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移民与公共治理研究：基础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7-12所示，模型一是仅包含个体特征变量和虚拟变量的模型，而模型二是基于方程（3）增加了宏观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二相比模型一来说，系数基本未发生改变，调整后复决定系数增加，说明模型二的解释程度有所上升。本文将主要报告每个回归方法中模型二的结果。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模型二的结果看，移民个体特征诸如就业收入、工作情况、职业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暂住证、婚姻、住房特征、医保状况均与移民融入度显著相关。其中性别、周工作时长为负相关，意味着相比男性移民，女性主观上更有融入倾向；周工作时长越长越不利于移民融入。月工资和工作年限可以提升移民的经济立足基础，因此起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婚姻有利于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良好的婚姻状态不仅有利于稳固移民在城市安居的心理，还能够给移民带来经济立足资本和社会连接机遇。暂住证是城市给予移民的一种暂时性容留证明，拥有暂住证的移民在相关权益的获取上相比其他流动人口更为方便，办理暂住证享受一些本地居民福利，同时也是获取城市户籍、办理子女上学和大病报销等其他城市权益申请的必要前提条件。有住房对于融入度的影响显著为正，特别是在大城市，拥有住房也是方便子女教育、减少就业通勤时间和积累家庭财富的一种必要手段。这也验证了任远（2016）的观点： 不是城市移民增长增加了城市住房市场的压力，而是城市住房市场价格扭曲增加了城市移民的生活压力，进一步阻碍了移民在城市稳定居留和长期居留，限制了移民的融入度。住房和居住环境较差、住房质量较低，加剧了生活的贫困化和空间隔离，弱化了移民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削弱了移民在城市扩展社会网络和获得发展的能力。

表7-12　基础回归结果

续 表

注： 括号中为p值，∗∗∗p<0.01，∗∗p<0.05，∗p<0.1。

相比“50”后和“60”后，“70”后的融入度有所降低，而“80”后、“90”后和“00”后的融入度却不显著。这反映出在城市中工作的“70”后面临的融入环境不佳。目前“50”后、“60”后基本已处于退休阶段，其经济状况明显好于还处在奋斗和打拼阶段的移民群体，而“00”后多为城市移民二代或三代，他们没有经历父辈们经历过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要是参照迁入地的标准。但这一青年群体城市生活还存在障碍，远未达到主观上自认为是本地社会成员的“融入”程度。在全社会倡导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提升移民二代的身份认同（路锦非，2018）。(www.xing528.com)

从移民的职业性质来看，对照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服务人员的融入度并不显著，生产者及其他职业的人的融入度显著为负，这一情况说明移民职业对移民融入度产生的影响总体上来讲不太显著，从事体力劳动或不规律性职业的移民的融入度明显不如企业的负责人。移民的就业选择对其融入主观感受的影响似乎不大，各行各业的人对于融入感都有不同的判定，单纯从职业种类上无法断定一个人融入感的高低。但有研究者认为，农民工会促进城市职业升级，使高技能工人流动到高收入职业，将低技能工人挤入低收入职业（赵西亮，2018）。实证结果也显示从事生产活动的移民获得的工资收入要明显低于其他职业，可能无形中会加大对未来在城市定居具有压力的预测判断。

从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对比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来讲，中学受教育程度者的融入度显著为负，高中文化程度者融入度并不明显，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融入度显著为正。虽然我们不能判断是何种原因导致高中受教育程度者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的融入差别不明显，但我们能得出相比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移民融入度的提升的结论。可见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对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起积极的正向作用（张红霞，2018）。各大城市开始“抢人大战”，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到武汉、西安和南京等内陆省会城市，它们纷纷出台就业福利措施，争抢高校学生落户。大城市给予人才低门槛落户、买房打折、租房补贴、医疗保障以及子女就学等优惠福利政策，吸引其在城市中落户、就业和安居，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分人才对于移民城市的融入感，同时人才的增加也能够增加城市活力和消费水平。

从移民的保险状况来看： 对照在本地办理新农合者，除公费医疗拥有者的融入度基本无显著差异，其余险种参与者的融入度显著为正，当然受调查问卷的限制，本调查仅能区分移民入了哪种保险，但其能够选择保险种类往往受自身条件和制度限制，每一种保险制度均是对移民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还不能明确断定不同险种对融入度的提升差异。

进一步观察加入的控制变量： （1）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从0.376 6上升到0.387 6，方程的整体解释度有所提升；（2）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控制变量中，房价、医疗和表示环境的变量均显著，基础教育不显著。因此，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个人的工资水平、工作年限、婚姻、暂住证、住房等特性和医疗保障、居住地绿地面积等外部条件的改善会提升城市移民的融入度。个人的周工作时长和居住地平均房价的提升会降低城市移民的融入度。个人年龄、职业类型和受教育水平等对移民融入度的影响在移民群体内部存在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