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储蓄和行为经济学理论的验证结果

本书的第二章对预防性储蓄理论已经进行过介绍。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预防性储蓄是消费者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的一种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建立在跨时期的消费调整基础上。同时，预防性储蓄理论强调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在生命周期内配置资源，同时也是为了对不确定事件加以保险。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原因主要有：（1）消费者偏好中存在的谨慎动机；（2）资本市场不完全，消费者面临信贷约束，为了克服信贷约束，消费者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3）经济中存在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为了有效地化解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消费者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中国居民在面临收入不确定或失业风险加大时，会减少家庭消费增加储蓄，同时也对教育支出有显著的负影响。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计量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度量消费或收入的风险。通常所采取的方式包括选择职业哑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认为不同职业类型面临不同的风险，而相同职业类型所面临的风险则基本一致。

本研究也使用了国外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检验时通常采用的以职业哑变量作为代理变量度量消费或收入的风险，对不同职业类型的个人家庭面临不同消费或收入风险时，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差异进行检验，以此来验证预防性储蓄理论在个人家庭教育投资问题上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具体方法是以户主工作单位类型的收入稳定性和失业风险程度为依据，把被调查的个人家庭分为低风险职业类型和高风险职业类型两类。低风险职业类型包括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高风险职业类型包括在企业（其中包含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工作的人员、个体户和从事其他工作者。研究这两类人员的家庭教育投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行统计检验，统计检验采用方差分析方法。提出的检验假设如下：

H0：u1＝u2 不同风险职业类型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没有显著差异

H1：u1≠u2 不同风险职业类型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有显著差异

在进行方差分析时，考虑到家庭收入会对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有很大影响，因此计算中把家庭收入变量作为了控制变量。描述统计的结果如表4－23所示：

表4－23　不同职业风险的个人家庭年均教育投资情况

对家庭教育总投入及其组成部分进行方差分析后得到了如下结果（见表4－24）：

表4－24　对不同职业风险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方差检验

说明：对学校一般支出和学校外直接支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职业风险分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对此本表未将这两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列出。

方差分析得到家庭教育总支出的F＝8.562，P＝0.004；学校外间接支出的F＝7.025，P＝0.008；而对学校一般支出和学校外直接支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职业风险的分组之间在0.05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因为家庭教育总支出和学校外间接支出的P值都小于0.01，所以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H0，接受H1，认为低风险职业家庭和高风险职业家庭在家庭教育总支出和学校外间接支出上有显著差异；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H0，拒绝H1，认为低风险职业家庭和高风险职业家庭在学校一般支出和学校外直接支出上没有显著差异。对照描述统计结果可知，低风险职业家庭的年均教育总支出为9320.27元，高风险职业家庭的年均教育总支出为7069.26元；低风险职业家庭的年均学校外间接支出为3195.06元，高风险职业家庭的年均学校外间接支出为1610.59元，都呈现低风险职业家庭远高于高风险职业家庭。(www.xing528.com)

低风险职业家庭在家庭教育总支出上显著高于高风险职业家庭的事实说明，由于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人在工作的稳定性（或者失业可能性小）与收入的稳定性上明显优于在企业工作、从事个体劳动的个人，因而在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上，前者代表的低风险职业家庭就远高于后者代表的高风险职业家庭。它证明职业风险所代表的个人家庭消费与收入风险对其教育投资数量产生着强烈的影响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预防性储蓄效应在个人家庭教育投资问题上确实存在。但是这一结论也同时带来了疑问——这种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异是否是由于低风险职业家庭的家庭收入显著高于高风险职业家庭所导致的？或者如预防性储蓄理论对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原因之一的论述，是由于信贷约束而出现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或资金提供渠道的约束？对此，本研究计算了低风险职业家庭和高风险职业家庭的家庭平均收入和教育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低风险职业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4238.24元，高风险职业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4343.17元，统计检验二者无显著性差别；低风险职业家庭和高风险职业家庭的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同为自己的收入和储蓄（占全部被调查者的95%以上），且统计检验二者也无显著性差别。在排除了家庭平均收入和信贷约束是影响不同风险职业者家庭教育投资数量的原因后，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在家庭教育支出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不是由于教育资金的信贷约束^[12]，主要还是源于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以及消费者的谨慎动机。对不同风险职业者的家庭教育投资的构成差异进行的分析，更充分地说明了预防性储蓄效应在家庭教育投资上的特殊表现。低风险职业家庭和高风险职业家庭在学校一般支出和学校外直接支出上并没有显著的不同，而只在学校外间接支出上存在显著差异^[13]。而学校外间接支出是具有固定资产性质的支出，且单项支出的数额非常大。这就表明由于工作和收入相对不稳定、失业率高，使得高风险职业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更加谨慎，也就是高风险职业家庭对大额的教育投资和长期性教育投资是不足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要面对今后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不敢在家庭教育投资的沉没成本（sunk costs）^[14]较高项目上投入过多，需要把收入进行更多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工作、收入不稳定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方面存在预防性储蓄效应，家庭重要成员的职业风险越高，其家庭教育投资金额就越少。不同职业风险的个人在家庭教育投资的意愿和动机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不同，但职业风险较高的个人家庭，对具有固定资产投资性质的学校外间接支出会大幅度缩减，以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工作、收入不稳定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中国城镇居民在家庭教育投资方面形成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和谨慎动机，教育资金的信贷约束尚不是主要原因。

在对不同风险职业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为什么存在显著不同的分析过程中，获得的若干发现可以检验行为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它的逻辑如下：前文已经得出不同风险职业者的家庭教育投资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即高风险职业者的家庭教育投资显著小于低风险职业者的家庭，那么如果能够分析出这两个组别在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相关特征方面都存在哪些差异，且这些特征的差异在两个组别之间具有显著性，那么就可以认为该特征对形成不同组别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有着显著影响作用；对该特征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不同组别人群的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过程，并以此来检验决策过程是否能够应用或证明行为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

第一，不同风险职业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合理性是不同的，低风险职业者家庭教育投资属于合理范围的家庭比例要高于高风险职业者家庭，而其家庭教育投资属于不足和过度的比例要低于高风险职业者家庭，尤其是属于家庭教育投资过度的家庭两组之间比例差距更大。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两组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4－25所示），因此，它表明高风险职业者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更加不合理，或者说更加缺乏理性。这一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高风险职业者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低风险职业者。高风险职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比例占到总人数的80%左右，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数比例只有20%左右，最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是高中（众数所在组）；而低风险职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比例只占总人数的34%左右，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数比例却达到65%以上，最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是专科和本科。对其作卡方检验的结果差异是非常显著的（见表4－25）。为何不同风险职业者在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别，造成他们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决策理性方面会存在这样显著的区别呢？行为经济学关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的两种探索性方法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难题，其一是可用性或可获取性，其二是“锚定效应”。

表4－25　不同风险职业的个人家庭形成家庭教育投资显著性差异的原因分析

说明：＊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表中A组表示低风险职业家庭组，B组表示高风险职业家庭组。

（1）可用性或可获取性是指当人们需要作出判断时，往往会依赖快速得到的信息，或者最先想到的东西。人们在使用“可用性”进行判断时，从记忆中最先搜寻到的信息往往成为判断的依据。可用性是与人的认识心理特征相符的，即与那些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唤起记忆，更容易被相信是真实且相关的。人们使用“可用性”进行探索、判断容易导致偏见和偏差。高职业风险者由于本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也就是教育经历更少，对教育内部的知识、信息相对缺乏，或者还停留在很久以前自身的教育感受上，导致了他们对家庭教育投资的有关知识和信息的不足或者已经过时。在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决策时，根据“可用性”原理，自身的教育经历和掌握的教育知识、信息必定是他们作出判断的主要依据，而且容易相信这些依据是真实、可靠的。而实际上往往这些依据存在偏差或已过时，因此，他们的家庭教育投资容易出现不足或过度的非理性状况。

（2）“锚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人们在作估计和判断时往往从一个初始值或参考点开始，然后经过调整来产生出一个最终答案。因为人们通常是保守的，所以这种调整一般都不足够，以致最终答案会偏向于初始值方向。高职业风险者的受教育程度较低，通常因为他们自身受教育时教育投资也不足，或教育投资的内容不合理，这就造成他们对合理的教育投资数量、内容应该是怎样的等问题不甚了解。而当他们在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数量、内容决策时，需要确定一个初始值或参考点作为决策的起点，而对高风险职业者来说，这个初始值或参考点或者是自己受教育时教育投资的状况，或者是参考别人的教育投资标准（一般来说更多是较高标准），然后进行调整最终确定自己孩子的教育投资数量、内容。由此，当高职业风险者以自己受教育时的教育投资作为参照标准时，往往导致教育投资不足；而以他人的较高教育投资作为参照标准时，又往往导致教育投资过度。

第二，不同风险职业者对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所建立的“心理账户”不同，导致不同风险职业组在家庭教育投资上出现差异。统计数据显示，低风险职业者群体中有更多家庭为孩子教育进行了资金储蓄准备，更少出现家庭有“未考虑”的情形发生；与此相比，高风险职业者家庭为孩子教育进行储蓄的比例要少，“未考虑”的比例更多。这种差异经过检验是显著的（见表4－25）。为什么两个组别在家庭收入没有明显不同的情形下，在为孩子的教育投资进行的储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个组别在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低风险职业家庭组对孩子的最低教育期望在高中及以下的只有5%，而高风险职业家庭组却为18.8%；低风险职业家庭组对孩子的最低教育期望为本科和研究生的分别为72.2%和9%，相对应的高风险职业家庭组只有54.5%和3.6%。同时，低风险职业家庭组对孩子的最高教育期望在高中及以下的为0，本科的为24.2%，研究生的达到72.8%；高风险职业家庭组对孩子的最高教育期望在高中及以下的为2.4%，本科的为40.3%，研究生的为51.7%。不论是对孩子的最低教育期望还是最高教育期望，不同风险职业家庭组之间统计检验都显示了显著性差异。

行为经济学提出的“心理账户”概念能够解释收入没有差异的不同风险职业家庭组别之间教育投资储蓄存在显著差别的现象。“心理账户”概念认为对人的行为来说，钱对于同一个人并不具备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可替代性。第一，根据收入的来源不同而不同。人们会将来源不同的钱，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不同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第二，根据支出的不同而不同。人们会将收入分配到不同的消费项目中去，各个项目之间不具备完全替代性。不同风险职业家庭的经济收入在数量方面虽然没有明显差异，但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和难易程度却不同。我们已经知道高风险职业者比低风险职业者的收入更加不稳定，而且在高风险职业者中，在企业工作的个人一般实行经济效益工资制度，要获得名义上的工资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如果不能实现雇主规定的效益，就连名义上的工资也拿不到；而高风险职业者中的个体户则更是以劳取酬，而且由于面临着经营风险，甚至付出了劳动也未必有报酬。与此相比，低风险职业者由于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收入非常稳定；这些部门也没有获取利润的效益要求，一般也不实行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且多以脑力劳动为主，劳动强度要小。因此，高风险职业者比低风险职业者的收入来源更加不稳定，获得同样的收入更困难，也因此高风险职业家庭把收入储蓄起来的目的与低风险职业家庭有显著的不同。根据其他调查可知，高风险职业家庭储蓄的重要目的是养老、医疗、日常生活和生产性投资；而与高风险职业家庭相比，低风险职业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要高得多，而对诸如养老、医疗等目的的储蓄愿望要低^[15]。也就是不同风险职业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因而教育储蓄倾向也不同。其次，不同风险职业家庭消费的支出存在很大的不同。既然高风险职业家庭需要的养老、医疗、日常生活和生产性投资支出更多，那么分配到这些消费项目的资金就要多，相应的教育支出就要减少；而低风险职业家庭与此相反。同时，由于各项目之间不具备完全替代性，即使一些高风险职业家庭的收入很高，但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并不高，也就不会把其他的消费项目的资金转移到教育支出和教育储蓄中去^[16]。

综上所述，利用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能够解释家庭教育投资的许多疑难问题，对家庭教育投资研究获得的若干实证数据也可以证明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本问题领域内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