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对子女教育状况的影响

个人教育投资除了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水平之外，是否还对子女教育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呢？为验证这一设想，本研究根据上述路径分析的结果——个人教育投资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影响是通过若干中间变量的间接影响实现的——认为个人教育投资对子女教育的其他方面如果有影响，也同样依靠如父母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社会阶层等中间变量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来实现。据此，本研究以两类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验证。

在中小学生家庭调查问卷中，我们选择了所读学校类型、学习成绩、家长对子女的最低和最高教育期望；在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中，我们选择了就读学校类型。以上调查项目的学校类型、学习成绩属于分类变量，要以它们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需要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家长对子女最低和最高教育程度的期望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则可以通过把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按教育年限换算成具体数值，将类别变量转化成连续变量，就能够运用普通线性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使它具有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一些优良性质^[8]。

logistic回归是针对多元线性回归不能对定性因变量进行分析的缺陷而改造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它可以直接预测观测量相当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logistic函数的形式为：

其中z＝b0＋b1X1＋b2X2＋…＋biXi（i为自变量的数量）

对等式（1）进行一系列转换后，两边取对数，得到概率函数与自变量之间的线性表达式：

bi是logistic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可以解释为一个单位的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几率对数的改变值。将公式（2）变换后，可以得到发生比率或称相对风险比exp［bi］，它是事件发生几率与不发生几率的比，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使原来的发生几率扩大了exp［bi］倍。

本研究分别根据中小学生的学校类型（虚拟变量，包括重点学校、民办学校和一般学校三个变量，以一般学校为参照组）、学习成绩（虚拟变量，包括优秀、中等和较差三个变量，以成绩较差组为参照组）、大学生的学校类型（虚拟变量，包括重点大学、省市属大学和民办大学三个变量，以省市属大学为参照组）3个因变量建立了3组logistic回归方程；分别以父母对子女的最低教育期望和最高教育期望（变换为相应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建立了2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这5组方程采用的自变量是根据路径分析结果得到的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影响的个人家庭变量，包括家庭收入（以自然对数表示）、父母受教育年限总和、家长社会阶层（虚拟变量，包括高、中、低社会阶层，以低社会阶层为参照组）、家长职业风险类型（虚拟变量，包括高职业风险、中等职业风险和低职业风险三个组，以高职业风险组为参照组）、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只针对大学生）、家庭居住地（虚拟变量，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县级城市和农村，以农村为参照组，只针对大学生）。

表6－3是3个logistic回归方程的计算结果，该表只列出了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计算结果显示出如下含义：(www.xing528.com)

表6－3　个人家庭变量对子女受教育状况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

说明：＊P＜0.05，＊＊P＜0.01，＊＊＊P＜0.001。

在对子女中小学的教育影响方面：（1）父母受教育年限总和对于子女是否能够就读重点学校起着负面影响，父母受教育年限总和每增加1年，子女进入重点学校的机会将减少4.3%；父母从事中等风险职业工作其子女进入重点学校的机会，比父母从事高风险职业的子女少50%左右。除此之外，其他个人家庭变量对子女就读重点学校的影响都没有显著差异。不过父母受教育年限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发生比率（即1－Exp（B）的值）非常小（只有0.04），有可能是由调查样本的抽样原因造成的。因此，总的来说，个人家庭变量基本上对子女是否就读重点学校没有多少影响。（2）家庭收入对于子女能否进入民办学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事中等风险职业的个人其子女进入民办学校的机会是父母从事高风险职业子女的2.7倍；高社会阶层家庭、中等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进入民办学校的机会分别是低社会阶层家庭子女的2.3倍和1.9倍。因此，家庭收入、父母的职业风险类型和社会阶层对子女是否进入民办学校读书都有显著影响。（3）家庭社会阶层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高社会阶层家庭、中等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取得优等成绩的可能性是低社会阶层家庭子女的2.7倍和2.2倍。

对大学生所选择大学类型的影响方面，家庭居住地显著地影响着子女能否进入公办重点大学，家庭居住地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分别比居住在农村家庭的学生低79%和55%；男性比女性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高7.2倍。而在是否进入民办大学上学的选择上，家庭居住地在中等城市的学生要低于居住在农村家庭的学生；而与家庭收入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家庭收入越高的子女进入民办大学的可能性越大。

对个人家庭变量如何影响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多元回归分析（见表6－4）说明：（1）中等社会阶层的家庭对子女最低教育期望要明显高于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平均要高0.184年；从事中等风险职业和低风险职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最低教育期望明显高于从事高风险职业家庭的父母，分别平均高0.461年和0.379年。（2）父母受教育年限总和的增长明显提高了其对子女的最高教育期望，平均而言，父母受教育年限总和每增加1年，对子女的最高教育期望将增长0.077年；高社会阶层和中等社会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最高教育期望明显高于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分别平均高0.993年和0.677年；父母从事低风险职业的家庭也要比从事高风险职业的家庭的子女最高教育期望提高0.626年。

表6－4　个人家庭变量影响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多元回归分析

说明：＊＊P＜0.01，＊＊＊P＜0.001。

总体而言，个人教育投资会明显地影响个人及家庭的状况，并继续对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产生影响作用，但其具体表现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就子女就读的学校类型来看，中小学阶段个人家庭状况基本上对子女能否进入重点公办学校还是一般公办学校的影响不大。但是，在是否进入民办学校就读方面，家庭经济条件好、家长社会阶层高、家长从事的职业风险小，或者具备以上多项条件家庭的子女具有更多机会选择进入民办学校。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的中小学入学制度在主体上还是“划片”就近入学（主要在义务教育阶段）、按考试分数入学（主要在高中阶段），而靠高额缴费和凭“关系”入学的择校生、赞助生毕竟数量较少，也就是在总体上家庭因素的影响在选择公办学校方面表现不出来。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条件继续影响着子女能否进入民办大学的机会，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个人高等教育选择的机会更多一些。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农村家庭子女进入公办重点大学的机会相对要多一些，这应该主要归因于农村学生在高考中取得的成绩相对更好。而且，家长社会阶层、职业风险类型和受教育程度能够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社会阶层越高、职业风险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相应地提高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这说明社会优势家庭在观念和态度上对于子女的教育更积极、更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