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的发展变化：中国个人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研究成果

教育发展深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等因素发展变化的影响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由于1978年以来社会转型期间上述诸影响因素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因此教育领域发生很大的改变就应该是必然现象。当然，由于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例如历史继承性、与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力的不平衡性等）^[11]，教育的发展又会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

1978年以来，各级各类学校入学人数总体上表现出有较大峰谷波动形态的增长态势，学校数量总体上表现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数量的减少与高中、高中后阶段学校数量的增加并存。具体到不同层次学校入学人数和学校数量的发展变化又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小学的入学人数自1978年以来呈现出波浪形下降趋势，1978年全国的小学入学人数为3315万人，之后一直下降，在1987年至1992年处于谷底，入学人数维持在每年2000万人多一点，1993年开始上升，在1994年至1997年形成一个小高峰，每年入学人数为2500万人左右，之后继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1672万人，2006年又稍有回升；全国小学学校数量与招生规模下降趋势相对应，一直处于持续减少过程中，由1978年的94932所减少到2006年的34163所。第二，初中1978年入学人数为2600万人，其后开始快速下降，到1984年下降到1300万人，之后一直到1990年每年入学人数徘徊在1300万人左右，1991年开始出现增长，1999年—2004年每年的入学人数超过2000万人，最高的是2000年的2263万人，2002年以后稍有回落；初中学校数量的变化趋势是不断减少的，其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78年至1983年的急剧减少期（这一时期减少了35532所）和1984年至2006年的平缓减少期（这一时期减少了17048所）。第三，高中的入学人数变化呈现出一种底部很长且平坦的U型变化趋势。1978年—1983年入学人数出现急剧下降，由1978年的693万人减少到260万人，净减少量达到430万人左右，下降率达到166.5%，从1984年至1996年每年入学人数都比较稳定地维持在200万人—300万人之间，自1997年开始增长，2000年开始飞速增长，2005年和2006年全国高中招生人数已超过870万人；高中的学校数量也呈现出与招生数量变化相似的U型变化形状，除了1978年—1984年急剧减少之外（6年减少了31368所，减少了63.7%），其他时间段变化幅度不大。第四，高等学校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1998年，一直保持着缓慢增加的趋势，1978年招生数为40万人，1998年的招生数增加为108万人，20年时间只增加了2.7倍，而且这20年期间每年的招生数都低于100万人。从1999年起，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有了“爆炸性”增长，从1998年的108万人迅速扩大到2006年的546万人，增长了5倍以上，年增长率为54.75%。可以说1999年之后8年的高等学校总招生规模（约2849万人）是1978年—1998年20年总招生规模（1322万人）的2.16倍。高等学校数量则表现出稳步增加，由1978年的598所增加至2006年的1867所。此外，职业中学的招生规模表现出比较稳定的增长，由1978年最初的30.7万人增至2006年的294万人；学校数量呈现倒U型变化，两端少，中间多（见图2－6和图2－7）。因此，1978年以来中国总体教育规模的发展特点可以概括为：小学教育规模持续下降；初、高中教育规模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急剧下降，90年代末至今快速增长（初中2002年之后开始下降）；高等教育规模1978年至1998年缓慢增长，1999年之后高速增长；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平稳增长。

图2－6　1978年—2006年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入学人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版、2007年版。

图2－7　1978年—2006年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数的变化

说明：小学的计量单位为10所，其他学校为所。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版、2007年版。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教育规模变化表现出上述特征呢？首先，入学人数变化是影响教育规模长期变化的根本原因。这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得更明显。例如小学规模的持续下降与前文描述的人口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学龄人口不断减少有关，小学和初中规模的几次峰谷变化其实是由于人口出生出现峰谷变化所致。其次，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对教育规模的变化影响颇大，且主要体现在中短期剧烈变化方面。在对初、高中入学规模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1978年至80年代中期初、高中的入学规模有一个急剧减小阶段。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入学人口数量变化引起的，因为1978年至80年代中期对应的初、高中入学人口应该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出生的人口，这个时期是中国第二次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2.7%的高水平。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各地对普通中学作了初步调整，学校数有所减少。1980年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国务院还批转了《关于中学教育结构改革报告》，进一步推动了普通中学的调整、改革工作。1980年—1981年在教育部提出的“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办好重点中学”的方针指导下，各地调整压缩了高中，加强了初中，调整了学校布局^[12]。正是由于连续几年对普通中学调整政策的出台，使得初、高中的教育规模在短期内大幅减小。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也是政府决策部门1999年提出的扩招政策引发的教育规模变化的例子。再次，教育市场需求对教育规模的影响力不断加大。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人们的市场观念逐渐增强，对那些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增加未来就业机遇或未来收入的教育机会需求会以各种方式寻求满足，教育部门也会在市场经济影响下，主动或被动地提供这些教育机会。例如：如果说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最初是政府政策主导而发生的，那么最近几年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的继续扩招就是这些学校对教育市场需求做出反应的结果。当然，教育市场需求并不都是合理和理性的，它也会带来教育的盲目和波动。最后，教育规模的变化还有教育规律在起作用。教育要求教育规模要层级衔接和具有连续性，比如，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大规模之后，它就促使高中教育规模随之扩大，表现为高中规模在2000年之后也得到快速扩大。

总体来说，中国自1978年以来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基本适应了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人才需求和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提高对教育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基本的和较低层次的满足，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教育发展没有完全适应国家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形势，发展速度大起大落，稳定性不足；人为因素影响过强，没有完全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由上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到，1978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度，必然使社会对人力资源数量、质量的需求与个人对教育的需求都会有快速增长。根据教育发展速度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合理需求的教育发展规律，我国教育应该以持续、稳定的较快速度发展，这样才能既适应国家社会宏观方面的需要，又使公民个人的教育需求得到持续和有效的释放。但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如前所述，从教育招生规模上看，初、高中招生规模有一段时间在剧烈减小，之后还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停滞期，高等教育则更是长时间处于停滞或缓慢增长之中。升学率指标能更充分地表现出教育满足个人教育需求状况和社会所能利用人才的教育水平和素质情况，从各级教育升学率来看，初等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持续增长，且基本保证了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1978年小学入学率就达到95%以上，2006年入学率为99.3%；但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直到1995年才达到90%以上，2001年才达到95%以上，普及时间相对较晚；初中升高中（包括中等职业教育）的升学率从1978年—1994年都未超过50%，到2005年之前升学率未超过70%，都还不及1965年时70%的高中升学率；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长期以来更是偏低，1982年以前不足10%，1998年前一直不及50%，即比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还要低（数据见表2－3）。

表2－3　1978年—2006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

说明：1.初中升高中包含升入技工学校；2.高中升学率为普通高校招生数（含电大普通班）与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之比；3.1979年和1980年—1984年的各级学校升学率数据是根据各年各级学校的毕业生数、招生数估算得出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版、2007年版。

第二，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教育的不均衡可以通过多种指标进行描述、解释，本研究侧重从教育经费方面——以一种新方法计算的当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指标^[13]，来比较分析各地区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数量的特征和差异状况。本研究计算的当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均财政教育经费，它反映各级政府财政对某一地区教育的投入状况或努力程度；另一类是生均教育经费合计，它不但包括前面的财政教育经费，而且包括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费和杂费收入、其他教育经费，能够反映某一地区学生实际利用的学校教育经费水平，也能够反映某一地区从政府财政资金之外筹措教育资金的能力和水平。计算某地区当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首先需要计算某年份该地区各级教育学生数，再通过学校生均经费指标计算当量学生数，把当量学生数除以该地区的财政教育经费或教育经费合计数，就得到了该年度（具体到本研究是2005年）当量学生生均财政经费和生均教育经费（计算的数据见表2－4）。把全国2005年31个省（市、自治区）在这两项学生生均教育经费上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排名进行比较，能够更直观地看出各地区生均教育经费的差异情况。(www.xing528.com)

表2－4　2005年各地区当量在校生的生均财政经费、生均教育经费

续　表

说明：1.“当量在校学生数”的计算方法是以学校在校生的学校教育成本为依据，以小学在校生的教育成本设定为1，计算其他层次学校在校生的学校教育成本是小学生的n倍，再把该层次学校在校生数乘以n得到该层次学校的当量在校生数，各层次学校当量在校生数加总得到该地区的当量在校生数。

各层次学校在校生学校教育成本来源于袁连生教授的测算，他所计算的1995年普通小学的生均学校成本为439.94元，普通初中为787.11元，普通高中为1745.75元，普通高校为7043.35元^[14]。本研究假设现在的各层次学校生均学校成本之间比例与1995年水平相同。

2.“教育经费合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费和杂费＋其他教育经费。

3.“生均财政经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当量在校学生数；“生均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合计/当量在校学生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版。

从31个省（市、自治区）的生均财政经费绝对差异来比较，排名前三位的地区分别为西藏（2860元）、北京（2850元）、上海（2615元），排名后三位的地区分别为河南（519元）、湖北（498元）、江西（420元），全国平均水平是836元。排名前三位地区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42倍、3.41倍、3.13倍，排名后三位的地区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1%、59.6%和50.2%；计算其极三位平均数差幅（即排名前三位地区的生均财政经费之平均数与排名后三位地区的生均财政经费之平均数的差，反映较高水平与较低水平的平均差距）为2296元，表明生均财政经费不同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分化明显。把31个省（市、自治区）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如图2－8所示），各区域的生均财政经费水平显示东、中、西部的平均数值为1282.09元、630.25元和1023.92元，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比较接近，而中部地区比其他两类地区低得多；各区域内部的省份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且不同区域内部情况也各异，以离散系数（标准差/平均数）^[15]指标比较各区域内的省份之间的差异程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离散系数是0.58，中部地区是0.28，西部地区是0.61，这说明生均财政经费的省份差异总体上都很高，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差异非常大，而中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差异较小，同质性更高。以位次差（最低排名减最高排名）指标进行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东部地区最低排名是河北（第24位），最高排名是北京（第2位），位次差为22位；西部地区最低排名是陕西（第28位），最高排名是西藏（第1位），位次差为27位；中部地区最低排名是江西（第31位），最高排名是吉林（第15位），位次差只有16位。

图2－8　2005年各地区当量在校生生均财政经费、生均教育经费在全国的位次

从31个省（市、自治区）的生均教育经费合计指标进行比较，排名前三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4437元）、上海（4021元）、西藏（2994元），排名后三位的地区分别为安徽（883元）、江西（811元）、河南（787元），全国平均水平为1364元。排名前三位地区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2.9倍和2.2倍，排名后三位的地区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4.7%、59.5%和57.7%。极三位平均数差幅的数值是2990元。与生均财政经费相应数据比较，相对差异水平有轻微下降，但差异的绝对值却更大了，这说明生均教育经费的地区差异同样非常显著。东、中、西部地域平均的生均教育经费分别为2069元、1047元和1368元，与生均财政经费的排名相同，但显示出东部地区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不大的特点。不同区域内部省份之间的离散系数分别是东部地区0.55，中部地区0.22，西部地区0.41；位次差指标分别为，东部最低河北（第26位）减最高北京（第1位）为25位，中部最低河南（第31位）减最高吉林（第12位）为19位，西部最低贵州（第28位）减最高西藏（第3位）为25位。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差异与生均财政经费差异比较，东部与中部地区在两种生均经费差异大小方面大体相当，西部地区有所降低。

通过以上对当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不同地区（省、市、自治区）的教育不均衡现象非常显著，不同地区的受教育者享有的生均教育经费数量存在很大差距，教育经费的差距在现实教育中往往意味着教育设施、设备、学习生活条件甚至师资水平都会存在差距，受教育者会因为在不同省市区上学而受到不同质量的教育，形成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而且，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的教育省际不均衡只是一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省内不均衡和城乡不均衡^[16]，因此受教育者之间的待遇不公平会更严重。（2）从大的地域的平均水平来看，生均财政经费和生均教育经费都以东部地区为最高，表现出东部地区不论是政府财力、支持度还是教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教育经费的能力都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与一般人印象不同，两类生均教育经费都是西部地区更高一些，差距主要存在于生均财政经费方面，在生均总教育经费方面差距并不大。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各级政府对西部地区教育的扶持力度和转移支付额度更大或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财政的努力程度更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政府财政资金之外的教育经费来源不足或来源渠道相对缺乏，其主要原因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影响，又有经济现象中的“中部塌陷”^[17]在教育中的映射和表现；而且在区域内部，东部地区省份之间生均教育经费差异非常大，西部地区省份之间在生均财政经费方面差异也非常大，比较而言，中部地区省份之间差别不大，证明了我国教育经费水平的差异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作用，政府政策和重视程度、社会财富的结构构成（财富在政府、机构、个人中的分布情况）、当地社会对教育的态度等都会影响到一地的教育经费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