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家庭教育投资——供求模型及比较分析

贝克尔（G.S.Becker，1967）首创的人力资本投资供求模型，简洁而直观地描述了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供求是怎样变化的，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了个人的投资成本和收入。该模型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17]。本研究借鉴了贝克尔的模型，以本章对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教育投资的数据为建模基础，来建立中国城镇居民的个人教育投资供求竞争模型，并且与贝克尔的一般模型进行比较，进一步探讨我国个人教育投资的特殊之处。

图4－2　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教育投资供求模型示意图

所建模型如图4－2所示，图中D1、D2、D3表示个人教育投资需求曲线，同时它也表示某人每追加一元教育投资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个人教育投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不同位置的需求曲线代表不同的教育投资需求，越靠右上方的需求曲线代表越高的教育投资需求。S1、S2、S3表示个人教育投资供给曲线，同时它也表示某人的教育投资成本，可以用筹集一元追加的教育投资必须支付的利率来衡量。个人教育投资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18]，不同位置的供给曲线代表不同的教育投资供给，越靠右下方的供给曲线代表越高的教育投资供给。贝克尔建立其模型时提出，在其模型中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是相互独立的，二者呈现出正相关的相互影响关系。这种关系也体现在本模型中，即某人的教育投资供求均衡点为P11、P22、P33三个点，它同样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投资处于较高的需求水平与较高的供给水平相互伴随的对应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使那些本来就有较高收入和教育投资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投资，加剧了教育投资和收入的不平等。

以上部分是本模型与贝克尔建立的一般模型基本相似的地方。但事实上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投资模型有其特殊之处，与贝克尔的一般模型比较，该模型的供给曲线之间（即S1、S2、S3之间）距离更小一些（而需求曲线之间距离是没有区别的）。它表示的含义是中国城镇居民个体之间教育投资成本的差别较小，或者说中国城镇居民个体之间教育投资供给水平的差异小于一般模型所描述的平均教育投资供给水平的差异。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有：第一，本章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水平的特征判断研究结论，表明了个人家庭收入越低，会有更多教育投资过度的现象发生，越少有教育投资不足的情况出现；而个人家庭收入越高则会有相反的变化。由于低收入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力度和努力程度更大（包括常见的压缩其他开支或借贷来投资教育的情形），教育投资过度的现象很普遍，因此缩小了与高收入的个人家庭在教育投资上的差距。第二，不但不同收入个人家庭之间存在这一现象，而且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社会职业阶层之间，低的社会职业阶层家庭教育投资过度现象多于高的社会职业阶层，家庭教育投资不足现象低于高的社会职业阶层。第三，通过计算，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52551.97元，标准差为143638.72元；家庭人均一年教育总支出为7673.23元，标准差为10691.17元。计算两个数值的离散系数（标准差/平均数）分别为2.73和1.39，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离散程度比人均年教育总支出的离散程度大得多。这也说明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别小于家庭收入的差别。

这一特征在模型中表现为，一般模型的教育投资供给曲线是S1、S3和Sb，在一般模型中个人的教育投资供求均衡点是P11、Pb′、Pb″三个点，这与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投资供求均衡点P11、P22、P33相比，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差距分别增大了（Cb′－C2）和（Cb″－C2）的水平。而两个模型的教育回报率或收入的增加却基本无差别或接近（即P11、P22、P33三点的垂直距离与P11、Pb′、Pb″三点的垂直距离相比基本相等）。它实际的含义说明，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较小的增加或减少（与一般水平相比），就会带来较大幅度的教育收益与未来收入的增加或减少。这一效应的存在促使中国城镇居民个人家庭不断加大教育投资，而且相互攀比的现象非常普遍，导致家庭教育投资过度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比一般模型供给曲线间距更窄的供给曲线的存在，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与一般水平相比，同等数额的家庭教育投资得到的投资收益或收入更加不平等，对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造成的影响更大、更强烈。

【注释】

[1]上述三项研究的来源本书已有介绍，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二部分。

[2]楚红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内容与结构的研究述评》，《教育科学》，2007年第4期，第1～4页。

[3]大学与其他层次学校的学校一般支出含义上有一定的差别，本研究把大学的学校一般支出定义为学杂费加住宿费加其他学习费用。

[4]中小城市的中小学生学杂费水平高于大城市的结论，可能只是反映了被调查样本城市的情况，未必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代表性。从其他资料获得的信息说明，各地区、各城市的学杂费水平差别是很大的。例如：2005年—2007年前后，重庆市城市小学生缴纳的生均杂费是410元，城市初中生均杂费是590元；黑龙江省城市小学每生每年200元，初中每生每年240元，省会城市（哈尔滨市）小学每生每年220元，初中每生每年260元；山东淄博市的城市小学生每生每年265元～375元，城市初中生每生每年695元～714元；山东省寿光市城市小学生每生每年200元～260元，初中生每生每年370元。由此可以看出，在许多地区和城市中，中小城市的中小学生学杂费水平是低于或者接近于大城市的中小学生学杂费水平的。

[5]相关内容可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部分“对中国个人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的相关研究”的论述。

[6]1.个人家庭教育投入合计＝学校一般支出＋学校外直接支出＋学校外间接支出/5×0.75（本表中个人家庭教育投入合计数的计算，剔除了“学校一般支出”、“学校外直接支出”和“学校外间接支出”项目中有缺失的被调查对象个案。因此，表中三项支出的合计数不一定等于个人家庭教育投入合计数）。2.家庭收入分组的方法是根据调查获得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数据，以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组，以2000元～3200元为中低收入组，3200元～5000元为中等收入组，5000元～10000元为较高收入组，10000元以上为高收入组（均为下限不在内）。3.对户主职业分层的方法是：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处级以上干部”、“企业经理或部门经理”、“私营企业主”作为高社会职业阶层组；把“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职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处级以下干部”、“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作为中社会职业阶层组；把“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待业、失业人员”、“其他人员”作为低社会职业阶层组。4.不包括学校特殊支出（择校费）的原因是缴纳了择校费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较小，如把择校费列入家庭教育投入合计中，将可能会使合计数的波动加大，不能充分体现除择校费之外其他的教育投入的状况。因此本研究未把学校特殊支出（择校费）列入家庭教育投入合计，而采取单独计算的方法。(www.xing528.com)

[7]个人家庭年均教育投入合计的计算公式包括两个：个人家庭中小学教育投入合计＝学校一般支出＋学校外出直接支出＋学校外间接支出/5×0.75；大学阶段的个人家庭教育投入合计＝学校一般支出＋学校外直接支出＋学校外间接支出/年级（以上各类教育支出均为每年平均数）。在计算中小学学校外间接支出项目时，由于学校外间接支出项目所具有的固定资产性质，因此本研究根据一般耐用品的使用年限，假设这些间接支出购买的物品使用期限为5年，对其除以5就是平均每年的间接支出，又假设这些间接支出购买的物品有75%的比例专门用于家庭教育方面，因此再乘以0.75。大学阶段的学校外间接支出/年级所得值就是年均学校外间接支出，并假设这些支出全部用于教育方面。

[8]大学的学校外教育支出其实是由于学校外直接教育支出大量增加造成的。而大学学校外直接教育支出中最多比例的支出是伙食费和回家交通费，这基本上属于家庭必须支出的生活差距费。因此，大学学校外直接教育支出与中小学阶段的学校外直接教育支出的性质存在差异，大学学校外直接教育支出中的大部分可以被看成是学校内教育支出.

[9]具体内容可见：魏新，邱黎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及教育支出负担率研究》，《教育与经济》，1998年第4期，第1～6页。

[10]P.J·斯龙，H·巴图，P.T·西曼：《教育过度、教育不足和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国外财经》，2000年第1期，第64～78页。

[11]判别分析中没有将学校特殊支出（择校费、赞助费）作为自变量代入分析，是由于调查对象中有该项支出人数比例较小，使用该变量将使缺失值过多，会对计算结果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予以省略。

[12]也可能是中国城镇居民缺乏消费资金信贷或者教育信贷的途径，尤其是中小学教育阶段更是如此，因此调查结果就显示为教育资金来源在不同职业风险家庭之间没有差异。

[13]它说明高风险职业者并不是在家庭教育投入的意愿上或动机上显著低于低风险职业者，如果是那样的话，应该是高风险职业家庭在学校外直接支出上显著地低于低风险职业家庭，因为学校外直接支出基本上是家庭自主决策的消费支出，高风险职业家庭理应只支出较少的学校外直接支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4]沉没成本在经济学上是指即使厂商不再进行生产也不能收回的成本。在家庭教育投入中指家庭即使不想再用于教育方面，但也不能回收或转作他用的教育支出。具有沉没成本特征的主要是学校外间接支出。

[15]低风险职业者大都有较完善、可靠的养老、医疗保障或保险。

[16]有关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本书第一章的有关内容。

[17]相关内容见第一章第二节的论述。

[18]关于个人教育投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和个人教育投资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原因解释可见第一章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