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解入门：注家传世之作

经非注不明，故治经必须研求古注。云注家者，举凡释经之书，若传、若笺、若疏而赅言之也。[一]然注家之得失不知，则胸中之去取无据，平日无所致力，临时无所折衷。兹就古注之见存者，稍分优劣，以定趋向。

【笺注】

[一]徐敬修《经学常识》第四章《治经之方法》第一节《古人治经之方法》：“当知体例。何谓体例?曰注，曰疏。注之属：有传，有记，有笺，有注，有诂训，有解诂，有章句，有章指，有集解；疏之属：有义疏，有正义。大抵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称博引以明之。”(《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第156页)

《周易》注疏本[一]王、韩二注，空言说理，失汉家法。孔疏依注敷衍，毫无足据。外如马、郑逸注，及唐李氏鼎祚《集解》[二]中所采者，皆有师传。王肃说经，好与郑难，皆不免于支离。惟言《易》则本诸父朗，多同郑说，其不同者亦与马融相合，则非难郑可知。康成言《易》皆有本，言爻辰则就嫌穿凿。虞翻五世传《孟氏易》，长于通变，其纳甲则大为无理，且好议郑学，是其短也。自唐而下，多近王辅嗣一派，言汉学者，不取居多。

【笺注】

[一]《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寖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弃汉儒，自标新学。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是虽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礼疏》或乖郑义，颖达至斥为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其墨守专门，固通例然也。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文渊阁四库全书》卷首提要)

[二]《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

【附录】

清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一《王肃解经故与郑康成异》：王肃不好郑氏学。人之所见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与郑乖异，甚且不惮改经，改古人相传之故训，以伸其所独见，前人固已有觉之者。近武进臧玉林著《经义杂记》，摘辨尤多。其玄孙镛堂从予学，为予校《毛诗释文》，多本其祖之说，而其自为说，别白是非，亦甚明确。《陈风·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毛传有“乐道忘饥”之语。郑笺作疗饥，谓经文必本是疗字，故郑不云乐当为疗。正义云定本作乐饥，知孔颖达本所载经文亦必是疗饥矣。唐石经初刻乐，后觉其误，而改为疗。又证之《文选》王元长《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日本足利古本皆是疗饥，《韩诗外传》二引《诗》可以療饥，“療”与“”一也。正义引王肃、孙毓皆云可以乐道忘饥。是传中乐道忘饥，乃肃所私撰，而孙毓从之。乐饥二字本相连成文，今乃截乐字为乐道，截饥字为忘饥，毛公必不如是之支离也。又《豳风·东山》“勿士行枚”，经文本作行，毛音衡，横之于口中也。郑就行字读为衔，义亦与毛无异。今笺则云初无行陈衔枚之事，行读为杭，亦肃所改。《释文》于经但云郑音衔，于笺始音户刚反，则郑本不读行为杭明甚。行枚二字亦相连，今又破行为行陈，枚为衔枚，与乐道忘饥语极相似，甚不可通，乃以之诬毛、郑，不亦异乎！

《尚书》孔安国传，真伪错乱，《辨伪篇》[一]所举二十五篇之传，则枚氏作也。治《尚书》者固所不取。孔氏正义不知其伪，从而附之，其失孰甚。就其所引，则较《易》疏为富。[二]此外，伏生《大传》，郑、王之佚注，皆如散珠可宝[三]。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而《史记》多古文家说，贾逵、范宁、杜预诸人，亦得《书》传。其他注之于《书》者，皆(是)[足]援据。所行蔡《传》[四]，则取宋人之说为多。

【笺注】

[一]《辨伪篇》，指《群经辨伪》，为本书之第四篇。

[二]《尚书注疏》十九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汉初惟传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后安国得壁中书，较多于伏生所传，又其字体与汉隶异，是为古文。永嘉之乱，古文中绝。晋梅赜乃上《古文尚书》四十五篇，并安国所作传识者疑之。颖达作《正义》，专主安国，翻疑康成等所见古文为伪书，何也?晁公武谓其因梁费甝疏广之，盖六朝诸家《尚书》义疏世多不传，惟是书犹存其崖略云。(《文渊阁四库全书》卷首提要)

[三]按《汉书·艺文志》，伏生所传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隋志》作《尚书大传》三卷，郑康成序谓章句之外别撰大义。自明代以来，仅留《大传》，残本脱略漫漶，殆不可读之。其注乃郑康成作，今残本尚题其名。新、旧《唐书》并作伏生注《大传》，盖史文之误也。(《尚书大传》文渊阁卷首提要)

[四]《书集传》六卷，宋蔡沈撰。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事迹附载《宋史》元定传。庆元己未，朱子属沈作《书传》，至嘉定己巳书成。其疏通证明，较为简易，且渊源有自，大体终醇。

【附录】

清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一“《伪尚书古文》不可废”条曰：《尚书》伪古文东晋时始出，宋、元以来疑者众矣，近世诸儒攻之尤不遗余力。然虽知其伪，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之言曰：“东晋所上之书，疑为王肃、束晢、皇甫谧辈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缉，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至于姚方兴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伪，直当黜之无疑。”案：此为持平之论。后人可不必更置喙矣。王氏名懋竑，字予中，宝应人，进士，由教授特召授翰林院编修。其文已梓者仅九卷，考证经史，极明确，闻所著尚多，惜无由尽见之。

《诗》惟毛公独得古义，三家异同，足资考订。郑玄笺《诗》，实以宗毛为主，即下己意，亦有识别。人以郑好易毛议之，则孔疏莫辞其咎，何也?郑君申毛之处，疏有未达，即以郑为异，则疏之咎也。王肃述毛意在难郑，往往大背毛意，毛传所引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类，则引师说解经，并非别出异义。荀子说《诗》，本得《诗》传，其义较精，三家、孙毓[一]、陆玑[二]得失相参，元朗《释文》、《音义》尽善。其最古者：《尔雅》所释，《左氏》所引，《论语》、《孟子》之所述。至唐以后，惟王应麟[三]《诗地理考》[四]为可。朱子之废《诗序》，则其误有不待言。

【笺注】

[一]孙毓，字休朗，西晋北海平昌(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官至长沙太守，撰《毛诗异同评》十卷。

[二]陆玑，字符恪，三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草本鸟兽鱼虫疏》二卷。

[三]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厚斋，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举进士。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中是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著有《深宁集》、《困学纪闻》、《玉海》等。事迹见《宋史》本传。

[四]《诗地理考》六卷，宋王应麟撰。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川谷地名者荟萃成编，然皆兼采诸书，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

“三礼”惟康成为折衷，故礼学先儒即称“郑学”，讥其改字，议其引纬，皆不知者之谈。公彦二疏，不及《礼记正义》之详核，《仪礼疏》则不在孔下。杜子春[一]、郑司农[二]、郑大夫[三]、卢植[四]、射慈[五]、马融[六]诸儒之散见于注疏者，虽存异义，亦多有合于郑。王肃之说，则本以难郑。郊祀[七]、朝庙[八]诸议，皆为后世之制。自唐而下，惟宋卫湜《礼记集说》[九]为长。祥道《礼书》[十]、陈澔《集说》[十一]，其原本汉儒者则得，其依据宋人者则失。盖《礼》不能以宋儒之臆度而得也。

【笺注】

[一]杜子春(约前30—约58)，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西汉末向刘歆学习《周礼》，东汉儒者郑众、贾逵并从受业。自此，《周礼》之学始传。按：钟褱《考古录》卷三“缑氏”条云：“《隋书·经籍志》谓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刘歆。褱按：误分缑氏、杜子春为二人，不知杜子春乃河南缑氏人也。缑氏，县名，见《郡国志》，今《通志》《通考》并相沿不改，未免贻误后学。”

[二]郑司农，即郑众(?—83)，字仲师，河南开封人。郑兴子。幼从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及归，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迁武威太守。汉章帝建初六年(81)为大司农。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十六、孙星衍所撰《郑司农年谱》。

[三]郑大夫，即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东汉初学者。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天凤中(14—19)，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及校《三统历》。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十六。

[四]卢植(?—190)，字子干，涿郡(今属河北)人。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五]射慈，吴齐王傅，撰《丧服变除图》五卷。

[六]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从京兆挚恂游学，博通经籍。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七]郊祀：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谓大祀，祀为群祀。《汉书·郊祀志下》：“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

[八]朝庙：祭奠于宗庙。

[九]《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于开禧、嘉定间。首尾阅三十余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

[十]《礼书》一百五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官至秘书省正字。其中多掊击郑学……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佃亦皆排斥旧说。然宗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图后说，考订详悉。公武亦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其书固甚为当世所推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十一]《礼记集说》十卷，元陈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仕，教授乡里，学者称云庄先生。其书衍绎旧闻，附以己见，欲以坦明之说取便初学，而于度数品节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后人病之。

《春秋公羊》：何(邱)[劭]公[一]深得大义，确守师说，以为谬诞者非是。徐疏则微嫌冗沓[二]。《穀梁》：范注亦慎且密[三]，杨[疏]则与徐不相高下[四]。《左氏》：杜注名为“集解”[五]，实则多弃古说。贾逵、服虔之注间存正义，则孔氏之功多也[六]。至其回护杜注，疏例当然，不可以此为责。杜预《释例》则颇有功左氏[七]。而自唐而下，其掊击“三传”、妄立己意者，皆可以得罪《春秋》论。《春秋》之义固具于《公》、《穀》，《春秋》之事固具于《左氏》，而束“三传”于高阁，可乎哉?

【笺注】

[一]何劭公，即何休(129—182)，字劭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进退必以礼，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注异例。又注训《孝经》、《论语》。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党禁解，又辟司徒，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

[二]徐彦，不知时代，一说当属北朝学者，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第四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徐彦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

[三]晋范宁《集解》，《晋书》本传称宁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

[四]唐杨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借之资，又《左传》成于众手，此书出于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

[五]《春秋左氏传注疏》六十卷，晋杜预注。《左氏传》出于汉初，而立于学官最晚，其于释经则义略而事详，预为经传集解，世称左氏功臣，而清儒多有非议。如惠栋《春秋左传补注自序》云：“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尝因杜氏之未备者，作《补注》一卷，传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窃谓《春秋》‘三传’，左氏先著竹帛，名为古学，故所载古文为多。晋、宋以来，郑、贾之学渐微，而服、杜盛行。及孔颖达奉敕为《春秋正义》，又专为杜氏一家之学。值五代之乱，服氏遂亡。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宏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读者可以考得失而审异同。自杜元凯为《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栋少习是书，长闻庭训，每谓杜氏解经，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袪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马宗梿《春秋左传补注自序》亦云：“贾、服之注《左传》，犹康成之注六艺，精确不可移易矣。其地名有京相璠为之注释，郦元《水经注》引之，于三家说融洽贯通，《左传》学思过半矣。元凯《集解》于汉、晋诸儒解未能择善而从，其地理又未能揆度远近，妄为影附，此刘光伯《规过》之书所由作也。东吴惠先生栋遵四代之家学，广搜贾、服、京君之注，援引秦、汉子书为证，继先儒之绝学，为左氏之功臣。余服膺廿载，于惠君《补注》间有遗漏，复妄参末议焉。效子慎之作解谊，家法是守；鄙冲远之为疏证，曲说鲜通。”

[六]唐孔颖达疏。其后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据杜说，沈氏义例粗可，苏氏惟攻贾服，刘氏好规杜失。颖达参取沈、刘之说，两义俱违，则断以己意，务引经稽传，以曲畅《集解》之旨，盖又杜氏之功臣也。

[七]《春秋释例》十五卷，晋杜预撰。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薮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

《孝经》：玄宗注遵用今文，而古文后乃渐微，是其罪也[一]。邢疏[二]无足长短，所遗郑小同注，古义存焉。司马光之《指解》[三]，朱子之《刊误》[四]，窃不取也。

【笺注】

[一]《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制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

[二]邢昺《孝经注疏序》：《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尚以辞高旨远，后学难尽讨论，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

[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宋司马光撰，范祖禹又续为之说。《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

[四]《孝经刊误》一卷，宋朱子撰，书成于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

【附录】

清冯景《解舂集诗文抄》文抄卷十《读孝经》：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本《钩命决》之文)而汪端明以为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朱子亦作《孝经刊误》，盖以其书非复孔氏之旧也。善乎归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独见，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纯乎孔氏之旧也，则莫若俱存之。夫《孝经》十八章，河间颜芝所藏，芝子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经》多《闺门》一章，则孔氏壁中所藏鲁三老之所献也，正宜并存以待学者之自择，则真伪不可掩，奈何卒以颜本为定也。唐开元中，史官刘知幾议宜行孔传，废郑注，证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马贞等排之，卒行郑学。后明皇自注，元行冲造疏，颁于天下，遂以十八章为定，今《石台孝经》是也。则《古孝经》之废自此始矣。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唯是《闺门》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传汉魏，未之有改。司马贞独以为隋刘炫伪作而黜之，岂非有见于唐朝闺门不肃而为国讳邪?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者也。于是乎马嵬之祸不旋踵。王安石谓《春秋》断烂朝报，不列学官，而宋遂北辕。呜呼，唐则闺门之教废，宋则复雠之义亡也。小人侮圣人之言，而祸及家国，悲夫！惟司马君实确信古文，以谓《孝经》、《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何异信脍可啖，而疑炙之不可食也。顾吾所望于学者，岂徒诵读云尔哉?

《论语》：何注本[一]集安国、包咸、马、郑、王诸家之成，间参己意，而古意犹备。邢氏之疏[二]则尚不如皇侃之善。退之《笔解》[三]，伪托无疑，祥道《全解》[四]，驳杂奚似?

【笺注】

[一]《论语集解》十卷，魏何晏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官魏尚书驸马都尉。

[二]宋邢昺疏。昺初擢九经及第，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等校定群经义疏。盖唐人止为五经疏而不及《孝经》、《论语》，至是始成之。晏所采孔安国而下凡若干家，皆古训。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详矣。朱子《集注》出，义理更为精深，亦实始基于此。自谓凡见于注疏者不复更详是也。(文渊阁四库本《论语注疏》卷首提要)

[三]《论语笔解》二卷，旧本题唐韩愈、李翱同撰。中间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许勃《论语笔解序》：昌黎文公著《笔解论语》一十卷，其间“翱曰”者，盖李习之同与切磨，世所传率多讹舛，始愈笔大义，则示翱，翱从而交相明辨，非独韩制此书也。噫，齐、鲁之门人所记善言既有同异，汉、魏学者注集繁阔，罕造其精，今观韩、李二学勤拳渊微，可谓窥圣人之堂奥矣，岂章句之技所可究极其旨哉?予缮校旧本数家，得其纯粹，欲以广传，故序以发之。○清方成珪《韩集笺正》卷首：“今所传《论语笔解》出后人伪托。愚按：世传《笔解》止二卷，晁氏《读书附志》云：今本‘李曰’原本实作‘翱曰’，或即习之所编次，而附以己说与?”○清程大中《四书逸笺》卷二“宰予昼寝”条：“《论语笔解》一卷，托名昌黎，文义甚粗浅。昼寝章读寝为寝室之寝，昼，胡卦反，言宰予绘画寝室，故夫子叹其不可雕，不可杇。考梁武帝解此章已是如此，不始于《笔解》也。”

[四]《论语全解》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李廌《师友谈》记载其本末甚详。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于礼制最为明晰。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然其间征引详核，可取者多，固不容以一眚掩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孟子》：赵注[一]可称完善，孙奭之疏[二]则陋甚也。

【笺注】

[一]赵注，即《孟子正义》，十四卷，汉赵岐注。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征拜仪郎，举敦煌太守，后迁太仆终太常。事迹见《后汉书》本传。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二]孙奭之疏，旧本题宋孙奭撰《孟子疏》。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见《宋史》本传。其疏虽亦称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于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著，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故《朱子语录》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至岐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根据。至于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亦不能举，则弇陋太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尔雅》：郭注[一]去古未远，其所不知，善在能阙。疏[二]亦就范，间采樊、李诸家，尤为有得。郑樵之注[三]，无足算也。

【笺注】

[一]《尔雅注疏》十一卷，晋郭璞注。治《尔雅》者，自犍为文学而下共十余家，璞荟萃为注，陆德明谓其洽闻强识，为世所重，自是以后为解义者甚多，《释文》而外，传者甚少。(文渊阁四库本《尔雅注疏》卷首提要)

[二]宋邢昺等疏。晁公武曰：旧有孙炎、高琏疏，以其浅略，命昺等别著此书。其后若陆佃之《埤雅》、罗愿之《尔雅翼》，又因邢疏而广之者也。(文渊阁四库本《尔雅注疏》卷首提要)

清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一《王肃解经故与郑康成异》：王肃不好郑氏学。人之所见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与郑乖异，甚且不惮改经，改古人相传之故训，以伸其所独见，前人固已有觉之者。近武进臧玉林著《经义杂记》，摘辨尤多。其玄孙镛堂从予学，为予校《毛诗释文》，多本其祖之说，而其自为说，别白是非，亦甚明确。《陈风·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毛传有“乐道忘饥”之语。郑笺作疗饥，谓经文必本是疗字，故郑不云乐当为疗。正义云定本作乐饥，知孔颖达本所载经文亦必是疗饥矣。唐石经初刻乐，后觉其误，而改为疗。又证之《文选》王元长《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日本足利古本皆是疗饥，《韩诗外传》二引《诗》可以療饥，“療”与“”一也。正义引王肃、孙毓皆云可以乐道忘饥。是传中乐道忘饥，乃肃所私撰，而孙毓从之。乐饥二字本相连成文，今乃截乐字为乐道，截饥字为忘饥，毛公必不如是之支离也。又《豳风·东山》“勿士行枚”，经文本作行，毛音衡，横之于口中也。郑就行字读为衔，义亦与毛无异。今笺则云初无行陈衔枚之事，行读为杭，亦肃所改。《释文》于经但云郑音衔，于笺始音户刚反，则郑本不读行为杭明甚。行枚二字亦相连，今又破行为行陈，枚为衔枚，与乐道忘饥语极相似，甚不可通，乃以之诬毛、郑，不亦异乎！

《尚书》孔安国传，真伪错乱，《辨伪篇》[一]所举二十五篇之传，则枚氏作也。治《尚书》者固所不取。孔氏正义不知其伪，从而附之，其失孰甚。就其所引，则较《易》疏为富。[二]此外，伏生《大传》，郑、王之佚注，皆如散珠可宝[三]。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而《史记》多古文家说，贾逵、范宁、杜预诸人，亦得《书》传。其他注之于《书》者，皆(是)[足]援据。所行蔡《传》[四]，则取宋人之说为多。

【笺注】

[一]《辨伪篇》，指《群经辨伪》，为本书之第四篇。

[二]《尚书注疏》十九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汉初惟传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后安国得壁中书，较多于伏生所传，又其字体与汉隶异，是为古文。永嘉之乱，古文中绝。晋梅赜乃上《古文尚书》四十五篇，并安国所作传识者疑之。颖达作《正义》，专主安国，翻疑康成等所见古文为伪书，何也?晁公武谓其因梁费甝疏广之，盖六朝诸家《尚书》义疏世多不传，惟是书犹存其崖略云。(《文渊阁四库全书》卷首提要)

[三]按《汉书·艺文志》，伏生所传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隋志》作《尚书大传》三卷，郑康成序谓章句之外别撰大义。自明代以来，仅留《大传》，残本脱略漫漶，殆不可读之。其注乃郑康成作，今残本尚题其名。新、旧《唐书》并作伏生注《大传》，盖史文之误也。(《尚书大传》文渊阁卷首提要)

[四]《书集传》六卷，宋蔡沈撰。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事迹附载《宋史》元定传。庆元己未，朱子属沈作《书传》，至嘉定己巳书成。其疏通证明，较为简易，且渊源有自，大体终醇。

【附录】

清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一“《伪尚书古文》不可废”条曰：《尚书》伪古文东晋时始出，宋、元以来疑者众矣，近世诸儒攻之尤不遗余力。然虽知其伪，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之言曰：“东晋所上之书，疑为王肃、束晢、皇甫谧辈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缉，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至于姚方兴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伪，直当黜之无疑。”案：此为持平之论。后人可不必更置喙矣。王氏名懋竑，字予中，宝应人，进士，由教授特召授翰林院编修。其文已梓者仅九卷，考证经史，极明确，闻所著尚多，惜无由尽见之。

《诗》惟毛公独得古义，三家异同，足资考订。郑玄笺《诗》，实以宗毛为主，即下己意，亦有识别。人以郑好易毛议之，则孔疏莫辞其咎，何也?郑君申毛之处，疏有未达，即以郑为异，则疏之咎也。王肃述毛意在难郑，往往大背毛意，毛传所引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类，则引师说解经，并非别出异义。荀子说《诗》，本得《诗》传，其义较精，三家、孙毓[一]、陆玑[二]得失相参，元朗《释文》、《音义》尽善。其最古者：《尔雅》所释，《左氏》所引，《论语》、《孟子》之所述。至唐以后，惟王应麟[三]《诗地理考》[四]为可。朱子之废《诗序》，则其误有不待言。

【笺注】

[一]孙毓，字休朗，西晋北海平昌(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官至长沙太守，撰《毛诗异同评》十卷。

[二]陆玑，字符恪，三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草本鸟兽鱼虫疏》二卷。

[三]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厚斋，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举进士。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中是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著有《深宁集》、《困学纪闻》、《玉海》等。事迹见《宋史》本传。

[四]《诗地理考》六卷，宋王应麟撰。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川谷地名者荟萃成编，然皆兼采诸书，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

“三礼”惟康成为折衷，故礼学先儒即称“郑学”，讥其改字，议其引纬，皆不知者之谈。公彦二疏，不及《礼记正义》之详核，《仪礼疏》则不在孔下。杜子春[一]、郑司农[二]、郑大夫[三]、卢植[四]、射慈[五]、马融[六]诸儒之散见于注疏者，虽存异义，亦多有合于郑。王肃之说，则本以难郑。郊祀[七]、朝庙[八]诸议，皆为后世之制。自唐而下，惟宋卫湜《礼记集说》[九]为长。祥道《礼书》[十]、陈澔《集说》[十一]，其原本汉儒者则得，其依据宋人者则失。盖《礼》不能以宋儒之臆度而得也。

【笺注】

[一]杜子春(约前30—约58)，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西汉末向刘歆学习《周礼》，东汉儒者郑众、贾逵并从受业。自此，《周礼》之学始传。按：钟褱《考古录》卷三“缑氏”条云：“《隋书·经籍志》谓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刘歆。褱按：误分缑氏、杜子春为二人，不知杜子春乃河南缑氏人也。缑氏，县名，见《郡国志》，今《通志》《通考》并相沿不改，未免贻误后学。”

[二]郑司农，即郑众(?—83)，字仲师，河南开封人。郑兴子。幼从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及归，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迁武威太守。汉章帝建初六年(81)为大司农。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十六、孙星衍所撰《郑司农年谱》。

[三]郑大夫，即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东汉初学者。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天凤中(14—19)，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及校《三统历》。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十六。

[四]卢植(?—190)，字子干，涿郡(今属河北)人。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五]射慈，吴齐王傅，撰《丧服变除图》五卷。

[六]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从京兆挚恂游学，博通经籍。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七]郊祀：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谓大祀，祀为群祀。《汉书·郊祀志下》：“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

[八]朝庙：祭奠于宗庙。

[九]《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于开禧、嘉定间。首尾阅三十余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

[十]《礼书》一百五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官至秘书省正字。其中多掊击郑学……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佃亦皆排斥旧说。然宗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图后说，考订详悉。公武亦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其书固甚为当世所推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十一]《礼记集说》十卷，元陈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仕，教授乡里，学者称云庄先生。其书衍绎旧闻，附以己见，欲以坦明之说取便初学，而于度数品节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后人病之。

《春秋公羊》：何(邱)[劭]公[一]深得大义，确守师说，以为谬诞者非是。徐疏则微嫌冗沓[二]。《穀梁》：范注亦慎且密[三]，杨[疏]则与徐不相高下[四]。《左氏》：杜注名为“集解”[五]，实则多弃古说。贾逵、服虔之注间存正义，则孔氏之功多也[六]。至其回护杜注，疏例当然，不可以此为责。杜预《释例》则颇有功左氏[七]。而自唐而下，其掊击“三传”、妄立己意者，皆可以得罪《春秋》论。《春秋》之义固具于《公》、《穀》，《春秋》之事固具于《左氏》，而束“三传”于高阁，可乎哉?

【笺注】

[一]何劭公，即何休(129—182)，字劭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进退必以礼，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注异例。又注训《孝经》、《论语》。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党禁解，又辟司徒，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

[二]徐彦，不知时代，一说当属北朝学者，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第四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徐彦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

[三]晋范宁《集解》，《晋书》本传称宁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

[四]唐杨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借之资，又《左传》成于众手，此书出于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www.xing528.com)

[五]《春秋左氏传注疏》六十卷，晋杜预注。《左氏传》出于汉初，而立于学官最晚，其于释经则义略而事详，预为经传集解，世称左氏功臣，而清儒多有非议。如惠栋《春秋左传补注自序》云：“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尝因杜氏之未备者，作《补注》一卷，传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窃谓《春秋》‘三传’，左氏先著竹帛，名为古学，故所载古文为多。晋、宋以来，郑、贾之学渐微，而服、杜盛行。及孔颖达奉敕为《春秋正义》，又专为杜氏一家之学。值五代之乱，服氏遂亡。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宏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读者可以考得失而审异同。自杜元凯为《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栋少习是书，长闻庭训，每谓杜氏解经，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袪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马宗梿《春秋左传补注自序》亦云：“贾、服之注《左传》，犹康成之注六艺，精确不可移易矣。其地名有京相璠为之注释，郦元《水经注》引之，于三家说融洽贯通，《左传》学思过半矣。元凯《集解》于汉、晋诸儒解未能择善而从，其地理又未能揆度远近，妄为影附，此刘光伯《规过》之书所由作也。东吴惠先生栋遵四代之家学，广搜贾、服、京君之注，援引秦、汉子书为证，继先儒之绝学，为左氏之功臣。余服膺廿载，于惠君《补注》间有遗漏，复妄参末议焉。效子慎之作解谊，家法是守；鄙冲远之为疏证，曲说鲜通。”

[六]唐孔颖达疏。其后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据杜说，沈氏义例粗可，苏氏惟攻贾服，刘氏好规杜失。颖达参取沈、刘之说，两义俱违，则断以己意，务引经稽传，以曲畅《集解》之旨，盖又杜氏之功臣也。

[七]《春秋释例》十五卷，晋杜预撰。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薮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

《孝经》：玄宗注遵用今文，而古文后乃渐微，是其罪也[一]。邢疏[二]无足长短，所遗郑小同注，古义存焉。司马光之《指解》[三]，朱子之《刊误》[四]，窃不取也。

【笺注】

[一]《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制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

[二]邢昺《孝经注疏序》：《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尚以辞高旨远，后学难尽讨论，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

[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宋司马光撰，范祖禹又续为之说。《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

[四]《孝经刊误》一卷，宋朱子撰，书成于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

【附录】

清冯景《解舂集诗文抄》文抄卷十《读孝经》：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本《钩命决》之文)而汪端明以为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朱子亦作《孝经刊误》，盖以其书非复孔氏之旧也。善乎归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独见，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纯乎孔氏之旧也，则莫若俱存之。夫《孝经》十八章，河间颜芝所藏，芝子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经》多《闺门》一章，则孔氏壁中所藏鲁三老之所献也，正宜并存以待学者之自择，则真伪不可掩，奈何卒以颜本为定也。唐开元中，史官刘知幾议宜行孔传，废郑注，证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马贞等排之，卒行郑学。后明皇自注，元行冲造疏，颁于天下，遂以十八章为定，今《石台孝经》是也。则《古孝经》之废自此始矣。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唯是《闺门》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传汉魏，未之有改。司马贞独以为隋刘炫伪作而黜之，岂非有见于唐朝闺门不肃而为国讳邪?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者也。于是乎马嵬之祸不旋踵。王安石谓《春秋》断烂朝报，不列学官，而宋遂北辕。呜呼，唐则闺门之教废，宋则复雠之义亡也。小人侮圣人之言，而祸及家国，悲夫！惟司马君实确信古文，以谓《孝经》、《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何异信脍可啖，而疑炙之不可食也。顾吾所望于学者，岂徒诵读云尔哉?

《论语》：何注本[一]集安国、包咸、马、郑、王诸家之成，间参己意，而古意犹备。邢氏之疏[二]则尚不如皇侃之善。退之《笔解》[三]，伪托无疑，祥道《全解》[四]，驳杂奚似?

【笺注】

[一]《论语集解》十卷，魏何晏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官魏尚书驸马都尉。

[二]宋邢昺疏。昺初擢九经及第，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等校定群经义疏。盖唐人止为五经疏而不及《孝经》、《论语》，至是始成之。晏所采孔安国而下凡若干家，皆古训。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详矣。朱子《集注》出，义理更为精深，亦实始基于此。自谓凡见于注疏者不复更详是也。(文渊阁四库本《论语注疏》卷首提要)

[三]《论语笔解》二卷，旧本题唐韩愈、李翱同撰。中间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许勃《论语笔解序》：昌黎文公著《笔解论语》一十卷，其间“翱曰”者，盖李习之同与切磨，世所传率多讹舛，始愈笔大义，则示翱，翱从而交相明辨，非独韩制此书也。噫，齐、鲁之门人所记善言既有同异，汉、魏学者注集繁阔，罕造其精，今观韩、李二学勤拳渊微，可谓窥圣人之堂奥矣，岂章句之技所可究极其旨哉?予缮校旧本数家，得其纯粹，欲以广传，故序以发之。○清方成珪《韩集笺正》卷首：“今所传《论语笔解》出后人伪托。愚按：世传《笔解》止二卷，晁氏《读书附志》云：今本‘李曰’原本实作‘翱曰’，或即习之所编次，而附以己说与?”○清程大中《四书逸笺》卷二“宰予昼寝”条：“《论语笔解》一卷，托名昌黎，文义甚粗浅。昼寝章读寝为寝室之寝，昼，胡卦反，言宰予绘画寝室，故夫子叹其不可雕，不可杇。考梁武帝解此章已是如此，不始于《笔解》也。”

[四]《论语全解》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李廌《师友谈》记载其本末甚详。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于礼制最为明晰。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然其间征引详核，可取者多，固不容以一眚掩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孟子》：赵注[一]可称完善，孙奭之疏[二]则陋甚也。

【笺注】

[一]赵注，即《孟子正义》，十四卷，汉赵岐注。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征拜仪郎，举敦煌太守，后迁太仆终太常。事迹见《后汉书》本传。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二]孙奭之疏，旧本题宋孙奭撰《孟子疏》。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见《宋史》本传。其疏虽亦称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于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著，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故《朱子语录》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至岐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根据。至于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亦不能举，则弇陋太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尔雅》：郭注[一]去古未远，其所不知，善在能阙。疏[二]亦就范，间采樊、李诸家，尤为有得。郑樵之注[三]，无足算也。

【笺注】

[一]《尔雅注疏》十一卷，晋郭璞注。治《尔雅》者，自犍为文学而下共十余家，璞荟萃为注，陆德明谓其洽闻强识，为世所重，自是以后为解义者甚多，《释文》而外，传者甚少。(文渊阁四库本《尔雅注疏》卷首提要)

[二]宋邢昺等疏。晁公武曰：旧有孙炎、高琏疏，以其浅略，命昺等别著此书。其后若陆佃之《埤雅》、罗愿之《尔雅翼》，又因邢疏而广之者也。(文渊阁四库本《尔雅注疏》卷首提要)

清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一《王肃解经故与郑康成异》：王肃不好郑氏学。人之所见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与郑乖异，甚且不惮改经，改古人相传之故训，以伸其所独见，前人固已有觉之者。近武进臧玉林著《经义杂记》，摘辨尤多。其玄孙镛堂从予学，为予校《毛诗释文》，多本其祖之说，而其自为说，别白是非，亦甚明确。《陈风·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毛传有“乐道忘饥”之语。郑笺作疗饥，谓经文必本是疗字，故郑不云乐当为疗。正义云定本作乐饥，知孔颖达本所载经文亦必是疗饥矣。唐石经初刻乐，后觉其误，而改为疗。又证之《文选》王元长《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日本足利古本皆是疗饥，《韩诗外传》二引《诗》可以療饥，“療”与“”一也。正义引王肃、孙毓皆云可以乐道忘饥。是传中乐道忘饥，乃肃所私撰，而孙毓从之。乐饥二字本相连成文，今乃截乐字为乐道，截饥字为忘饥，毛公必不如是之支离也。又《豳风·东山》“勿士行枚”，经文本作行，毛音衡，横之于口中也。郑就行字读为衔，义亦与毛无异。今笺则云初无行陈衔枚之事，行读为杭，亦肃所改。《释文》于经但云郑音衔，于笺始音户刚反，则郑本不读行为杭明甚。行枚二字亦相连，今又破行为行陈，枚为衔枚，与乐道忘饥语极相似，甚不可通，乃以之诬毛、郑，不亦异乎！

《尚书》孔安国传，真伪错乱，《辨伪篇》[一]所举二十五篇之传，则枚氏作也。治《尚书》者固所不取。孔氏正义不知其伪，从而附之，其失孰甚。就其所引，则较《易》疏为富。[二]此外，伏生《大传》，郑、王之佚注，皆如散珠可宝[三]。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而《史记》多古文家说，贾逵、范宁、杜预诸人，亦得《书》传。其他注之于《书》者，皆(是)[足]援据。所行蔡《传》[四]，则取宋人之说为多。

【笺注】

[一]《辨伪篇》，指《群经辨伪》，为本书之第四篇。

[二]《尚书注疏》十九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汉初惟传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后安国得壁中书，较多于伏生所传，又其字体与汉隶异，是为古文。永嘉之乱，古文中绝。晋梅赜乃上《古文尚书》四十五篇，并安国所作传识者疑之。颖达作《正义》，专主安国，翻疑康成等所见古文为伪书，何也?晁公武谓其因梁费甝疏广之，盖六朝诸家《尚书》义疏世多不传，惟是书犹存其崖略云。(《文渊阁四库全书》卷首提要)

[三]按《汉书·艺文志》，伏生所传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隋志》作《尚书大传》三卷，郑康成序谓章句之外别撰大义。自明代以来，仅留《大传》，残本脱略漫漶，殆不可读之。其注乃郑康成作，今残本尚题其名。新、旧《唐书》并作伏生注《大传》，盖史文之误也。(《尚书大传》文渊阁卷首提要)

[四]《书集传》六卷，宋蔡沈撰。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事迹附载《宋史》元定传。庆元己未，朱子属沈作《书传》，至嘉定己巳书成。其疏通证明，较为简易，且渊源有自，大体终醇。

【附录】

清卢文弨《龙城札记》卷一“《伪尚书古文》不可废”条曰：《尚书》伪古文东晋时始出，宋、元以来疑者众矣，近世诸儒攻之尤不遗余力。然虽知其伪，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之言曰：“东晋所上之书，疑为王肃、束晢、皇甫谧辈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缉，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至于姚方兴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伪，直当黜之无疑。”案：此为持平之论。后人可不必更置喙矣。王氏名懋竑，字予中，宝应人，进士，由教授特召授翰林院编修。其文已梓者仅九卷，考证经史，极明确，闻所著尚多，惜无由尽见之。

《诗》惟毛公独得古义，三家异同，足资考订。郑玄笺《诗》，实以宗毛为主，即下己意，亦有识别。人以郑好易毛议之，则孔疏莫辞其咎，何也?郑君申毛之处，疏有未达，即以郑为异，则疏之咎也。王肃述毛意在难郑，往往大背毛意，毛传所引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类，则引师说解经，并非别出异义。荀子说《诗》，本得《诗》传，其义较精，三家、孙毓[一]、陆玑[二]得失相参，元朗《释文》、《音义》尽善。其最古者：《尔雅》所释，《左氏》所引，《论语》、《孟子》之所述。至唐以后，惟王应麟[三]《诗地理考》[四]为可。朱子之废《诗序》，则其误有不待言。

【笺注】

[一]孙毓，字休朗，西晋北海平昌(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官至长沙太守，撰《毛诗异同评》十卷。

[二]陆玑，字符恪，三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草本鸟兽鱼虫疏》二卷。

[三]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厚斋，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举进士。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中是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著有《深宁集》、《困学纪闻》、《玉海》等。事迹见《宋史》本传。

[四]《诗地理考》六卷，宋王应麟撰。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川谷地名者荟萃成编，然皆兼采诸书，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

“三礼”惟康成为折衷，故礼学先儒即称“郑学”，讥其改字，议其引纬，皆不知者之谈。公彦二疏，不及《礼记正义》之详核，《仪礼疏》则不在孔下。杜子春[一]、郑司农[二]、郑大夫[三]、卢植[四]、射慈[五]、马融[六]诸儒之散见于注疏者，虽存异义，亦多有合于郑。王肃之说，则本以难郑。郊祀[七]、朝庙[八]诸议，皆为后世之制。自唐而下，惟宋卫湜《礼记集说》[九]为长。祥道《礼书》[十]、陈澔《集说》[十一]，其原本汉儒者则得，其依据宋人者则失。盖《礼》不能以宋儒之臆度而得也。

【笺注】

[一]杜子春(约前30—约58)，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西汉末向刘歆学习《周礼》，东汉儒者郑众、贾逵并从受业。自此，《周礼》之学始传。按：钟褱《考古录》卷三“缑氏”条云：“《隋书·经籍志》谓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刘歆。褱按：误分缑氏、杜子春为二人，不知杜子春乃河南缑氏人也。缑氏，县名，见《郡国志》，今《通志》《通考》并相沿不改，未免贻误后学。”

[二]郑司农，即郑众(?—83)，字仲师，河南开封人。郑兴子。幼从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及归，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迁武威太守。汉章帝建初六年(81)为大司农。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十六、孙星衍所撰《郑司农年谱》。

[三]郑大夫，即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东汉初学者。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天凤中(14—19)，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及校《三统历》。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十六。

[四]卢植(?—190)，字子干，涿郡(今属河北)人。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五]射慈，吴齐王傅，撰《丧服变除图》五卷。

[六]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从京兆挚恂游学，博通经籍。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事迹见《后汉书》本传。

[七]郊祀：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谓大祀，祀为群祀。《汉书·郊祀志下》：“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

[八]朝庙：祭奠于宗庙。

[九]《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于开禧、嘉定间。首尾阅三十余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

[十]《礼书》一百五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官至秘书省正字。其中多掊击郑学……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佃亦皆排斥旧说。然宗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图后说，考订详悉。公武亦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其书固甚为当世所推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十一]《礼记集说》十卷，元陈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仕，教授乡里，学者称云庄先生。其书衍绎旧闻，附以己见，欲以坦明之说取便初学，而于度数品节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后人病之。

《春秋公羊》：何(邱)[劭]公[一]深得大义，确守师说，以为谬诞者非是。徐疏则微嫌冗沓[二]。《穀梁》：范注亦慎且密[三]，杨[疏]则与徐不相高下[四]。《左氏》：杜注名为“集解”[五]，实则多弃古说。贾逵、服虔之注间存正义，则孔氏之功多也[六]。至其回护杜注，疏例当然，不可以此为责。杜预《释例》则颇有功左氏[七]。而自唐而下，其掊击“三传”、妄立己意者，皆可以得罪《春秋》论。《春秋》之义固具于《公》、《穀》，《春秋》之事固具于《左氏》，而束“三传”于高阁，可乎哉?

【笺注】

[一]何劭公，即何休(129—182)，字劭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进退必以礼，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注异例。又注训《孝经》、《论语》。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党禁解，又辟司徒，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

[二]徐彦，不知时代，一说当属北朝学者，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第四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徐彦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

[三]晋范宁《集解》，《晋书》本传称宁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

[四]唐杨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借之资，又《左传》成于众手，此书出于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

[五]《春秋左氏传注疏》六十卷，晋杜预注。《左氏传》出于汉初，而立于学官最晚，其于释经则义略而事详，预为经传集解，世称左氏功臣，而清儒多有非议。如惠栋《春秋左传补注自序》云：“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尝因杜氏之未备者，作《补注》一卷，传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窃谓《春秋》‘三传’，左氏先著竹帛，名为古学，故所载古文为多。晋、宋以来，郑、贾之学渐微，而服、杜盛行。及孔颖达奉敕为《春秋正义》，又专为杜氏一家之学。值五代之乱，服氏遂亡。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宏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读者可以考得失而审异同。自杜元凯为《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栋少习是书，长闻庭训，每谓杜氏解经，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袪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马宗梿《春秋左传补注自序》亦云：“贾、服之注《左传》，犹康成之注六艺，精确不可移易矣。其地名有京相璠为之注释，郦元《水经注》引之，于三家说融洽贯通，《左传》学思过半矣。元凯《集解》于汉、晋诸儒解未能择善而从，其地理又未能揆度远近，妄为影附，此刘光伯《规过》之书所由作也。东吴惠先生栋遵四代之家学，广搜贾、服、京君之注，援引秦、汉子书为证，继先儒之绝学，为左氏之功臣。余服膺廿载，于惠君《补注》间有遗漏，复妄参末议焉。效子慎之作解谊，家法是守；鄙冲远之为疏证，曲说鲜通。”

[六]唐孔颖达疏。其后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据杜说，沈氏义例粗可，苏氏惟攻贾服，刘氏好规杜失。颖达参取沈、刘之说，两义俱违，则断以己意，务引经稽传，以曲畅《集解》之旨，盖又杜氏之功臣也。

[七]《春秋释例》十五卷，晋杜预撰。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薮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

《孝经》：玄宗注遵用今文，而古文后乃渐微，是其罪也[一]。邢疏[二]无足长短，所遗郑小同注，古义存焉。司马光之《指解》[三]，朱子之《刊误》[四]，窃不取也。

【笺注】

[一]《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制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

[二]邢昺《孝经注疏序》：《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尚以辞高旨远，后学难尽讨论，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

[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宋司马光撰，范祖禹又续为之说。《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

[四]《孝经刊误》一卷，宋朱子撰，书成于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

【附录】

清冯景《解舂集诗文抄》文抄卷十《读孝经》：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本《钩命决》之文)而汪端明以为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朱子亦作《孝经刊误》，盖以其书非复孔氏之旧也。善乎归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独见，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纯乎孔氏之旧也，则莫若俱存之。夫《孝经》十八章，河间颜芝所藏，芝子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经》多《闺门》一章，则孔氏壁中所藏鲁三老之所献也，正宜并存以待学者之自择，则真伪不可掩，奈何卒以颜本为定也。唐开元中，史官刘知幾议宜行孔传，废郑注，证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马贞等排之，卒行郑学。后明皇自注，元行冲造疏，颁于天下，遂以十八章为定，今《石台孝经》是也。则《古孝经》之废自此始矣。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唯是《闺门》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传汉魏，未之有改。司马贞独以为隋刘炫伪作而黜之，岂非有见于唐朝闺门不肃而为国讳邪?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者也。于是乎马嵬之祸不旋踵。王安石谓《春秋》断烂朝报，不列学官，而宋遂北辕。呜呼，唐则闺门之教废，宋则复雠之义亡也。小人侮圣人之言，而祸及家国，悲夫！惟司马君实确信古文，以谓《孝经》、《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何异信脍可啖，而疑炙之不可食也。顾吾所望于学者，岂徒诵读云尔哉?

《论语》：何注本[一]集安国、包咸、马、郑、王诸家之成，间参己意，而古意犹备。邢氏之疏[二]则尚不如皇侃之善。退之《笔解》[三]，伪托无疑，祥道《全解》[四]，驳杂奚似?

【笺注】

[一]《论语集解》十卷，魏何晏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官魏尚书驸马都尉。

[二]宋邢昺疏。昺初擢九经及第，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等校定群经义疏。盖唐人止为五经疏而不及《孝经》、《论语》，至是始成之。晏所采孔安国而下凡若干家，皆古训。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详矣。朱子《集注》出，义理更为精深，亦实始基于此。自谓凡见于注疏者不复更详是也。(文渊阁四库本《论语注疏》卷首提要)

[三]《论语笔解》二卷，旧本题唐韩愈、李翱同撰。中间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许勃《论语笔解序》：昌黎文公著《笔解论语》一十卷，其间“翱曰”者，盖李习之同与切磨，世所传率多讹舛，始愈笔大义，则示翱，翱从而交相明辨，非独韩制此书也。噫，齐、鲁之门人所记善言既有同异，汉、魏学者注集繁阔，罕造其精，今观韩、李二学勤拳渊微，可谓窥圣人之堂奥矣，岂章句之技所可究极其旨哉?予缮校旧本数家，得其纯粹，欲以广传，故序以发之。○清方成珪《韩集笺正》卷首：“今所传《论语笔解》出后人伪托。愚按：世传《笔解》止二卷，晁氏《读书附志》云：今本‘李曰’原本实作‘翱曰’，或即习之所编次，而附以己说与?”○清程大中《四书逸笺》卷二“宰予昼寝”条：“《论语笔解》一卷，托名昌黎，文义甚粗浅。昼寝章读寝为寝室之寝，昼，胡卦反，言宰予绘画寝室，故夫子叹其不可雕，不可杇。考梁武帝解此章已是如此，不始于《笔解》也。”

[四]《论语全解》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李廌《师友谈》记载其本末甚详。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于礼制最为明晰。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然其间征引详核，可取者多，固不容以一眚掩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孟子》：赵注[一]可称完善，孙奭之疏[二]则陋甚也。

【笺注】

[一]赵注，即《孟子正义》，十四卷，汉赵岐注。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征拜仪郎，举敦煌太守，后迁太仆终太常。事迹见《后汉书》本传。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二]孙奭之疏，旧本题宋孙奭撰《孟子疏》。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见《宋史》本传。其疏虽亦称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于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著，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故《朱子语录》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至岐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根据。至于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亦不能举，则弇陋太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尔雅》：郭注[一]去古未远，其所不知，善在能阙。疏[二]亦就范，间采樊、李诸家，尤为有得。郑樵之注[三]，无足算也。

【笺注】

[一]《尔雅注疏》十一卷，晋郭璞注。治《尔雅》者，自犍为文学而下共十余家，璞荟萃为注，陆德明谓其洽闻强识，为世所重，自是以后为解义者甚多，《释文》而外，传者甚少。(文渊阁四库本《尔雅注疏》卷首提要)

[二]宋邢昺等疏。晁公武曰：旧有孙炎、高琏疏，以其浅略，命昺等别著此书。其后若陆佃之《埤雅》、罗愿之《尔雅翼》，又因邢疏而广之者也。(文渊阁四库本《尔雅注疏》卷首提要)

[三]《尔雅郑注》，一作《尔雅注》，三卷，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因以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绍兴间，入为枢密院编修。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中间驳正旧文，如后序中所列糊、言、襺袍、衮黼四条，峩峩、丁丁、嘤嘤三条，注中所列《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赉、畀、卜之予为与一条，阅阅、噰噰当入《释训》一条，《释亲》据《左传》辨正娣姒一条，《释天》谓景风句上脱文一条，星名脱实沈、鹑首、鹑尾三次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鱼》鲤鳣一条，《释虫》食根蟊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皆极精确。惟鱼谓之丁一条，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据涷雨二字，谓《尔雅》作于《离骚》后。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别白观之可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

外此，总释群经，班氏之《白虎通义》[一]，扬子之《方言》，许氏之《说文解字》、《五经异义》，《郑志》，陆氏之《释文》，古义咸在，精核靡遗。

【笺注】

[一]《白虎通义》二卷，汉班固撰。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八)

若乃智者百密，不无一疏，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诸家之善，未必无疵。其不纯者，融有得当，则在善学者之详审焉。

[三]《尔雅郑注》，一作《尔雅注》，三卷，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因以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绍兴间，入为枢密院编修。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中间驳正旧文，如后序中所列糊、言、襺袍、衮黼四条，峩峩、丁丁、嘤嘤三条，注中所列《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赉、畀、卜之予为与一条，阅阅、噰噰当入《释训》一条，《释亲》据《左传》辨正娣姒一条，《释天》谓景风句上脱文一条，星名脱实沈、鹑首、鹑尾三次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鱼》鲤鳣一条，《释虫》食根蟊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皆极精确。惟鱼谓之丁一条，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据涷雨二字，谓《尔雅》作于《离骚》后。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别白观之可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

外此，总释群经，班氏之《白虎通义》[一]，扬子之《方言》，许氏之《说文解字》、《五经异义》，《郑志》，陆氏之《释文》，古义咸在，精核靡遗。

【笺注】

[一]《白虎通义》二卷，汉班固撰。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八)

若乃智者百密，不无一疏，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诸家之善，未必无疵。其不纯者，融有得当，则在善学者之详审焉。

[三]《尔雅郑注》，一作《尔雅注》，三卷，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因以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绍兴间，入为枢密院编修。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中间驳正旧文，如后序中所列糊、言、襺袍、衮黼四条，峩峩、丁丁、嘤嘤三条，注中所列《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赉、畀、卜之予为与一条，阅阅、噰噰当入《释训》一条，《释亲》据《左传》辨正娣姒一条，《释天》谓景风句上脱文一条，星名脱实沈、鹑首、鹑尾三次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鱼》鲤鳣一条，《释虫》食根蟊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皆极精确。惟鱼谓之丁一条，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据涷雨二字，谓《尔雅》作于《离骚》后。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别白观之可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

外此，总释群经，班氏之《白虎通义》[一]，扬子之《方言》，许氏之《说文解字》、《五经异义》，《郑志》，陆氏之《释文》，古义咸在，精核靡遗。

【笺注】

[一]《白虎通义》二卷，汉班固撰。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八)

若乃智者百密，不无一疏，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诸家之善，未必无疵。其不纯者，融有得当，则在善学者之详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