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移民融入：理论回顾与检讨

移民融入是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针对移民社会融入的概念内涵做了多重界定，包括同化、文化适应以及社会吸纳等。而移民融入主要体现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政治融入等多个层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政策制度的解释范式为移民融入的归因提供了3个不同的理论解释。在移民融入模式方面的理论发展反映出了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在相关公共政策模式上的差异（梁波等，2010）。

1.二维度理论模型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戈登采用了二维度模型来解决移民问题。 他的二维度模型包括结构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在结构性融入方面，移民需要增加在流入国的社会参与度，主要包括正式制度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层面的参与，如教育体系、劳动力制度和各种社会团体等。移民在这些方面的参与度提高后，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外在的主体社会进行长久的沟通互动，加深对彼此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认同新社会奠定基础。文化性融入则是关于移民在价值、观念认同上的转变。在文化性的融入方面，移民群体需要转变价值导向以及社会认同。只有在这些方面达到了对新的社会的认同，才能表明移民群体真正做到了融入或同化。然而，戈登强调，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并不一定是重合的过程，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并非表现为线性的过程。

戈登的二维度模型在结构性融入以及文化性融入方面并未给出标准测算指标，但是不难推断出，结构性融入更偏向于客观、确定的指标，例如受教育水平、就业情况和工资情况等；而文化性融入则更偏向于在文化习俗、社会规范以及生活交往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在戈登二维度模型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对移民社会融入类型开展了更进一步的划分。

2.三维度理论模型

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三维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杨格-塔斯等认为，移民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具有多重维度，包括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融入以及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等。其中，结构性融入包括移民少数族群在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收入及住房等方面的情况。随着服务业逐渐替代工业制造业，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再局限于更高的职业资格，还增加了更好的就业灵活性、更强的社会适应性、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由于移民群体，尤其是移民青年在这些方面相对薄弱，他们也就受到了限制，减少了许多社会经济的融入机会。而部分少数族群背景的青年更是排斥现存的众多基本性制度，导致这部分群体的结构性融入程度偏低。杨格-塔斯指出，低程度的结构融入显示出处于弱势的移民群体所遭受到的社会抵触，受教育水平低、未正式就业以及有犯罪前科等情况降低了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组织的能力，导致了现实的机会不平等状况。

通过三维度模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社会—文化融入主要表现为移民群体在各种社会组织中的参与情况、与其他群体开展人际沟通的能力、按照东道主的通常行为模式开展行动的过程。杨格-塔斯指出，社会—文化融入存在很多测量指标，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人群之间的隔离程度以及语言的使用程度，同时还包括移民与其他社会成员开展创造性社会活动的情况，例如群体之间的友谊和婚姻；而另一个重要指标则是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如个人自主性与群体间协调性的关系、尊重个人人权、性别平等以及关于人生目标与价值的基本观念被接受的程度。

相较于二维度模型，三维度模型优点更加突出。这一维度的融合观强调，少数移民族群在很多情况下都被流入地政府及本地市民看成二等公民，是种族主义和歧视的主要目标，想要改变这种情况，正式的法律规定标准必不可少，例如种族法律，就可以保障移民的平等权利。在这种公民权的视角下，学者们认为移民群体政治融入的关键指标就在于是否取得与本地市民同等的政治合法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在身份、政治待遇上给予同等的对待。

移民社会融入的内涵采用杨格-塔斯的三维度模型来解释更加完整清晰，移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尊重，其存在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但这种划分方式并没有超越二维度模型中结构变量与文化变量的二元特征，政治—合法性融入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部分体现了结构性特征，部分体现了文化性特质。

3.四维度理论模型

同前两种分类模型相比，恩泽格尔等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四维度模型，它用社会经济融入替代了结构性融入。他以德国为例，认为其经济性移民的暂时性，使得政府不会制定相应措施来帮助移民实现经济融入，导致移民经济融入的可能性下降。在文化性融入方面，主要包括多元文化主义与同化主义，测算指标主要为移民对流入地社会基本规则与规范的态度、配偶的选择、语言能力以及犯罪行为等。

前较于前两种分类模型，四维度模型进行了有效的创新，它使人们认识到，移民的融入不仅是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的同化与适应，同时也是流入地社会在面对移民群体时做出的改变。

4.人力资本归因论

移民融入水平偏低，主要是由于移民群体缺少人力资本，因而没有适应新社会的经济生产体系、劳动力市场和职业流动的基本素质，也就造成基本经济或结构性融入条件缺失。移民融入社会的过程就是获得新的人力资本或新的社会能力的过程，在此机制下，移民群体或个体人力资本的不足就成为欧美移民融入程度较差的首要原因。

同时，根据这一归因论，限制移民社会融入还包含移民原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具体表现为，移民群体难以适应流入国社会的生活和交往方式，难以理解当地文化传统，因此移民群体在个人认知及观念上难认同，从而保留原有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此类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因素从根本上使得移民群体出现被隔离、排斥的情况。

杨格-塔斯曾指出，变迁了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提高了西方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要求，与之类似，R. Omidvar等（2005）通过研究加拿大移民的融入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加拿大的移民群体处于严重的融入困境中，包括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失业率攀升、移民个人及其家庭生活日益贫困等，而这一现状出现的原因主要就是移民的人力资本缺乏。

J. Goldlush和A. H. Richmond也突出了人力资本的关键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移民在移民之前的特征及状况会对移民在新社会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而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受教育及技术训练的程度，其次是语言学习状况等。

5.社会资本归因论

社会资本归因论在移民融入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提升了个体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或群体网络的研究层次。这种归因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等在其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提供了社会支持，例如信息、社会支持与情感支持。移民在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或城市之后，通常会失去原有的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亲属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地缘与业缘关系等，但想要在新的居住地构建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积累新的社会资本又需要时间，因此他们很难实现与流入国社会直接、良性的交往互动。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缺少可以动员的有效社会资本。(www.xing528.com)

这一归因论使移民社会资本在促进移民社会融入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并认为，流入国也应帮助移民构建新的支持网络及社会资本。已有研究表明，移民群体通常聚居生活，如果重建特定族群聚居区，移民的生活交往和经济生产等网络都将局限于旧有关系，不利于移民社会资本的改善，从而对社会融入产生消极影响。

有学者对居住在美国新奥尔良的越南移民城市开展了研究，发现当移民学生保有传统的家庭观念、强烈的工作奉献伦理并高度嵌入族群城市时，其考分更高，大学学习规划更明确。原因在于，积极的移民文化取向使得弱势移民子女在价值认同及行为模式建构等方面拥有适应性优势。

波蒂斯通过对纽约多米尼加的移民研究，验证了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移民融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移民的资金网络与其族群网络高度重合，移民通过族群网络构建的良好信誉帮助其更顺利完成筹资与投资活动，而这些资金主要来自移民同胞。波蒂斯等发现，当移民群体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的偏见，难以从外部获得资源时，族群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得以显现。

同时，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对移民融入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在部分学者中得到了反馈。社会资本的含义较为宽泛，涵盖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各种协商性关联及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会产生积极作用，也会产生消极作用。

6.制度归因论

在这一归因论的解释下，流入国特定的移民及移民融入政策和制度建构决定了移民能否有效实现融入，排斥性的移民融入政策从根本上使得移民群体自身素质低下，难以获得社会资本，阻碍移民融入社会。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M. Fix（2001）研究了美国移民融入政策产生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适当促进移民家庭融入，但由于高度管控的移民政策，移民社会融入受到阻碍。因此建议在公共政策上促进移民的融入，为移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提供条件，推动反歧视性立法，在政府财政和税收等优惠政策上向新移民群体倾斜等。M. Papillon（2002）的研究发现，尽管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比本地人高，但制度性因素，如不承认外国学历、种族歧视与偏见、缺少住房与语言培训等的存在，使得新移民被社会排斥。N.Lewin-Epstein等（2003）比较研究了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与移民融入的差别关系，发现加拿大和以色列虽然都是移民国家，但是其对于移民接纳的制度背景有差异。以色列实行对犹太移民无经济选择的政策，并向移民提供充分的支持，而加拿大实行有选择的多元标准移民政策，移民的社会与经济融入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力量影响，因此，进入加拿大的俄罗斯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不难，但是要找到并维持就业却很难；进入加拿大的移民相对进入以色列的移民而言能够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和更高的收入。

R.Penninx则具体地论述了与移民融入相关的公共政策以及两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移民融入的公共政策中，通常面临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1） 移民文化与宗教信仰多样化问题；（2） 移民获得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问题。关于公民权的分析反映了公共政策对移民融入的意义，移民的公民权有3个层次，首先是政治或立法意义上的公民权，其次是社会经济维度的公民权，最后是文化与宗教信仰权利。

7.同化论与多元文化主义

在西方国家，公共政策问题是移民融入问题的根源。移民融入程度取决于利民政策。研究表明，有一个核心的线索贯穿政府的移民融入公共政策以及移民融入最终目标的理论阐述，即同化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

在20世纪早期，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最终与新的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实现完全社会同化，移民及其后代与当地人没有明显的差别。同化论者认为，社会不同族群会放弃自身拥有的文化观念，融入流入地的主体社会，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同化后族群间差异消失，实现同质化与本土化。但是同化论者也发现，不同族群实现融入与同化的过程存在差异，原有的文化传统、语言、关系网络等都会使得不同的族群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同化论者始终乐观地相信移民将最终实现完全的融入，与流入地社会同化为一个整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化论观点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20世纪 60年代，学者们发现，同化论预设的融入模型在实际中并不一定发生，即使在漫长的时间之后，移民及其后代仍旧与当地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别，差异逐步强化。例如美国民权运动，通过这一运动人们发现美国的黑人长时间被社会排斥，远未实现社会同化。美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都存在对少数族群的社会排斥，且种族主义的歧视与偏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排斥。

卡伦最早提出了“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此后族群多元文化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移民融入中的核心概念。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移民的融入并不是唯一的结果，而是呈现出多样化、差异性特征。在少数族群不断适应新社会与文化环境时，其原有的族群文化特征未必消失，移民更多的是在流入地重建原有的文化传统和关系网络。移民同化论与公共政策只反映西方发达国家主体文化中心主义。要想实现帮助移民提升生活水平，以及对于流入地城市、社会认同感的目的，必须尊重并保护好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尊重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赋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改善其居住条件，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以及平等的就业权。

欧美主要移民国家的移民融入政策成为同化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焦点。 霍利菲尔德通过对欧洲各国的移民融入及其公共政策模式进行比较，发现欧洲形成了3种较为有代表性的模式：

模式一：“过客或临时打工者”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在这一模式中，移民普遍是临时性经济移民。由于德国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流入德国的移民以获得收入为主要目的。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周期性变化，这些移民又流出德国。因此，无须制定针对性的促进移民融入的公共政策，无须强化移民的合法性政治地位，也无须像对待本地居民一样同等对待移民。

模式二： 同化模式，以法国为代表。在法国，移民被当作永久性的居住者，受到法国社会的欢迎，被赋予合法的政治地位，能够被吸纳到主体的文化当中。法国政府在20世纪80—90年代实行社会吸纳政策，通过结构性政策干预移民的生活，扩大被排斥群体与社会的沟通，建立多元行动者协作体系，排除可能的各种形式的歧视，意图帮助各种社会弱势群体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政策以赋予移民与本地公民同样的公民权的方式，意在同化移民群体，实现其社会认同。

模式三：“少数族群”模式或“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以英国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以一系列的复合意识形态为基础，如同化、融入与多元文化主义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元文化主义在公共政策中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教育、健康及社会服务等议题的讨论中。在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中，英国社会将移民当作永久性居留的群体，允许移民保存原有的民族特征，允许其在新社会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城市，在这一模式下多族群和谐共处。

进入流入国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面对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整和适应。部分移民能够较为顺利地融入，实现文化同化，但也有部分移民无法做到文化同化。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模式和程度等都会受到文化传统、政策等结构性因素以及移民个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对于移民流入地来说，其移民融入的公共政策，与该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权力格局等密切相关。并且，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定国家在移民的融入政策上也有可能发生巨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