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数据与变化分析

本章首先讨论了有各种证据表明教育规模的扩展、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会对中国整体社会公平起着促进作用。但是，也有证据显示，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展和教育机会的扩大没有明显促进中国教育公平的实现，至多只是使较低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有所进步，而总体上主要是在较高教育阶段上教育不公平明显存在和持续着。这又使我们对中国近些年来教育的发展是否真正明显地促进了社会公平产生了诸多疑问。而且，中国教育规模扩展和教育机会扩大是与一个突出的背景现象相伴随的，即中国私人教育支出的水平和比例与之同步或者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中国教育规模扩展和教育机会扩展是建立在私人教育支出（主要是个人家庭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基础上的。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个人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背景下）带来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差距对社会公平会带来哪些影响。因此，本研究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个人家庭中小学教育投资的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个人家庭中小学教育投资与收入差距之间可能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但个人家庭学校教育投资上的差异程度与社会公平两者之间是同方向的变动关系，缩小家庭之间学校教育投资的差异会促进社会公平；个人家庭学校外教育投资上的差异与社会公平两者之间是反方向的变动关系，家庭学校外教育投资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会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这是与家庭教育投资所具有较强的教育竞争和补偿功能分不开的。当然这也可能与分析的对象只限于家庭的中小学教育投资有关，如果对高中以上教育阶段的个人教育投资进行同样的分析，结果可能与此有所不同。

更有力的证据可能来自国际比较。本研究通过对世界主要代表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和居民学费支出的水平和比例的比较发现，发达国家和一些教育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私人支出、学费支出上一般保持着较低的水平和比例，并且尽量对个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教育提供补助，相对充分地发挥了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提高公民的人力资本、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等方面的良性功能。而且通过对世界各国私人教育支出和学费支出与社会公平关系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私人教育支出的水平和比例、家庭学费支出的水平和比例与社会公平都是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较低的私人教育支出和学费支出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公平。

本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假设7提出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与社会公平是反方向变动关系”的假设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对研究假设7中“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差异越大，越不利于社会公平”的观点，认为不一定能够完全成立。应该看到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异有损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方面或因素存在，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由于其具有教育竞争和补偿功能，反而可能有利于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68页。

[2]陆根书：《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对公平影响的国际比较分析》，《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2期：第82～88页。

[3]张宇：《关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考》，光明日报，2006年4月4日。

[4]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人民日报，2008年1月7日。

[5]周济：《骂教育部可以，但不能骂老师——教育部长周济网上对话》，［2007－03－08］，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8/content＿5819860.htm。

[6]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29～34页。

[7]于德弘，陆根书：《论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6期，第70～74页。

[8]郭丛斌，侯华伟：《教育规模及教育机会公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5年第3期，［2008－12－15］。

[9]冯超：《中国基尼系数的省际差异》，《经济纵横》，2007年第1期，第93～94页。(www.xing528.com)

[10]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86～98页。

[11]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2005年第6期，［2008－12－15］。

[12]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94～108页。

[13]相关内容见：郑彩祥：《中国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的实证研究》，《知识经济》，2008年第11期，第154～155页；聂江：《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教育不平等与中国的实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4期，第44～51页。

[14]相关数据可见：李雪松，娄峰：《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1993—2005》；陈佳贵：《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展望——机遇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9～206页。

[15]2005年、2000年的北京、湖北、浙江、四川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源：李雪松，娄峰：《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1993—2005》；陈佳贵：《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展望——机遇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由于这两篇文献没有山西和河北的相关基尼系数数据，因此表中引用了冯超《中国基尼系数的省际差异》中两省2002年的数据，见：《经济纵横》，2007年第1期。

[16]图7－3、7－4、7－5中相关系数计算中的收入基尼系数采用了2000年和2002年的数据，因为2000年和2002年的数据呈现的图形与2002年和2005年的没有太大区别，因此散点图和相关系数只用了2000年和2002年的数据。

[17]UNESCO：Financing Education－Investments and Returns Analysis of the 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 2002Edition［2008－12－21］，http：//www.uis.unesco.org。

[18]UNESCO：Financing Education－Investments and Returns Analysis of the 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 2002Edition［2008－12－21］，http：//www.uis.unesco.org。

[19]八国集团的成员国包括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俄罗斯，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均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20]胡显中：《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大学收费》，中国青年报，2003年8月25日。

[21]实际上这些国家之间经济状况差异也相当大。而且，我们从图7－7可以看到，与这些欧洲国家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私人教育支出也远远高于它们，这就更能够证明这一点。

[22]The UNU－WIDER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 2.0b，May 2007。

[23]前文的分析发现一国的人均GDP指标对该国的私人教育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都有重大影响，因此应该把该指标代入方程，以消除其影响。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把它作为控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