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研究及社会学相关理论

（一）教育与社会分层

所谓社会分层，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是一种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与结构的方法。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韦伯提出了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威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其后社会学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大多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一般认为：社会分层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过程。具体是指个人、人类群体和社会组织由于对权力、财产与名望等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占有所导致的高低有序的若干层次。这种差别造成了人们在资源占有、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形成了高低有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一旦将这种社会不平等加以制度化，便会出现社会分层^[82]。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层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许多社会学家进行过多种研究。部分依照韦伯的理论模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研究，特别是布劳—邓肯所开创的地位获得的研究，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人因素上，认为社会不平等的现状和形成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特征，例如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等。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对社会分层研究中长期重视个人特征、忽视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和历史因素等宏观变量的理论传统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在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应将那些宏观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纳入到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等代表了这种取向^[83]。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不仅仅是一种资源，同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与社会分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科林斯说过：在现代美国，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已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在分析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84]。社会分层与教育的关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分层对教育成层的作用与影响；另一方面是教育成层对社会分层的作用与影响。所谓教育成层，又叫教育分层或教育层化，《教育大辞典》中将其定义为：社会成员因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而对社会地位、社会财富、权力、文化和职业进行再分配，使原有的阶级和阶层不断得到补充、再生，使新的阶级和阶层得以形成的过程^[85]。

社会分层与教育的关系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社会分层对教育成层的作用与影响。对这一问题，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主要从教育机会均等与教育公平的视角进行分析。根据教育社会学的一般观点，教育机会均等指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自然、社会或文化方面的不利条件均可以在教育中得到补偿；社会成员，不论其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有什么不同，都可以享受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里的均等是指机会的均等，而不是接受教育的结果均等^[86]。一方面，教育社会学对教育机会差异或教育公平的研究关注着教育结构性差异，教育结构性差异主要由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时序差异等组成。对中国在上述教育结构方面差异的研究，基本上都证明了在上述四个方面的确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分层研究更多地注意来自个体家庭的社会阶层位置或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大量研究都基本表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背景对教育成就和教育获得的影响是较为稳定而持续的^[87]。

社会分层与教育的关系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教育成层对社会分层的作用与影响。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存在两个基本的理论传统：功能主义与冲突论。两种传统对于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角色进行了不同的定义。

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强调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作为技能培训的机构培养了学生的认知技能和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作为角色分配机制，教育在选择精英人才占据重要的社会位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功能主义学者从社会流动的视角对教育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特纳（1960）提出了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这样两种社会流动的方式^[88]，为分析不同社会制度下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功能主义充分肯定了教育在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这一流派的学者基本上是在现代化的框架之内，将教育作为非先赋的因素来看待，强调教育对于人们社会地位的提升作用。

冲突论的核心论点认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再生产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理论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解释逻辑是不同的，即认为教育复制或者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机制不同^[89]。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冲突理论主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教育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机制，以鲍尔斯、金蒂斯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最为典型。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教育是社会的一部分，受到社会基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起着再生产和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作用，它是保持和增强现存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社会制度之一。资本主义的学校通过“符应原则”再生产出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符应原则”简言之就是劳动场所中的结构可以反映在学校和教室中，因为在学校和教室中也强调对规则的服从，对权威的尊敬，对时间的遵守，以及对外部的评价。学校根据不同的阶级背景训练学生，使他们适应以后的职业和职务，由此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永远存在。

韦伯主义传统以柯林斯的文凭主义为典型。在柯林斯看来，教育是通过文凭而作用于社会分层，而文凭在现代社会具有文化通货的特征，是为了物质世界职位进行斗争的资源，文凭持有者可以借助文凭企求具有垄断社会及经济优势的地位。由此，教育作为文凭生产领域也成为不同群体斗争的对象。在不同群体的斗争中，由于优势群体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所以教育规模的扩张并未带来平等化的结果^[90]。

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相同，布尔迪厄也将学校教育作为现代社会中对既定等级制进行再生产的机制。与前者不同的是，布氏看到了文化资本在决定个体的社会地位中的重要性。文化资本是指社会各阶级及个体所拥有的总的文化背景、知识、气质和技术，特别是个体由遗传而得的一种可以促进教育成就的“语言与文化的能力”^[91]。布尔迪厄再生产理论中，教育复制社会结构的中介是文化，而文化资本在社会中并非平均分布。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来实现的，其中以教育制度为中介，通过学校这一特定场所来进行特权继承。据此，布氏表述了三个观点：（1）社会各阶级间文化资本的分配存在不均等，处于支配阶级者拥有最多的文化资本；（2）教育制度体现着阶级利益和思想意识，并反映了支配阶级的文化形态；（3）学业成绩与文化资本存在密切的关系。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教育观点

我们在分析教育不平等或社会分层时，往往是从家庭背景、个人的智力、学习动机等方面来进行分析，把教育不平等归结为经济的不平等、天资不同和愿望（动机）不同。如今，社会资本成为我们分析社会分层或教育不平等的另一视角，有助于我们透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从而打破表面上所谓的教育平等。因为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家庭背景、身份或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92]。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如今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布迪厄（1986），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布迪厄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涉取（access to）被群体拥有的资源；另一个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他分析的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摄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制度化的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依赖于与他有关系的个人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和质量^[93]。(www.xing528.com)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科尔曼。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根据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由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法人参加者）的某些行动。与资本的其他形式类似，社会资本是有价值的，在其缺少的情况下最终想获得可能的成绩是不现实的。社会资本不可以完全替代其他资本，而是对某些行为具有特殊意义^[94]。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类型有以下几种：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基于此，科尔曼阐述了社会资本在教育、人力资本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社会资本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在下一代人力资本产生中的作用。”他从家庭中的社会资本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两方面论述了社会资本对教育的影响。家庭的社会资本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当家庭中包括其他成员时，也与他们相关）。社区的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父母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区，通过该关系结构体现的终端及父母与社区制度的关系来影响子女的教育成果，家庭和社区的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子女的智力、学习成绩和辍学率等^[95]。由此可以看出，科尔曼是从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教育中的社会资本的。

普特南对社会资本与教育的关系也有较多的论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96]。他认为，社会资本对儿童一生中的成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社会资本与学校的运作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他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不仅受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且受学校和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中的社会网络、规则和信任的影响。当教师、家长、校长之间具有一种高度信任的关系时，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发展。家长和共同体的合作在推进学校教育的改革中发挥着中心作用^[97]。

林楠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他认为个人有两种资源可以获取和使用：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是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包括物质和符号物品（如文凭和学位）的所有权。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取的资源。由于社会联系的延伸性和多样性，个人有不同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作为在一个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应该在社会网络背景中考虑：作为通过占据网络位置（location）和/或重要组织位置（position）的社会关系而获取的资源。弗拉普还说明了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1）在个人的社会网中，“当要求帮忙时，准备或者有义务帮助你”的人的数量；（2）这些人表示愿意帮忙的关系强度；（3）这些人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是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产物和他人提供这些资源帮助的倾向^[98]。

众多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我们认识社会资本对教育的作用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思想工具。

首先，布迪厄提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原理为分析教育现象和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科尔曼认为，有三种家庭资源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99]。伯特（1997、1998）和其他学者（Podolny and Baron，1997）提出，那些在非正式网络中处于战略位置的个体，也可以提高行动者在组织中的地位和经济报酬。那些靠近结构洞或桥梁位置的行动者似乎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因为这些位置给予了这些个体更好的机会去获得组织中的某些资本^[100]。理解这一原理的关键在于个人的各种资本之间是可以通过交易而相互转化的。已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如下命题：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个体的地位，如职业地位、权威以及经济地位。这些地位提高以后，经济收入也相应会提高。例如：边燕杰通过对中国1999年五城市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社会资本的优势者，其个人和家庭收入较高，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亦高^[101]。刘精明1996年运用事件史方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发现：“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的代际传承模式，相反，原有的传承模式在受到外在的干扰冲击后，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内在平衡。这是因为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单位，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会从各自的处境出发，尽可能有效地配置已有资源来从事对当时处境最为有利的可得性资源的竞争，其中也包括对文化资本的竞争。那些出身不好的家庭，会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优势去竞争“教育”这一当时无人注重的竞争场域，从而在未来（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收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阶级出身不好的阶级，他们入学机会反而比出身好的子弟要高的原因^[102]。

其次，社会资本具有层次性。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共同体，不同层次的主体会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本。“这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共同体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同，扩展度不同，另一方面，体现在个人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不仅包括经济资源，而且包括权力资源、继承的资源以及社会文化资源等），控制的社会资本也有所不同。”^[103]很显然，不同阶层、社会背景或家庭背景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从而带来文化教育资源的差异。

再次，社会资本分布具有非均衡性的特征。所谓非均衡性，主要是指社会资本在不同时间、空间位置上的存量不同，使得社会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有着先在的差异性，从而使其社会行动所受到的制约不同^[104]。安东尼·吉登斯对于这种非均衡性现象有过精彩的论述：“那些占据中心的人‘已经确立’了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使他们得以维持自身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人的分化。已经确立自身地位的人或者说局内人（established）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社会封闭，借以维持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其他人实际上是被看作低下的人或者说局外人（out sider）。”^[105]由于人们出身、地位、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不同，使得人与人之间拥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如果从社会资本分布非均衡的角度来看，社会弱势群体就是社会资本拥有量太少，因而是社会承受力脆弱的社会群体。社会弱势群体本来是社会扶持、关爱的对象，但由于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向社会资本集中区域流动的社会客观事实，再加上社会政策又难以对无形的社会资本进行调控，其结果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少，存在境况每况愈下，社会公正难以实现。

最后，社会资本还在教育的出口——受教育者就业问题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美国学者波茨指出，现有的文献对社会资本的功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关注社会规则的执行；第二，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及内部的相互支持；第三，较多地“被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选择等”^[106]。劳动就业是社会资本理论应用较早的一个领域，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就研究了社会网络关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此后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欧美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较为完善的国家，人们在就业过程中还是会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通过这些来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帮助，克服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流动的障碍，从而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社会资本对就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扩展信息渠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2）提供可靠的经济后援，降低失业风险；（3）减少工作搜寻成本，有助于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107]。

（三）社会学相关理论对本研究的价值和启示

社会阶层理论表明，社会阶层会影响人们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获得，使不同人群在教育方面形成结构性差异。这对本研究的启示是，社会阶层是否对个人家庭教育投资产生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产生的影响有多大？是促进了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更加均等，还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社会阶层理论同时还提出了教育对社会分层也产生作用和影响的两个假说：功能主义和冲突论。这两者其实对教育的作用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相左观点：功能主义强调教育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建设性作用；冲突论则认为教育再生产或维持着社会不平等，教育是不同阶级、阶层斗争的工具。这对本研究的启示是：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公平产生了什么作用，并进而对社会公平又发生着怎样的影响作用？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及其结构的差异是如功能主义观点认为的那样——稳定、维持着教育发展和社会公平，还是如冲突论观点认为的那样——再生产或维持着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这些都是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社会资本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征，对个人家庭的教育、就业等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具有相互转化的特性，使社会资本对个人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作用被强化和扩大；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特征，还产生了近似“马太效应”的作用，扩大了教育不平等，使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差。这些理论观点为本研究分析个人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使我们认识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现象时不再单纯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可否认经济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而是把个人和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因素也纳入分析框架中，达到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效果，从而避免偏执和片面，而且还有利于获得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