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得到发展，此时大规模的城市移民潮再度兴起，城市总人口数量一路猛增，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增添了隐患。为此，上海市政府开始逐渐缩紧移民政策，对入沪移民施以积极调控，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海人口的过度膨胀。

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至1949年，上海已经拥有人口545.5万人，城市移民人口占85%，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邹依仁，1980）。在迁入地吸引力驱动下的城市移民，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自主迁移，这种迁移一方面给上海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活力，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必要的浪费，特别是在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肇始阶段，这种表现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上海社会经济混乱、民生凋敝，生产生活保障曾经一度供给不足。维持全市生产生活的大米、棉花和煤炭储存量极为有限，人民政府历经10个月之久，才结束了物价动荡和市场供应混乱的局面。随即上海又陷入另一困局——失业以及由此造成的普遍贫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失业人数达到25万人，1950年为16万人，1952年为18.9万人。社会贫困普遍存在。与此同时，人口迁入经过解放初期的低迷之后，再度出现大幅增长的趋势。1951年上海迁入人口高达100.4万人，此后几年一直保持猛增势头。除此之外，在解放初的前三年里，始终有相当数量的灾民和难民涌入城市，人数在160万人以上。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往往成为危害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面对上述困难局面，上海市政府开始逐渐收紧控制迁沪移民政策，并从迁入和迁出两个方面同时展开，实施迁移控制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上海城市移民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1）投亲型移民。随着上海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量投亲型移民迁入上海，包括婚迁、家属随迁、父母投靠子女、两地分居夫妇投靠配偶、外地沪籍经营者回流等。据统计，1954年迁入上海定居的19万人口总量中有46.57%来自农村投亲者（胡焕庸，1987）。据上海市1955年7月底调查，全市659万多人中，基本人口占17.31%，服务人口占16.5%，被赡养人口和其他人口占到66.19%，而三四十年代上海这类人口所占比例均未超过50%（忻平，1996），投亲型移民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2）调动、就学型移民。解放初期，为了巩固上海新政权，中央从各地调集了大批干部前去上海，接管各类机关（熊月之，1999）。同时，上海有高校44所，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因此每年有大量的求学移民涌入上海。调动、就学型移民在接管、稳定和发展上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对上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力军。（3）盲目流入型移民。这类移民严重影响上海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加大了社会保障系统的压力。为了加强城市管理，上海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并实施后，上海大规模的自发性城市移民现象逐渐消失。

鉴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内，上海市政府对城市移民采取较为严格的控制政策，并将其纳入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因而，这段时期的上海城市移民特征比较独特。迁移方式上，上海城市移民有序流动。为了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城市移民流入造成的城市管理难度加大的状况，上海开展了控制人口迁移政策的尝试，对城市移民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征集、调动和招收，过去零散的、非组织的和自发性的城市移民规模日趋缩减，城市移民逐渐呈现出有序流动的特点。迁移类型上，城市移民愈加趋于多元化。上海城市移民可以划分为主动型城市移民和被动型城市移民两类（杨丽萍，2006）。主动型移民又可以被细分成谋生型、求学型、享受型和投亲型等类型。被动型移民又包括避难型、调动型、支援型和遣送型等类型（图6-1）。其中调动型、支援型移民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类移民迁移动因往往兼具主动性和被动性两种。既有国家出于对生产力布局的考虑，进行组织统一抽调的情况，也不乏响应国家工业化号召，主动请缨的情形。

图6-1　上海城市移民类型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移民规模波动较大。1951—1954年为大迁入期，而1955—1956年又迅速转为大迁出期。在大迁入期，上海城市移民数量累计达到294.6万人，年均迁入移民数量达到58.9万人。在大迁出期，上海城市移民不增反减，期间共迁出移民129.0万人，年均迁出移民数量达到64.5万人。1951—1956年，涉及的上海城市移民人口累计达到752.7万人。1951年城市移民数量最多，达到100.4万人，而1955—1956年，由于大规模城市移民迁出，上海出现正常年份罕见的负增长现象，自开埠以来，只有在1932年、1945年和1949年战争影响下才出现过这种现象，并且不具连续性（杨丽萍，2006）。(www.xing528.com)

1955—1978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上海实施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以移民输出为主，主要表现为参军参干、外出求学、支援大西北、失业职工返乡、支援大小三线及知青上山下乡等移民迁出活动。相比较而言，上海接收的城市移民数量相对有限，移民群体主要源于干部南下、部队复员、转业、退伍、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知青回城和落实政策等。这段时期，由于支内、支边和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海移民迁出远远大于迁入，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特点和优势消失殆尽（葛剑雄，1997）。据统计，1949—1982年，上海移民净迁出数量累计约达74.5万人（王世军等，200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阶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控，由以往传统的自由放任的人口迁移政策转变为收缩控制的移民政策，这使得该时期上海的人口迁移表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上海社会。

（1）入沪移民政策的收紧，有效放缓了上海人口的增长速率，缓解了由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引发的社会公共资源紧张的问题，为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营造出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环境。

（2）城市人口的一些构成呈良性转变。一是性别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迁沪移民大多是青壮年男性，这就导致了上海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迁入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投亲型移民，女性人口较多；但与之相反，在迁出人口中支援型移民占据主要部分，这类移民往往男性比例较高，这样一来，女性人口占比逐渐上升，上海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二是文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知识分子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1952年，上海市登记在册的失业知识分子达3万余人，其中不乏大学以上高学历者。为支持国家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上海市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支援活动，至1959年，累计迁出支援型移民数超过150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熟练技工和高级技师。大批技术性人才的迁出既有效缓解了上海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有效提高了人才资源的使用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实施紧缩的城市移民政策，是党和政府在城市人口管理方面一次有益的探索性尝试，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意外结果。这就是，随着户籍制度的实施，上海控制人口迁移政策日益严格，人口的机械变动渐趋呆滞和封闭，城市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人才、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动被截断，导致人才、劳动力交流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