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家庭状况发生变化-研究报告

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相伴随，中国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质量等状况和家庭的构成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至经济转轨前的1978年大约30年内，中国总人口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急速上升，仅30年净增加了近一倍^[5]，1978年达到了96259万人。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个人生活水平也得到较大提高，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率是逐渐下降的，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6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22.28‰、21.06‰、14.03‰和12.09‰，同时，死亡率保持在6‰～7‰的低水平上，因此中国人口发展由高出生低死亡状态转换为低出生低死亡的状态，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一定的控制。但由于中国历史原因形成的庞大人口基数，加之生育期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很高，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并不算高，但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仍然十分惊人，从1982年到2006年24年间，总人口由10亿818万增加到13亿1448万，增加了3亿人口，这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见表2－2）。

图2－4　中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倍数：1982年，1988年，1997年，2001年和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989年、1998年、2002年、2007年各版相关数据计算。

表2－2　中国人口和家庭状况的发展、变化：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6年

续　表

说明：最后一栏数据表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人口数”。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载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版；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版，其中2006年“每十万人拥有的受教育人口数”是根据该年鉴“200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抽样比为0.907‰）的数据进行数据转换获得的。

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还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改变，0岁—14岁的幼年和少年人口与15岁—24岁的青年人口所占比例有显著下降，而25岁—65岁的生产年龄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显著上升。1987年与2006年相比，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8.76%下降到18.47%，15岁—2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3.37%下降到15.2%，而25岁—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42.37%增长到57.14%，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49%增长到9.08%（见图2－5）。(www.xing528.com)

图2－5　1987年与2006年按重要年龄段分组的全国人口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2006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抽样比为0.907%）计算得出。

上述数据显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主要特征为：

（1）生产年龄人口激增，就业难题与失业现象加剧。按照人口学的规定，15岁—59岁或15岁—64岁定为生产年龄人口，而不论其中的成员能否劳动。我国最大一次生育高潮期1962年—1973年出生的3亿多人口，于1977年—1988年全部达到15岁以上，2000年过渡到27岁—38岁，2010年过渡到37岁—48岁，生产年龄人口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大致可一直上升到2020年前后。具体来说，15岁—64岁生产年龄人口可从1982年的6.25亿上升到2000年的8.58亿，2010年的9.56亿，2020年的9.77亿^[6]。生产年龄人口激增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是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上升，意味着被抚养的少年和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下降，抚养比下降，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裕且比较低廉，于国民经济发展可称之为“黄金时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生产年龄人口数量的增长发生在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的现实国情条件下，生产年龄人口、劳动力均处于过剩状态，就业压力和就业问题已经出现，并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断持续。

我国总人口、生产年龄人口数量巨大且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下，这是引发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还不是原因的全部。中国城镇人口就业难和失业问题的加剧还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就业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城镇人员的就业制度从国家的“统包统配”，转变为通过劳动力市场，实行用人单位自主雇佣和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劳动就业制度；打破就业中的所有制限制和身份限制，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兼并、破产、下岗分流等措施，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也带来大量职工的下岗和失业问题。据统计，1995年—2000年期间，共有1400万人失业，此外，未登记为失业人员的下岗职工几年来徘徊在1000万人左右，1999年全国下岗职工为2155万人^[7]；政府还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大中专毕业生“包分配”的政策，从1998年起，大中专毕业生全部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1999年以后，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学生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2003年为187万人以上，2006年为377万人以上，2007年接近500万人，也就是每年有几十万至150万以上的大学生未就业或失业，而且实际数字很可能比此要高得多。

（2）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联合国颁布的人口年龄类型划分标准，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属于老龄化社会。2006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9.08%，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主要是由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引起，尤其是出生率下降起着决定作用。过去二十多年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影响，但在2010年以后则出现相对稳定状态，越往后便越不能抵消老年抚养比的上升，社会的“人口负债”会越来越严重^[8]。正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使抚养人口负担加重，减少了储蓄和资本积累，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这些都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

（3）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家庭规模的缩小十分明显，1982年中国家庭户规模为4.41人，1990年减少为3.96人，2000年又减少到3.44人，2006年户规模只有3.17人（如表2－2所示）。因此，可以说3口之家（父母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成为我国家庭模式（尤其是城镇家庭）的主流和典型。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应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促进了人口质量的提高，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9]。从表2－2可以明显看到，1982年、1990年、2000年、2006年四个时点比较，每十万人口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快速减少，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当然，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占中国人口最大比例教育程度的人群还只是初中文化水平，人口总体教育水准仍然偏低，它说明人口质量虽然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但距离理想状况还有较大差距。

社会转型时期人口变化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城市化现象相伴发生。人口迁移是指人们由于经济因素或社会因素离开居住地转移到其他地区，通过地域的移动行为改变人口规模和结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是现今发展中国家与历史上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人口迁移类型，这就产生了人口城市化的结构变化趋势。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迁移和流动的人口规模，在各种限制流动的制度被废除以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有了较快的增长。1982年全国迁移人口规模为3000万人，1985年升至5000万人，1988年增至7000万人，1995年全国迁移人口在8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并以10%的年递增率增长，2000年迁移人口数量应为1.1亿—1.3亿人^[10]。由于这些迁移人口以农民进城为主，再加上城市附近的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小城镇的扩大，中国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相应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下降。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各自所占比例在1982年为20.8%和79.2%，1990年变为26.4%和73.6%，2000年为36.2%和63.8%，2006年已经达到43.9%与56.1%（数据见表2－2），城镇人口比例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将很快与农村人口“平分秋色”，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农村人口是国家人口构成主体的既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