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物权法定原则，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我国遵循着严格意义上的物权法定，无论物权的种类，还是物权的内容都必须依据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方能确定。[127]本书认为，这一立法存在过于僵硬之嫌，将直接使得我国物权制度的发展失去活力，如果严格依照这一条款，那么现实中很多类型的交易安排都可能遭遇法律危机，例如售后回租、航空器共有等。
本文并不采取激进的主张，仍然认为物权法定原则应仍为物权法之基石，尤其是对我国这样具有浓厚大陆法系色彩的国家来说。但是，从长远来看，本书认为我国法律应该逐步放松物权法定的限制，尽管法律仍然以物权法定为原则，但是至少物权的内容，尤其是不涉及社会公共秩序的内容，应该允许当事人有一定的自主权，以物权类型取代物权概念，即法律只应设定具体的物权类型，但是物权内容的设定则应允许当事人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事实上，即便如此严格遵守物权法定的我国，考虑到具体的实践，也可能做出灵活的安排。这主要表现为我国法律对于非典型担保的吸收与采纳。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各方交易人必然需要获得更多的信用，因此对于担保的手段必然越来越重视。传统上典型担保，由于种类限制，有时候并不能完全适应当事人对担保的要求，因此非典型担保，例如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等逐渐也在中国法律中得到了承认。[128](www.xing528.com)
另外，在实践中，我国实务界也会针对具体的情况作出调整。依据我国法律，无论是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出租人均为出租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两者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但是当出租人行使取回权时，作为经营租赁的出租人，在处置完航空器后，并没有义务就航空器的残值补偿承租人。但是当融资租赁的出租人在行使取回权时，在其实现债权后，对于航空器的残值仍有义务返还承租人，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的地位又非常类似于所有权人。
当然类似的情况也能在我国实践中零散地找到，尽管如此，我们离系统化探讨放松物权法定的限制仍然还有很多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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