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差距大，风险突出

本章的研究说明个人教育投资对本人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职业风险、流动和迁移甚至配偶的教育状况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上述各方面正属于个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范畴。这再次证明了个人教育投资对于个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状况产生着重要影响，并因此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个人教育投资还通过“三种资本”继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和受教育状况产生着显著影响，使其具有“代际传递”效应，带来了传导社会不公平的功能。这也证明了本研究的假设5“个人教育投资的水平不但影响了本身的社会阶层归属（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为代表），而且进一步影响到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使其具有代际传递性的特征和作用”是完全成立的。

本章的研究结论还证明虽然教育投资能够给个人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但是个体之间教育经济收益的差距非常大，表明中国的教育投资风险问题十分突出。不同教育程度人口的教育经济收益的差异都较大，而且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经济收益差距还大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经济收益差距，它说明了教育投资的增加使教育风险也随之增大。当然，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使受教育者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在整个工作或人生生涯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平缓，这是教育投资增加对教育投资风险的抵御、改善效应的表现。对教育投资风险研究中还获得了一个重要发现是：教育投资风险的产生不但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家庭、教育背景因素的影响，还与受教育者本身的生理（年龄、性别等）、心理（风险偏好或风险厌恶）和教育投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这启示我们，教育投资风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真正搞清楚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假设6认为：我国个人教育投资风险非常大，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变化、教育发展变化使个人教育投资风险存在增大的趋势。本研究认为，现有证据已经证明我国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确实是非常大的。关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变化使个人教育投资风险存在增大趋势，在其他研究中有所证实，本研究对此却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本研究证明了中国的教育发展变化，特别是更高教育阶段的教育规模扩展加大了个人教育投资的风险。原因是个人教育经济收益差距随着受教育阶段的提高而增加，更高教育阶段的教育规模扩展使整体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社会整体上个人经济收益差距增大的可能性不断加大，从而使社会整体的个人教育投资风险增大。

【注释】

[1]刘泽云，萧今：《教育投资收益分析——基于中国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2]Psacharopoulos G.，Patrinos H.A.（2002）Return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 Further Updat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September 2002，p.2881。

[3]Psacharopoulos G.Patrinos H.A.（2002）Return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 Further Updat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September 2002，p.2881。

[4]林震岩：《多变量分析SPSS的操作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1页、第583页。

[5]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146页。

[6]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7]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配偶受教育年数、家庭居住城市的类型三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P＜0.001；个人社会阶层和个人职业风险等级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P＜0.05。

[8]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方程估计，具有以下很好的统计性质：回归方程的拟合误差的总和等于0，即无偏性；误差平方和最小；y＾平均值等于y的平均值等。参见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9]马晓强：《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为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www.xing528.com)

[10]赵宏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与教育投资风险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44页。

[11]王明进，岳昌君：《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的计量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2期，第128～135页。

[12]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13]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14]赵宏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与教育投资风险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51页、第238～239页。

[15]Hartog等人2004年的“How Risky i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对教育投资风险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文献综述，该文列出的9项已有研究中，有4项采用变异系数方法，5项采用方差方法。参见：Hartog J.，Van Ophem H.，Bajdechi S.How Risky i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umchen：CESifo working，（2004），p.1261。

[16]关于基尼系数的概念和具体计算请参见第九章相关内容。

[17]市场经济国家衡量收入差距的一般标准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

[18]参见马晓强：《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为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

[19]Hartog J.，Van Ophem H.，Bajdechi S.（2004）How Risky i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一文中列举的9项研究，对教育程度与收入分散程度的研究结论为：4项研究为正相关；3项为负相关；1项为无明显相关；1项为倒U形。

[20]学生家庭为大城市者一般说来其家庭具有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广、地位重要等优势，所以他们的社会资本在寻找工作过程中起的作用比家庭为农村的学生要强得多，因此他们对教育与职业风险更多持排斥态度。父亲的教育程度高表示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具有优势，一方面是父亲具有更多经验可以指导、帮助孩子，另一方面是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性，带给父亲教育程度高的子女以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