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较与教育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认识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在个人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本研究对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其他类别的消费支出进行了比较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城镇家庭居民的主要消费支出项目分为8大类别，它们分别是：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其中，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通常将恩格尔系数作为人均收入指标的相关与互补指标来衡量一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特点。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绝对贫困；在50%～59%之间为勉强度日；40%～49%之间为小康；30%～39%之间为富裕，20%～29%之间为最富裕^[6]。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1995年已降至50%以下，进入小康阶段；在2000年已经降低到40%以下，截至2006年都一直处在30%～39%之间，已经开始跨入富裕阶段（见表3－3）。娱乐教育文化支出（以下简称文教支出）是居民在娱乐、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消费开支，教育开支也包括在内，它是丰富和提高居民精神生活、增长其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投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广义的教育投资。从1999年开始文教支出超越衣着类支出，居于各类消费支出的第二位，仅次于食品消费支出，2005年占到消费总支出的13.82%，成为城镇居民真正的支出大项。近年来，交通通讯类、居住类支出所占比重也增长较快，2005年交通通讯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12.55%，居于第三位，居住类支出为10.18%，占第四位。按所占比重多少，接下来的消费类别分别是衣着、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服务（数据见表3－3）。

表3－3　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和若干人均教育经费情况（时间序列数据）

说明：1.年增长率A表示各支出项目在1999年—2005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年增长率B表示各支出项目在1990年—1998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2.全国人均负担学杂费的计算公式为：该年各级各类正规教育收取的学杂费/当年全国总人口；全国人均占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计算公式为：该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当年全国总人口。

各消费类别的增长情况可以表明某一时期内消费热点的形成和消费变动情况。最近十几年各消费类别的增长率变化非常剧烈，其增长率的排名也在不断变动，这充分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热点的变化是频繁和剧烈的。家庭文教支出和教育支出增长率在90年代分别为43.11%和22.01%，在1999年之后分别为15.59%和12.78%，都分别高于90年代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支出的增长率32.41%、29.84%和2000年之后两者增长率的13.21%、12.01%的水平。但是，与其他消费类别相比，文教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增长率都还不属于较高类别。在90年代，增长最快的消费类别排名前三位的是：医疗保健（87.4%）、居住（71.47%）、交通通讯（66.85%）；在1999年之后增长最快的消费类别排名前四位的是：交通通讯（36.83%）、医疗保健（25.67%）、文教支出（15.59%）、居住（13.02%）。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集中在医疗保健、居住和交通通讯方面；21世纪之后的消费热点发生了转换，交通通讯消费继续升温，医疗保健消费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文教支出与居住支出仍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势头减缓，尤其是居住支出的增长率与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相比还是回落明显的。

推动这些消费变化现象的可能原因是：首先，这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家庭生活质量与水平提高的正常反映。消费结构可以按消费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层次划分为基本生活消费（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生存性消费（如吃、穿、住、用等消费资料中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部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都有下降趋势，增长速度也趋缓，而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消费（如娱乐教育文化服务、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以及吃、穿、住、用中用于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需要的部分）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却呈不断上升趋势，增长速度较快^[7]。1990年后、特别是2000年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变化基本符合上述规律，消费结构已由生存型转变为以发展型为主、发展型与享受型混合的消费模式。其次，这种变化与前文论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转型有着密切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本主要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许多支出项目——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逐渐被推向市场，转向主要由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来承担。这在个人家庭的消费结构变化上得到了体现，如在90年代医疗和居住支出的高速增长，在21世纪之后，医疗、教育和居住支出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社会转型过程衍生的消费结构变动现象。最后，各消费类别之间存在着竞争。一般来说，由于消费层次、类别是不断升级的，升级后一些消费项目需要投入相当多的金钱，例如：现在购买一套住房往往需要几十万元，做一次手术要几万至十几万元，因此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只能集中财力购买和消费几种类别的消费项目，也因此在其他消费类别上的金钱投入会减少，也就是各项消费类别之间存在消费资金的竞争关系，或者说存在着消费的“挤出效应”。当许多消费者都在一段时间内消费相同的物品和服务时，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消费热点”。比如，2000年之后交通通讯消费的增长，就可能是由于许多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消费需求大大增加了的缘故。

对各消费类别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本研究也同样利用ELES方法进行了计算和比较分析，计算结果（见表3－4）的含义表明：

表3－4　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比较（时间序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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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A期间表示1999年—2005年，B期间表示1990年—1998年；第一列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相应数字的T值；各年需求收入弹性的括号数据表示相应年份；家庭设备用品服务类支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列入。
数据来源：各类消费支出的A期间数据根据表3－1和表3－3的数据计算；B期间数据来源于：藏旭恒等著《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分析》一书第144～145页。

1999年—2005年期间与1990年—1998年期间相比，城镇居民的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从0.778减少为0.712；大多数类别的消费项目（除食品和交通通讯以外）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下降的。就1999年之后最近几年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文教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119，只低于食品支出的0.225水平，而高于其他类别消费项目的水平；其中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0.074）在2002年之前与医疗保健（0.073）、交通通讯（0.083）等项目差不多，但在2002年之后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较快（降为0.028左右），已经显著低于绝大多数消费项目。它表明城镇居民近十几年来仍然愿意将增加的收入和消费支出较多地投入到文教支出项目中，文教支出与大多数其他消费项目相比仍具有竞争优势；但对教育支出的消费支出意愿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拐点，增加教育支出的意愿显著下降，或者说教育支出与其他文化娱乐支出相比，与交通通讯、居住、医疗保健等项目相比，增加消费支出的意愿更低一些。

各类消费项目的需求收入弹性从1990年以来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只有食品支出例外。文教支出1990年的需求收入弹性为2.22，1995年为2.26，1999年下降到1.23，2005年又降低到1.14，低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等的相应数据，而高于其他消费项目，但与其他消费项目的水平越来越接近。这些说明文教支出越来越从生活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转变，特别是教育支出的需求收入弹性，从2002年之后平均只有0.49，大大低于其他消费项目，甚至比食品和衣着的弹性系数还要低，也远远小于1，因此更加具备生活必需品的性质。

由于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而边际储蓄倾向＝（1－边际消费倾向），这就说明边际储蓄倾向是增加的。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凯恩斯曾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当社会的收入增减时，其消费量也随之增减，但后者的增减常小于前者的增减幅度，这一现象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是经济学家从消费统计资料中发现，在发达国家，消费是稳定的，并不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情形，但中国现阶段却存在着这一现象。其原因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从边际消费倾向减少即边际储蓄倾向增加发生的时代背景方面分析，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相当多的城镇居民面临着下岗、失业等方面的未来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还面临着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需要个人支出数额的迅速增加的压力，因而人们存在着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谨慎动机，需要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难以预料的大额医疗、住房、教育等支出。这种变化很可能证明中国在这一阶段确实存在着“预防性储蓄”现象——一旦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储蓄就会变得更多一些。二是凯恩斯曾还指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另一个原因是收入差距扩大。通常来说，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极低，但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极高。当收入和财富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时，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低了。这种收入分化格局决定了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不高，消费不足。而资料显示，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十分严重，这也可能是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个人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化会受到哪些因素的显著影响？对此本研究尝试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检验。方程的因变量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自变量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总消费支出、其他6类消费支出、人均负担学杂费、人均占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回归方程选择逐步回归方法，通过T检验（显著性水平＜0.05）进入方程的自变量只有人均占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项，方程的R2＝0.986，由决定系数和方差分析结果来看多元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见表3－5）。

表3－5　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1999年—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

方程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影响的只有人均占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两者同方向变化，这表明国家投入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对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多，表明教育规模越大，尤其是高层次的教育规模在扩大，或者表明教育成本在持续增长。当接受高层次教育人数增加时，因为高层次教育的费用要比低层次教育的费用高，个人和家庭负担的教育费用也要随之增加；而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国家投入的教育财政经费需要增加，这样个人家庭分担的数额也会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