(本师古注引桓谭《新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本《汉书·儒林传赞》)。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以云破碎，诚不能免。然承暴秦焚书之后，使断编残简获以勿坠，而古人之制度名物复昌明于后代，不可谓非汉儒之功也。宋儒之学，以义理为宗，而各逞己说，师心自用，舍经而言义，而去经益远，甚至始而攻注，继而攻传，终且攻经，卤莽灭裂，猖狂自恣，以云空疏，诚所难辞。然承五季礼崩乐坏、廉耻道丧之后，使气节复昌于天下，人类不沦于禽兽，而古人身心性命之哲理亦得以相延于一线，不可谓非宋儒之功也。二代之儒，处地不同，故操术亦异。使宋儒生于汉，未必不崇考据；汉儒生于宋，亦未必不崇义理。况汉人之学，派别多端，考据而外，有以灾异说经者，如京房之《易》、翼奉之《诗》、董仲舒之《公羊春秋》是也；有以大义说经者，如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是也；有以经世说经者，如以《禹贡》治水、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是也(按汉儒每言通经可以致用，故多引经以治事。宋人袭其说，遂谓“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宋儒虽崇义理，然亦有以史事说经者，有以图像说经者，有以心学说经者。至若王应麟等，则博综百学，精于考据，殊不让于汉人，是又未可以考据限汉儒、以义理限宋儒矣。夫考据、义理，二者相须，不可偏废。舍考据而专言义理，则义理皆虚；舍义理而专事考据，则考据亦将奚用(故近儒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阮元之《论语孟子论仁论》，皆以考据言义理)?学者治经，当融会而贯通之，否亦以一派为主，而参以他派之所长。徒纷纷角立门户，搂臂诟詈，是即韩愈所谓“辩生于末学”，甚无谓也。窃又考之。《周礼》司徒所职，师、儒分途，师所以明道，儒所以传业。孔门之后，亦分二派。孟子，师也(故孟子书多言师道)；荀子，儒也(故荀子书多言儒效)。孟子，传六经之微言者也(故孟子长于《春秋》)；荀子，传六经之大义者也(故荀子长于《礼》)。汉儒之学，近接荀子大义之传者也(详见前)。宋儒之学，遥承孟子微言之绪者也(故宋儒极力表章孟子，并称“孔、孟”，尊之为经，而于《荀子》则痛辟之，盖宋儒所持身心性命之说皆脱胎于《孟子》者)。是则汉学出于荀，宋学出于孟，汉、宋之异派，即由于孟、荀之殊学。而溯其要归，何一非孔门之正脉耶?”(《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9～62页)

【又按】江瑔《新体经学讲义》第六章《古今经学流派之大别》第四节《汉学宋学之别》：“经学上之竞争最烈，而门户之见最深者，则汉学、宋学之别是也。汉、宋二派，势不相容。然由汉以迄于宋，凡几经变迁而后成，非骤然致也。汉儒说经，谨守家法，一变而为魏晋之玄理，再变而为南北朝之角立，三变而为隋、唐之正义。唐人之经学，实为汉、宋二派之枢纽，然皆未能特立一代之名，而与汉学相敌也。及宋儒说经，专言义理，废弃传注，以为接孔、孟之心传，由是“宋学”之名屹然以立，与汉学相背而驰。厥后，二派之学，互相诋，治汉学者则斥宋学为空疏，治宋学者则讥汉学为破碎，彼此交攻，势成水火。大氐元、明二代皆宗宋学，甚至变本而加厉。迄于明季，渐又舍宋而趋汉。清代功命，汉、宋并重，然学者咸崇汉黜宋，汉学因以大昌。纵有一二宋学之士，亦咸非汉敌(观江藩所撰之《汉学师承记》及《宋学溯源记》，可以详二派之盛衰)。然二派之争持亦日进未已。近儒陈澧则为调停之说，以为汉儒莫过于郑君，宋儒莫尊于朱子，朱子未尝不言考据，郑君亦未尝不言义理，乃条举郑、朱之学，以为二派之折衷，然终不能平二派之争也。窃平心论之。二派虽不相同，而其有功于六经则一。汉儒之学，以考据为宗，而学者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本《汉书·艺文志》)，说《尧典》篇目二字至十余万言(本师古注引桓谭《新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本《汉书·儒林传赞》)。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以云破碎，诚不能免。然承暴秦焚书之后，使断编残简获以勿坠，而古人之制度名物复昌明于后代，不可谓非汉儒之功也。宋儒之学，以义理为宗，而各逞己说，师心自用，舍经而言义，而去经益远，甚至始而攻注，继而攻传，终且攻经，卤莽灭裂，猖狂自恣，以云空疏，诚所难辞。然承五季礼崩乐坏、廉耻道丧之后，使气节复昌于天下，人类不沦于禽兽，而古人身心性命之哲理亦得以相延于一线，不可谓非宋儒之功也。二代之儒，处地不同，故操术亦异。使宋儒生于汉，未必不崇考据；汉儒生于宋，亦未必不崇义理。况汉人之学，派别多端，考据而外，有以灾异说经者，如京房之《易》、翼奉之《诗》、董仲舒之《公羊春秋》是也；有以大义说经者，如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是也；有以经世说经者，如以《禹贡》治水、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是也(按汉儒每言通经可以致用，故多引经以治事。宋人袭其说，遂谓“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宋儒虽崇义理，然亦有以史事说经者，有以图像说经者，有以心学说经者。至若王应麟等，则博综百学，精于考据，殊不让于汉人，是又未可以考据限汉儒、以义理限宋儒矣。夫考据、义理，二者相须，不可偏废。舍考据而专言义理，则义理皆虚；舍义理而专事考据，则考据亦将奚用(故近儒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阮元之《论语孟子论仁论》，皆以考据言义理)?学者治经，当融会而贯通之，否亦以一派为主，而参以他派之所长。徒纷纷角立门户，搂臂诟詈，是即韩愈所谓“辩生于末学”，甚无谓也。窃又考之。《周礼》司徒所职，师、儒分途，师所以明道，儒所以传业。孔门之后，亦分二派。孟子，师也(故孟子书多言师道)；荀子，儒也(故荀子书多言儒效)。孟子，传六经之微言者也(故孟子长于《春秋》)；荀子，传六经之大义者也(故荀子长于《礼》)。汉儒之学，近接荀子大义之传者也(详见前)。宋儒之学，遥承孟子微言之绪者也(故宋儒极力表章孟子，并称“孔、孟”，尊之为经，而于《荀子》则痛辟之，盖宋儒所持身心性命之说皆脱胎于《孟子》者)。是则汉学出于荀，宋学出于孟，汉、宋之异派，即由于孟、荀之殊学。而溯其要归，何一非孔门之正脉耶?”(《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9～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