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城镇居民的决策

就城镇居民对中小学教育投资的决策，本研究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了调查：一是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原因和目的；二是个人家庭对孩子目前所接受教育以及未来前景的评价（以是否愿意出国留学为尺度）；三是个人家庭为孩子未来教育的准备与储蓄情况。

1.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原因和目的

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原因和目的的，而其原因和目的又是影响个人决策的关键要素。对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决策也是如此。通过对城镇居民中小学教育投资原因和目的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为提高孩子的素质”（33%）是被调查家长选择最多的选项；选择排名第2的是“为孩子将来有好工作”（31%）；排名第3的是“为了孩子升学的需要”（22%）。以上三项得到了多数城镇居民的认可。其他选择项被认可的比例较低，“家长的经验教训”的选择比例为6.5%，“自己孩子不能落后”的选择比例为4%，“家长的意愿”的选择比例为3.3%，其他原因的选择比例为0.3%。以上分析表明，在社会教育不断快速发展、人们接收的教育信息更加丰富和全面的背景下，人们对教育投资的原因、目的的判断趋于比较正确和理性，为提高孩子素质而接受中小学教育成为众多人的共识，而且这也与中小学教育的“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主要宗旨”的教育目的相吻合。同时，在市场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依靠教育和教育投资来保障自己孩子在未来更好地就业和升学的功利性、现实性目的也得到较多人的认同。而家长的经验教训、自己孩子不能落后、家长的意愿等原因虽然选择的比例并不太高，但对这些少数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个人经验总结和主观愿望的反映，不应被忽略与忽视，因为它们往往也蕴含着重要的信息。

前文获得的城镇居民中小学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都对家庭教育投资变化起着显著性作用，理应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会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卡方检验（Pearson Chi－Square）方法对各影响因素是否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教育投资决策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6）：（1）不同收入组别的家庭对“为提高孩子的素质”而进行教育投资的认识存在差异，中等收入组选择的比例最高（85%），随着收入的增高和降低，选择的比例都呈阶梯状下降。不同收入组家庭对其他的教育投资原因、目的的认识没有显著差异。（2）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教育投资是“为了孩子升学的需要”和“为提高孩子的素质”的认同比例逐渐提高，而对教育投资是“为孩子将来有好工作”和由于“家长的经验教训”而进行教育投资的认同比例逐渐下降。（3）孩子的学习成绩越好，家长赞成教育投资是“为提高孩子的素质”、体现了“家长的意愿”的比例越高。但例外的情况是，成绩较差（下等）的孩子家长认为教育投资体现“家长的意愿”的比例也相当高，与优等成绩孩子家长的选择比例相同。（4）孩子数量的增加使家长对教育投资是“为了孩子升学需要”的认同比例降低，而对教育投资是“为孩子将来有好工作”和因为“家长的经验教训”的认同比例在提高。（5）随着孩子教育阶段的提高，家长对教育投资可以帮助“孩子将来有好工作”和体现了“家长的意愿”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对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孩子素质”的认同感逐渐减弱；此外，在中专技校和职高上学的孩子家长最重视教育投资可以帮助“自己孩子不落后”的效用，对此项认同居第二位的是小学学生家长，而初中学生家长对此效用的认同感最低。（6）在民办学校读书的学生家长认为教育投资是“为了孩子升学的需要”，是因为“家长的经验教训”、“家长的意愿”、“自己孩子不落后”方面的赞成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在公办重点学校读书的学生家长，而在公办一般学校读书的学生家长是最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办重点学校读书的学生家长赞同教育投资是“为孩子将来有好工作”的比例最高（如表5－6所示）。

表5－6　不同城镇居民群体对家庭教育投资原因、目的的选择

续　表

上述分析表明城镇居民家庭对中小学教育投资的原因、目的的判断上存在如下特征：中等收入组人群对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孩子素质的认可程度更高，相对来说比其他收入组对教育投资的应有属性的认识更合理和更具前瞻性。这可能和这一组人群的社会特征有关。中等收入组在发达国家被称为“中产阶级”，他们大多数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时间，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在我国学界对是否存在“中产阶级”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这一组人群与上述许多特征还是相符的。因此，他们对教育与教育投资的原因和目的的认识更佳。同时，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对教育投资的正确认识，减少了对教育的功利性诉求和对自身所受教育少的遗憾；孩子的学习成绩越好，鼓励了家长更加注重对孩子素质的培养，提高了他们对孩子教育的期望与关心。而成绩较差的孩子家长也更忧虑孩子的教育，希望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投资来改善孩子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前文的教育投资具有竞争和补偿作用的研究结论；孩子数量的增加使家长对孩子升学的期望降低，而对孩子未来工作更加关心，这一表现情形比较符合“孩子数量与质量相互影响”的理论陈述；随着孩子教育阶段的升高，家长对孩子未来出路（如找工作）的担心在增加，而对孩子提高素质的关心降低，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正常现象。此外，在中专技校和职高上学的许多学生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具有相当的不满足感和教育落后意识；相当比例的民办学校学生家长主要是因为子女过去教育或成绩不理想，而选择让子女去民办学校上学，想使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升学前途。

2.个人家庭对孩子出国留学的意愿(www.xing528.com)

本研究对城镇居民是否愿意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的调查结果表明：（1）被调查者总体中有18.5%的家庭愿意送孩子出国读书，有40.4%的家庭不愿意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还有41.1%的家庭暂时没有考虑该问题。（2）随着家庭收入、家长受教育程度和家长社会阶层地位的提高，愿意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比例显著在提高。不同收入组中的高收入组家庭（37.1%）比低收入组家庭（12%）要高3倍；研究生教育程度的家长（47.8%）比小学教育程度的家长（6.9%）要高7倍；高社会阶层家庭（28.1%）比低社会阶层家庭（7%）要高4倍。（3）在民办学校上学的家庭愿意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比例最高（27%），其次是在公办重点学校上学的家庭（19.6%），最低的是在公办一般学校上学的家庭（16.1%）。（4）对孩子教育程度期望越高的家庭、孩子学习成绩越好的家庭，愿意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比例也越高。期望子女接受硕士（46.7%）及以上教育的家庭是期望子女接受高中及以下教育（7.2%）家庭的6.5倍，而子女学习成绩优等的家庭（24.6%）是子女学习成绩下等家庭（11.1%）的2.2倍（见表5－7）。

表5－7　不同城镇居民群体对孩子未来就学的愿望和准备：出国留学、教育资金与储蓄

说明：A：家长愿意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比例；B：家庭为孩子今后读书进行了储蓄和准备的比例。

对城镇居民是否愿意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的调查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它表明城镇居民对子女能够接受更好教育的意愿，实质上是为孩子的未来就业、个人发展甚至在国外定居、工作创造更好的机会与条件；二是间接地表明了城镇居民对国内教育的不认可、不满意，甚至从深层意识上对子女在国内未来就业和个人发展的机会和前景的忧虑与怀疑。被调查者中，愿意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的家庭占了18.5%的比例，这个比例可以说是比较高的，再加上还有41%以上的家庭现在虽然未考虑孩子出国读书问题，但肯定有相当比例的个人在各种条件合适时可能会送孩子出国读书。更为重要的是，高收入、高社会阶层和高学历的家庭人群更倾向于送子女出国读书，这部分人群是国内各界的精英和骨干，引导着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和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着城镇民众对中国教育的主流看法，并起着社会引导作用。由此看来，中国的教育现状、形象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并不被城镇居民的主流群体所看好。此外，子女学习成绩越好的家庭和期望子女教育层次越高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去国外接受教育，这就可能继续扩大优秀人才的外流趋势，制约着今后中国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事业，甚至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带来损失。当然，这只是对城镇居民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意愿调查，他们能否真正实现这些意愿现在还不确定。

3.城镇居民的家庭教育储蓄情况和未来教育投资意愿

对城镇居民家庭教育储蓄情况和未来教育投资意愿（它代表着一个家庭为子女教育投资的准备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城镇居民中有77%的家庭为子女教育进行过储蓄，只有9.8%的家庭没有为子女教育进行过储蓄，还有13.2%的家庭属于未考虑和其他情况；被调查家庭中，有25.8%的家庭今后准备把30%以下的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资（以下简称E/I＜30%组），有49.8%的家庭准备把家庭收入30%～70%的比例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资（以下简称E/I30%～70%组），有7.5%的家庭准备把家庭收入的70%以上投入孩子的教育（以下简称E/I＞70%组），此外还有17.5%的家庭尚未考虑该问题。对不同群体是否进行过教育储蓄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中等收入组的家庭为子女进行了教育储蓄的比例最高，随着收入的增高和降低，进行了教育储蓄的比例都呈阶梯状下降；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进行教育储蓄的比例逐渐提高；高社会阶层和中等社会阶层家庭比低社会阶层家庭进行教育储蓄的比例要高；随着对孩子最低教育期望的提高，进行了教育储蓄的家庭比例逐渐增多；孩子学习成绩为下等的家庭，其教育储蓄比例显著低于成绩为优等、中上等和中等家庭的孩子。

对不同群体家庭今后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比例的意愿调查说明：（1）随着收入组的升高，E/I＜30%组的家庭数量在增加，而E/I30%～70%组的家庭数量在减少。（2）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属于E/I＜30%组的家庭数量在增加，属于E/I＞70%组的家庭数量在减少。（3）高社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的E/I＜30%组的家庭数量要多，而E/I＞70%组的家庭数量要少。（4）子女就读民办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家庭在E/I＜30%组的数量明显高于就读重点学校的家庭，而子女就读重点学校的家庭在E/I30%～70%组和E/I＞70%组的数量明显高于在民办学校和一般学校就读的家庭。（5）随着子女受教育层次的提高，属于E/I＞70%组的家庭数量在显著增加（见表5－7）。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大多数对孩子的教育高度重视，至少有77%以上的家庭为孩子的未来教育投资进行了储蓄和准备。而且有一半左右的家庭准备在今后用家庭收入的30%～70%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有7.5%的家庭甚至打算把家庭收入的70%以上用于孩子的教育。由此可见，中国城镇大多数家庭不但在主观上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愿意为孩子的教育做出尽其所能的努力和牺牲，而且在子女教育投资上竭尽全力，舍得付出和牺牲自己的所得和利益。这些都表现出我国家庭成员关系（主要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利他主义特征。当然，这还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重要问题。中等收入组家庭具有较高的教育储蓄和未来教育投资意愿现象，进一步证实了“中产阶级家庭”更加重视子女教育的结论；家长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的提高有助于他们对子女未来教育的准备和筹划；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和子女的学习成绩，也与家庭教育储蓄和未来教育投资意愿有密切联系，且一般呈正相关变动。从对城镇居民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比例的分析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在较低收入、较低社会阶层和家长较低教育程度的这些家庭中，虽然他们在社会条件和经济、非经济资源方面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但是他们中的多数情愿付出更多家庭收入于孩子的教育上，使孩子的未来更好或不至于落后更多。这也证明了本书前面所论述的家庭教育投资在我国所具有的强烈教育补偿功能。从重点学校学生家庭愿意付出更多家庭收入投资于孩子的教育，又证明了家庭教育投资在我国所具有的教育竞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