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家庭教育投资资金来源于个人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已有研究结论证明，个人家庭教育投资与个人家庭的收入、消费支出、消费支出的组成结构有密切联系。此外，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情况和教育投资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据此，本研究对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广义和狭义）、收入、消费支出、消费结构等变量进行了计算分析，在计算分析时将城乡居民区分开来分别进行研究。城镇居民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数据来源于1981年—2006年各版《中国统计年鉴》的“人民生活”部分，其他数据也来源于同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对数据的计算分析表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绝对数额是非常少的，1981年人均年教育支出只有5.40元（按可比价格[1]计算是4.71元，下同），之后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在21世纪初已经达到了非常可观的水平，2006年人均年教育支出为611.99元（可比价格是113.12元），增长了113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24倍）（见表3－1）。而同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3.5倍，人均消费支出只增长了19倍，教育支出增长幅度远远大于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
表3－1 城镇居民教育投资状况分析：1981年—2006年
说明：1.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实际数额的统计口径在1990年前后有所变化。之前统计局未设该项目，本数据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学杂费和保育费进行了合并计算，作为教育支出数额。1990年之后统计局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项目中设“教育”一项，本研究直接采用其数据。2.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可比价格数额的计算是把人均教育实际支出根据1981年—2006年各年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78为基数）进行调整后获得的。
数据来源：1981年—2007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变化趋势可以通过以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教育支出年度指数（以下简称指数）来反映。指数的计算以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教育支出为基础，把1981年的数据作为100，计算其他年份人均教育支出（也以可比价格计算）是其多少倍。指数计算结果（见表3－1和图3－1）显示，1981年以来个人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化明显存在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81年—1984年，人均教育支出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变动极小，因此可以称为“低水平稳定阶段”。这4年每年的指数都稍大于100，最高是1984年的116.1，4年的波动幅度较小。第二阶段为1985年—1991年，人均教育支出处于增长之中，但增长速度比较平缓，可以称为“平缓增长阶段”。这7年的指数从1985年的165.8，以“台阶式”增长，至1991年增加到409.9，7年增长了近2.5倍，从图3－1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指数曲线斜率变动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但倾斜度较缓，这也证明了这一阶段指数变化的特点。第三阶段为1992年—2002年，人均教育支出大幅度快速增加，可以称为“急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时间最长，达到10年，指数从1992年的550.8增长到2002年的2499.4，增长了4.5倍。图3－1显示这一阶段的指数曲线从左下方不断向右上方倾斜，而且斜率陡峭。第四阶段为2003年—2006年，4年期间的指数在2400至2500之间窄幅波动，由2003年的2439.2变动到2006年的2400.7，出现少许下降，但指数还是在高水平上振荡，可以称为“高水平稳定阶段”。(www.xing528.com)
图3－1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指数的变化趋势分析：1981年—2006年
人均教育支出的增长率指标能够为认识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情况提供另一视角。本研究计算了各年的人均教育支出增长率（包括按当年实际数额计算和按可比价格计算两类），增长率最高的年份（实际数额增长率＞40%，可比价格增长率＞30%）分别是1985年、1988年、1992年、1993年；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实际数额增长率＞20%，可比价格增长率＞10%）分别是1984年、1987年、1989年、1994年、1995年、1996年；增长率很低（实际数额增长率＜5%，可比价格增长率＜5%）甚至为负增长的年份为1982年、1983年、199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其他年份的增长率均为较低（实际数额增长率在5%～20%之间，可比价格增长率在5%～10%之间）（增长率的变化见图3－2所示）。由此可以看出，人均教育支出增长较高的年份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后期两个阶段，人均教育支出增长较平缓的年份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年和2003年之后各年。这与通过人均教育支出指数分析获得的结论基本相似，不过指数分析指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人均教育支出属于平缓增长阶段，而90年代至2002年则属于急速增长阶段，这与增长率的分析结果有所区别。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若干年份的增长率虽然也很高，但由于增长的基数很低，高增长率并没有带来指数的高增长；另外上述年份的人均教育支出高增长率还与该时期的高通货膨胀率有关。这说明研究个人家庭教育投资问题既要看到增长速度方面，又要注意绝对和相对水平方面，还要注意物价水平的变动方面，综合、全面地考虑才能够更好地解释该现象。
图3－2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增长率变化：1981年—2006年
由于个人家庭教育投资与个人家庭的收入、消费支出有密切关系，而且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数量占其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比重可以表明个人和家庭在教育投资上的负担水平和经济压力，为此，本研究计算了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从人均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来看，1981年到1988年这一比重在1%～2%之间，1989年到1991年在2%～3%之间，1992年开始超过3%，1996年开始超过4%，1998年开始超过5%，2001年超过了6%，最高的比例为2002年的6.43%，从2003年比重开始少许下降。人均教育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特征与人均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变化十分相似，1981年到1987年比重在1%～2%之间，1988年至1991年在2%～3%之间，1992年超过3%，1993年超过4%，1996年达到5.2%，1998年达到6.35%，1999年超过7%，最高值为2002年的8.21%，从2003年开始比重有少许下降，2006年为7.04%（见表3－1）。就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数据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较，情况是：美国1995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总额，高收入组占9%，中等收入组占8%，低收入组占6%[2]；在发展中国家，1995年蒙古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约占家庭非食品消费的6.1%，1994年菲律宾贫困家庭分别在小学和中学花费2.7%和4.5%的家庭收入[3]。由此看来，我国城镇家庭的教育投资比例已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近，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