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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至五四前后语文审美教育的概况

时间:2023-08-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虽然都属于“大语文”教育的范畴,但结合现代语文教育的范畴,诗教是古代语文审美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课程之一。因此,本书以诗教为线索梳理古代语文审美教育,力求从中窥见中国古代语文审美教育的发展脉络。儒家审美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诗教上。汉代的经学发展也对语文审美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诗教依旧占据语文审美的重要地位,并以诵读的教育方式为主。

古代至五四前后语文审美教育的概况

(一)古代传统的语文审美教育

古代语文教育虽没有直接提出审美教育理论,但是审美精神却贯穿始终。古代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承担美育功能的课程,例如宋朝的画教、魏晋产生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的书法教育等等。虽然都属于“大语文”教育的范畴,但结合现代语文教育的范畴,诗教是古代语文审美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课程之一。因此,本书以诗教为线索梳理古代语文审美教育,力求从中窥见中国古代语文审美教育的发展脉络。

远古到商周时期的文学作品是主观情感的集中表达,但这种表达趋向并不能形成语文审美教育。一方面,早期文化包含的情感多是基于生理与安全需要,并不能普遍地提升人的情感和思想境界;另一方面,西周时期的教育局限于上层阶级,受众范围狭小。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下移才真正促进了语文审美教育的正式产生与发展。

儒家审美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诗教上。孔子认为教育需要通过相对统一的规范或经典事物,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诗》的内容丰富,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多样的审美体验。同时,《诗》本身思想纯正:“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南宋理学家朱熹将“无邪”释义为“诚”。“诚”不仅是思想真诚,还是情感的真挚。学生浸润在坦诚纯洁情感中,坦诚纯洁情绪与思想愿望也就成了审美教育主要刺激物,激发引申出的审美体验也将具有相似的审美价值。坚持内心善和真,超越现实的功利性,遵守内心准则,不受到外物的影响,方为“君子”。儒家的审美教育方式就是激发深化人性中所包含的“真善美”,同时根据礼教要求对这些情感加以生发或节制。

同时期的道家思想中也包含着审美因素。道家的审美教育思想不同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包含更多的是顺应自然、逍遥自得的自然审美观念。先秦时期主要以老庄思想为代表。老子关注人与万物的密切联系,认为世间万物是和人具有相同地位的,物我齐一。而庄子则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延伸:“齐人”之后,还要达到人顺应自然,物我和谐相处的境界。儒家和道家虽然都强调人的和谐状态,但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其一表现在审美对象上。道家的审美对象与儒家的“诗礼乐”不同,是“自然”之美。不仅是自然的客观事物,更是自然生发的思绪与情感。其二体现在审美教育的方式上。儒家注重学习,而道家更为注重感受。道家审美思想是让学生自己从自然、日常生活中感受万事万物。这样的教育方式不需要刻意的教学方法,而是要求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教师要用平口的“善言”“善行”等“自然”之法作为审美教育内容,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齐物”“天人合一”和谐的审美境界。其三展现在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上。儒家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君子”,而道家则是“自然”。一个是入世,另一个为出世。道家对现代审美教育的启示在于审美教育应该顺应天性,尊重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本性,并且以身作则让学生得到“自然”之美的教化。在审美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让学生自行感受、发现世界蕴含的美。

汉代的经学发展也对语文审美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经学虽带着明显的神学色彩,但这种“天人感应”的文学潮流巩固维护了统治阶级。于是,汉武帝大力推行教育,使得学校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汉代经学的审美思想是从政治社会需要的角度划定审美对象。因此,作为诗教的主要教材,《诗》中的审美因素大大降低。“汉儒对《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做了曲解,说他是后妃之德,是用来风化天下的”。尽管如此,由于安定的社会环境与政府的大力推进,审美教育逐步形成相对统一的带有儒家审美教育色彩的观念与方式。同时,通过美育安定时局的政策也成为中国审美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

汉末时期,战乱频繁,儒学的正统地位被打破,文人对未来的理想在战火下变得虚无缥缈。文人开始关注到生命本身,寻找精神寄托。于是,魏晋时期的文学逐步形成“儒、道、佛”三教并存的格局,玄学应运而生。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使得当时的审美内容倾向“生死”“自然”等带有主观意识与哲学意味的命题。诗教依旧占据语文审美的重要地位,并以诵读的教育方式为主。当时的诗教大多让学生自己体会诗词中的意味,而教师只在学生遇到难题时起点拨、引导作用。这种教育方式有利于学生形成个性化的审美意识。不仅是诗教,许多诗乐著作也能体现当时注重个人感受的审美倾向: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声无哀乐论》、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文学批评家钟嵘《诗品》等都从个人的立场上阐释自己的文学见解。简而言之,当时的审美理念以道家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为主要核心,以儒家提倡的“和谐”为基本理念,最终目的是为了充盈人的精神境界和培养个性化的审美观。魏晋是中国审美教育发展上最早带有主观审美意识时代,打破了春秋至汉代在美育思想上不断向政治靠拢的趋势,使得审美教育朝向个人、自然以及真理的永恒命题发展。

唐宋时期,诗词之风盛行,科举制度的出现使得教育局面更加繁荣,从蒙学到大学、官学到私学都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格局。诗教传统得到极大的发展,其内容涉及范围广,教育对象涵盖各个阶层。在蒙学阶段,诗歌教学就已经成为常态。蒙学阶段的诗教具备相对稳定的教学模式:先从短章、形象鲜明以及常见的事物开始,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识;再让学生自己进行简单的绝句创作,以提升审美意识,锻炼审美创造能力。在这样的诗词教育环境下,文人诗词创作偏向个人的审美情感表达和审美创造。正是因为时代对于诗歌创作的推崇,私学甚至是蒙学教育中,也多以诗作为教材。但好景不长,程朱理学的出现使得礼教思想成为评判美学价值的标准之一,用理性思维束缚住当时强调个性的审美风气

明清时期,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大众通俗审美开辟广阔空间,开启了审美发展的新方向。当时的诗教教材数量迅速提升,如有启蒙的《唐诗三百首》到《全唐诗》《唐宋诗醇》等,大大丰富了学生的审美感受与体验。但其选编标准出于政治考虑,加之程朱理学与科举制度使得教育为科举考试服务,削弱了诗教审美功能。久而久之,教育的审美功能逐步消退。

诗歌是诗人的个人情感与理想的结晶,可以从诗教的发展历程中窥探出不同时期语文审美教育的不同倾向:春秋战国时期的语文审美教育注重个人精神修养;而到了汉代则将个人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加强了美育与德育之间的联系;魏晋时期的语文审美教育有了相对稳定的一套教学模式;这套从诵读到创作的语文审美教学方式在唐代得到了极大发展完善;最后的明清时期则增加了大量审美教育的素材,八股取士重新增强了美育与德育之间的相互影响力。由此看来,古代语文审美教育虽没有专门的著作,但有相对完整的发展历程,使得古代审美教育思想得以流传至今。

(二)“五四”,前后我国语文审美教育理念及其西方渊源

多数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审美思潮直接受西方的美育思想影响,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德国诗人、文学理论家席勒的美育观点。两位的美育观点相似,都围绕着“人”的主题进行。

1.西方主要的审美教育渊源

让·雅克·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爱弥儿》是其著名的教育学著作之一。早在席勒出版《审美书简》之前,卢梭的审美教育思想已经风靡欧洲教育界。当时神学盛行,教会掌握教育的实际控制权。初等教育的内容以大量的神学著作为主,学校成为各个教派争斗的场所。卢梭的《爱弥儿》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出现的。在《爱弥儿》一文中,卢梭并没有系统地提出美育观点,但“游戏说”和根据孩子年龄特点进行教育的主张都包含着美育的因素:卢梭主张遵循学生本身情感变化,通过培养积极正面情感引导学生发展。与其他教育学家不同,卢梭更关注儿童的发展情况,要求分阶段对儿童进行教育。他将儿童分为诞生、幼儿时期、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爱情婚姻六个阶段,探究其中的审美教育因素。邹华将其综合归纳为“审美感受”“审美兴趣”和“审美情境”[1]三个阶段。幼年时期儿童的认知能力停留在直观感觉上,只能采用相对直接的审美教育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者采用游戏的方式引起学生对审美对象的兴趣。当学生获取足够多的审美经验,教育者才通过具体的审美情景,引发儿童的审美体验。在循序渐进的审美教育过程中,学生发挥潜在自然本性中的“善”与“自我”,成为“自然人”。

席勒于1793年初开始以书信方式与克尔纳谈论“美”的定义和本质。1795年,经过席勒的整理和改写,这27封信件在《时序女神》上发表问世,成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第一本书籍《审美书简》。他在关注人本身存在的前提下,更多地把美育焦点放在对人性的塑造上。席勒从情感的角度来解释“美”,也就是“第四种方式”[2]。所谓的第四种方式就是“自由”,“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3]。在席勒眼中,审美的自由分为两种:一是超出物质现实的自由。也就是生物在必要生存活动之外的娱乐享受行为。另一种则是审美想象力的自由。审美想象力的自由“是想象力对于自由形式的追求从而飞跃到审美的自由的游戏”[4],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分界点。学生通过“自由的游戏”达到人自身情感和精神的统一,走向人性情感的解放。(www.xing528.com)

2.“五四”前后主要的审美教育主张

近代中国,战火频发,民族危亡。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人们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科学上,“五四”运动应运而生。“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使近代中国的审美教育观念焕发了生机。“五四”时期的政治环境与卢梭等人提出美育的政治、文化环境相似,由于封建主义的文化控制,在主流“忠君奉献”观念控制下,“人”的地位难以为继。因此,部分爱国运动者为挽救时局,选择继承西方的审美教育观点,以“人”为核心,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梁启超是近代维新变法的先驱,其活动的主要目的都回归于政治。因为其救亡图存的政治立场,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早期以全盘西化为主。后期变法失败,游历欧洲之后,他才提出中西文化融合主张:“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5]。梁启超早期提出的小说的审美教育价值,即通过“熏”“浸”“刺”“提”四种“力”,达到“移入”。后期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则是站在“趣味审美”上,提倡自由化和非物质化的审美观点。前后期“共同构建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入为目标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6]。梁启超的审美教育体系意义在结合中西双方的美学观念阐释小说和诗歌的审美情感价值,给当时的刚刚接触西方审美教育的人指出一条新的思路。

王国维是近代的思想家,也是系统引进西方美学和美育思想,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先驱者。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王国维将眼光放在了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上。由于王国维接受过传统教育,其思想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带着传统道家的审美观念,“他力主‘能动’而不是‘受动’地对待西学,以达到中西二学的‘化合’”[7]

《人间词话》正是两者融合的结晶,其“出入”说最能体现王国维将道家与西方审美观念相结合的特点。“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8]。深入事物的内部,发现世间万物遵循的自然法则,符合道家的自然审美观念;跳出事外,观察事物本身的特质,则是受启发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叔本华认为事件事物都是按照其“意志”发展。在西方审美思想影响下,王国维的审美教育思想不再局限主观情感上的“意境”,而是加入理性因素,要求发现事物本身的内在审美规律。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美育倡导第一人,是“以美育代宗教”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促使美育与近代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先驱。“以美育代宗教”运动是新文化的重要口号:“提倡美育,反对宗教;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自由,反对专制”[9]。当时袁世凯实行尊孔复古的特殊政策,儒家思想被曲解成宗教。宗教之风盛行,儒家思想成了复辟封建的工具。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以启迪民众思想为要务。“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由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也”[10]。美育在人精神方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积极向上的,与宗教禁锢束缚相反,是“自由”的精神发展。蔡元培对于美育的贡献就在于重申美育对人精神解放的作用,并把其运用到实际教育中。与其他提倡审美观念的学者不同,蔡元培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的职务,这让他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放在学生群体与教育专题上。蔡元培将审美教育的作用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情感”[11]。他认为美育是通过意志和情感教育,起到发挥唤醒民众,开启民智重要作用的教育方式。这使得美育在一开始就在实际教育中获得了重要位置。现代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的审美教育思想与大部分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教育家不同。他崇尚魏晋时期的美学传统,使得其审美教育呈现出显著的道家“自然”的特点。宗白华曾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谈到晋人是通过自然之美而达到自身的“美”,“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2],而自然艺术的繁盛是“最富有艺术精神一个时代”[13]。在学习继承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同时,宗白华认为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对称、和谐、整齐的审美观念是对自然之道的深刻思考,自然之美不仅是自然万物的追求,还是对自然发展原则的遵循。他认为审美的素材来源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美的事物。“美学思想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艺术的发展”[14]美的态度运用到实际教学当中,化蕴含的生命美学与宇宙哲思是使其教学方式呈现“散步”的姿态。宗白华将自然审他认为中国传统文不可言说的,用抽象的逻辑是捕捉不到活生生的生命本体。美不因为心境变化而改变,想要获得美就要改变自己的心境,采用“散步”自由的姿态,“以中国人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来揭示这种表现方法的秘密,向世人描摹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15]

(三)传统语文审美教育对高中语文审美教育的影响

纵观中国传统审美教育,不难发现其对于现代语文审美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

1.传统语文审美教育为现代语文审美价值提供了判断依据

古代审美教育大多都是选择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作为审美教育素材,例如《论语》《诗经》《唐诗三百首》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包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来自于语言美感,还涉及意境与人格品质等精神层面。特别是魏晋以后,透过文本展现出来的作者主观精神状态成为审美判断的重要依据。受此影响,现代语文审美教育选择教学内容的标准不仅关注到语句本身的美感,还尤其重视文本展现出来的意境与人格精神状态。

2.传统语文审美教育影响现代语文审美教学过程与思想

以诗教为主的古代语文审美教育拥有相对完整的教育模式。从字词鉴赏到自由创作,从具体事物到抽象精神,这种循序渐进的教育模式依旧在现今语文审美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五四”时期对语文审美教育的影响则从具体的体裁入手,解释不同文学体裁具有的审美价值。如果说,古代语文审美教育是构成了现今语文美育的灵魂,那近代审美教育思想则是为灵魂塑造了肉体,使之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近代审美教育思想融入西方审美教育理念,通过审美强调了人本身的价值,给予现代语文审美教育启示:尊重学生,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探寻学生个性化审美发展道路。

3.传统语文审美教育解释了当今德育与美育关系密切的现状

古代教育多由官府负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导致了古代语文审美具有特殊的、带有政治目的教化作用。同时,包含着道德教化因素的礼教和为满足统治者需求而产生的乐教是古代语文审美教育的组成部分。“五四”运动的产生也是出于政治原因。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语文审美教育难以获得完全独立地位,自然而然地与德育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品德教育包含着政治因素,是领导阶级意志在教育中的重要表现方式。这也就不难理解现代语文审美教育总是渗透着政治与道德因素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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