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研究总结

国外对个人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更早一些，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

Olson（1983）根据1972—1973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CE）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平均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占到了家庭总支出的13%（不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而有高等教育在校生的家庭，其教育支出占到了家庭总支出的14%。这一研究显示家庭教育支出与子女的受教育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也表明在那个时期美国不同教育层次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的差距并不大^[108]。

Lazear和Michael（1988）同样根据1972—1973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CE）的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教育总支出随着家庭内受教育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支出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孩子的性别与年龄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没有显著性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更多地花在孩子上学方面，而较少花在成人自己的教育上^[109]。

Lino（1995）利用1990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CE）数据，分析高、中、低收入的三组家庭（均是双亲家庭且有两个孩子）在住房、食物、交通、衣服、医疗保健及教育、幼儿的保育费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情况。在中、高收入组，比例最大的消费支出项目是住房支出，比例最小的消费支出项目是医疗保健；而在低收入组，比例最小的消费支出项目是教育和幼儿的保育费支出。高收入组的教育和保育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9%，中等收入组占8%，低收入组的相应支出只占6%。该研究进一步把这些家庭分成两个收入群体来计算孩子的教育、保育费用支出情况，在高收入群体中，教育、保育费用是家庭第5位的支出项目，约占家庭总支出的8%；在低收入群体中，上述费用是家庭第6位的支出项目，约占家庭总支出的6%^[110]。

Huston（1995）利用1990—1991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CE）调查数据得出，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有父母的年龄、家庭规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种族和居住地区^[111]。

Teresa Mauldin、Yoko Mimura和Mark Lino（2001）根据1996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CE）的调查数据，对有6～17岁儿童的双亲和单亲家庭的家庭教育支出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庭收入越高对孩子的教育支出越高，但孩子的数量与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之间无显著相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或年龄大的家庭教育支出更多，原因是受教育多的父母更了解教育对个人的投资回报，年龄大的父母资金更充足或者更理解教育的好处；白人比非白人家庭的教育支出高；单亲女性家庭与其他家庭的教育支出没有显著差别。家庭教育支出还有地区差异和季节性差异，美国西部与北部家庭的教育支出不如南部家庭多，这可能与各地区的工作期望和职业机会不同有关。此外，未发现美国城乡家庭的教育支出有太大差别。该研究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即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未能提供家庭对不同类型和质量的教育（如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家庭教育）是否有投资偏好，也未能了解孩子的能力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112]。(www.xing528.com)

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联合项目（WB，UNICEF，1996）以为实现人人有教育机会贫困家庭所需要的帮助为主题进行的研究表明，许多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事实上只涉及政府所承担的教育费用。这些研究要么忽视了家庭或社区所承担的费用，要么只是概略谈及家庭或社区而不提供任何具体数据。事实上，在九个东亚国家中，家庭已经负担了公共教育总成本的相当部分。在其中一些国家，家庭的教育支出甚至高于政府的教育支出。一些国家的公立教育支出中，家庭或社区也承担了超出20%的份额，有两个国家的家庭教育投资甚至超过50%。

一些研究指出家庭或社区的教育投资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些资源的投入有助于教育事业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并会因为人力资源的开发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家庭或社区的教育投资还会强化公众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参与。然而，家庭或社区分担教育成本也会带来问题，主要是造成地区间的不平衡。即使教育整体投资水平很高，家庭或社区在教育上的投入仍然会使地区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就个人和家庭来说，教育支出会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且这种情况对最贫困人群来说尤其不利。一些家庭在负担沉重的教育投资以后，要么干脆不让孩子上学，要么让他们提前退学，这样就会阻碍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有些国家，由于家庭或社区所承担的成本在提高，其结果是入学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Pepper，1995；Watkins，1995；Wu，1994）。

Mark Bary（1996）对东亚9国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发现，在这9个国家中，家庭教育投资在整个教育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在越南家庭占到一半，柬埔寨占到3/4，印度尼西亚所占比例最低只有1/10。在大多数地区，教育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它引发了较高的辍学率、教育质量不均衡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而且，家庭还必须负担多种较高的教育机会成本。此外，这些国家的私立教育都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些学校满足了个人不同的教育需求，使一些孩子受到更好的精英教育，但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而且私立学校的发展也未必使政府教育资金更多地提供给穷人的教育。在东亚9国，私人辅导十分普遍，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该研究的最后结论认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考虑家庭的支出和收益，不仅考虑供给也要考虑教育需求以及在需求中包含着的教育质量和价格等因素。在考虑为教育平等付出代价时，必须计算全部的成本，不仅包括政府，而且包括父母和社区；不仅包括金融成本，而且包括劳务、实物等^[113]。

Jandhyala B.G.Tilak（2002）采用1994年印度国家部门的人力发展调查数据，研究印度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论认为：家庭教育支出相对家庭收入水平富有弹性；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家庭教育支出的关键影响因素；家庭人口负担和所处阶层也很重要；孩子性别和父母职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学生就读公立学校、政府资助学校或私立学校，家庭教育支出存在较大的差异；地区发展水平和教育等级对家庭教育支出有相同方向的影响；父母愿意付费和被迫付费的情况都存在。该研究通过弹性系数还发现，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114]。

Monazza Aslam和Geeta Gandhi Kingdon（2004）通过巴基斯坦2001—2002年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中男、女孩的家庭教育支出费用的对比，发现在家庭教育支出和入学机会上，男孩比女孩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10～14岁和15～19岁两个年龄组上，家庭对男孩的偏向更为明显。研究认为家庭在男、女儿童的教育费用支出上的歧视现象，与男性教育收益率远大于女性收益率有关^[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