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行为中的利他主义验证

利他主义的含义就是父母的效用取决于自己的消费、生育率和每个孩子的效用。对孩子的利他主义意味着通过动态效用函数可以把家庭中所有各代人的福利融为一体，该动态效用函数取决于所有各代人的消费、生育率和子孙的数目。家庭要求实现效用最大化，而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条件是：一个追加子孙的边际成本等于生产该子孙的净成本，成本和孩子终身的工资负相关，而与抚养孩子和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正相关。

根据对利他主义的定义，我们可以据此构建家庭利他主义模型：

U＝（R－C）＋S

式中，U为家庭利他主义函数，R为孩子的效用，C为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S为孩子之外的其他商品给家庭带来的满足。公式表示家庭利他主义程度取决于孩子的效用减孩子的投资成本后的净效用，加孩子之外的其他商品效用之和。要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家庭利他主义函数的一阶导数应该等于0，即：

公式推导结果说明：家庭利他主义程度与孩子的效用、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商品效用有关。要增加孩子的效用，就必须增加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减少家庭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利用此方程我们可以计算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利他主义程度。

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2914.39元、衣着支出800.51元、居住支出808.66元，合计为4523.56元，当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21]。衣食住支出的合计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43.1%，取其整数下限计40%。因为保证衣食住的支出需要是每一个正常个人和家庭生存的最低基本要求，所以当一个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比重超过了衣食住的支出比重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

对城镇居民中小学生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子女教育支出居消费支出第1位的家庭数量占所有被调查家庭的42.7%，他们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42.6%（数据见表4－16）。同时，对城镇居民中小学生家庭“今后愿意用家庭收入的多大比例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资”的调查结果表明，有50.1%的家庭选择将会用40%以上的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支出。计算以上两者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75（P＜0.01），即它们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现在那些子女教育支出居消费支出第1位的家庭，今后极可能继续将家庭收入的40%以上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去。而我们已知子女教育支出居消费支出第1位的家庭都是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40%以上，都符合本研究定义的家庭利他主义标准，换言之，城镇居民中有四成以上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有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而且从他们今后的选择倾向判断，这种利他主义倾向不是短期的“权衡之计”，而是长期持续的行为倾向，甚至这一倾向有加大的趋势。此外，这里的计算还未包括有大学就学人口家庭的数据分析，根据表5－16的数据，有大学就学人口家庭的当年子女教育支出居消费支出第1位的家庭数量占所有被调查家庭的75.8%，他们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62.1%，都比城镇中小学生家庭的相应数字还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对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利他主义的判断是：总体上中国家庭内部（主要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利他主义比较强，相当多的家庭具有强烈的为子女教育而作出最大付出和牺牲的利他主义倾向，而且在今后这种趋势不太可能减弱。

【注释】

[1]楚红丽，赵树贤：《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教育学报》，2006年第12期，第60～65页。

[2]陆根书，钟宇平：《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9～210页。

[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5年第3期，［2008－09－18］。

[4]何晓群，刘文卿：《应用回归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5]林震岩：《多变量分析SPSS的操作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1页。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www.xing528.com)

[7]由于各年龄群体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重合现象，研究中采取截取各年代人群的教育时间中间阶段作为这一时间段的代表。这不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8]相关论述可参见：刘精明等：《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2～75页。

[9]《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10]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补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高等教育成本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的负担转向至少部分地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以交学费的方式补偿部分教学成本。参见：D.B·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11]由于私立教育是按照教学成本收费，且可以适当赢利，因此这类学校收费普遍较高。这一点通过前文的数据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

[12]趋势研究是一种历时研究，其中总体的某些特征一直得到研究。参见：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00～101页。

[13]详细内容参见：孙彩虹：《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差异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经济论坛），2003年第1期，第37～40页。

[14]对孙彩虹研究中的相关数据数值基本未加变动，只是对其生均扩展教育支出中的“增长知识的外出旅游费”一项，因其不属于家庭教育支出而予以剔除。此外，对几个具体教育支出项目进行了合并。

[15]在乐器、体育用品、艺术培训费的支出中，绝大部分费用是家庭为高中生准备高考花费的费用，而不是为提高学生的文、艺、体素质的开销。这一点通过其他研究也可以得到证明。

[16]丁小浩：《对中国高等院校不同家庭收入学生群体的调查报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2～108页。

[17]周三多，陈传明：《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18]周三多，陈传明：《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19]“有限理性”是指人的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即人是有限理性的，这是因为在高度不确定和极其复杂的现实决策环境中，人的知识、想象力和计算力是有限的。“满意度”原则是指决策者在决策中往往只求满意的结果，而不愿费力寻求最佳方案。这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不可能拟定出全部方案、计算分析手段的限制造成的。

[20]岳昌君：《中美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比较研究》，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8年第1期，11月4号。

[21]数据来源于表5－3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