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终判决前的救济制度及解决国内交易声明的建议

对于最终判决前的救济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所涉及，主要是针对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等的案件，在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生产，且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时，法院裁定先予执行。^[108]上述制度很明显不适用于航空器交易，因此，这里的最终判决前的救济并不等于民事诉讼法中的先予执行制度，而是《开普敦公约》第13条涉及的救济方式，包括保全标的物及其价值，占有、控制或监管该标的物，冻结该标的物，出租或管理该标的物等在内的广泛的救济手段。^[109]

事实上，这种救济类似于英美法系中的预先禁制令，但是有着比预先禁制令更广泛的救济手段。缔约国在加入公约时，除了依公约进行声明外，都应该承认这些救济手段的合法性。我国在加入《开普敦公约》时声明，对于担保物位于我国境内的，担保权人不得在我国境内出租该标的物。^[110]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在《开普敦公约》适用范围内，除了该项声明的情况外，包括保全标的物及其价值，占有、控制或监管该标的物，冻结该标的物，出租或管理该标的物等在内的广泛的救济手段都是可以适用的。(www.xing528.com)

由于《开普敦公约》适用范围的依据以债务人位于缔约国为准，而不论债权人位于何处，即只要债务人依据公约第4条位于中国境内，《开普敦公约》就会得到适用，除非中国在加入时做了声明。除了上述“禁止出租”的声明外，对此影响较大的就是中国所做的“国内交易声明”，这就使得中国航空器交易中的这一类救济存在两种情况，对于债务人位于中国的航空器交易，可以援引公约第13条申请广泛的救济方式，而对于其中的国内交易，则不允许使用这种救济方式，而国内法也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救济方式，这对于国内交易中的债权人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我国不愿意撤回“国内交易声明”，则可以通过特别法的形式，例如在《民用航空法》中就最终判决前的救济进行特殊规定，具体内容可以参照《开普敦公约》予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