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功能结构演化：研究进展与案例

早期学者基于城市特定阶段的用地类型将城市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展开了关于城市功能的研究。Burgess较早以城市用地对城市功能空间布局进行了划分，以中心城区为圆心向外围延伸，分别为中央商务区（CBD）、过渡区、工人阶级区、住宅区和通勤区，不同功能区分别承担相应的城市功能。Harris 和 Ullman（1945）认为，多数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并不专注于单一中心，而是有多个中心，例如，零售区、仓储区、制造业、教育和金融中心。事实上，城市功能数量多寡并不严格受制于城市等级，对于等级较低的中心地而言，其所在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大、人口总量越多，就越容易使其跨过市场消费门槛，并承担更多的城市功能，甚至很有可能形成只有更高等级中心地才具有的职能。Batty（1995）指出，大都市区通常由CBD、高科技园区等多个核心组成，每个核心的功能具有专业化倾向，伴随着大都市区快速发展，大都市区的城市功能结构也出现新的变化。赫希（1990）从比较成本利益视角剖析了城市功能的形成和演化机制，指出在生产和需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了城市功能的产生，在供求关系中，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比较成本利益则是影响生产的最重要因素。推动城市功能形成的力量并非来自供给方，而是来自城市内部和城市外部构成的市场需求，但是城市功能能级提升则是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功能的本质、内涵与特征也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内容。刘社建（2013）认为城市功能本质上是指城市对内、对外提供一切产品和服务的功效与作用，换而言之，城市功能是指城市系统内部及外部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属性、能力、功效以及作用。赵渺希（2012）根据城市功能所呈现出来的功效和作用，将城市功能分类为非基本功能和基本功能，其中非基本功能是指服务于城市内部活动的功能，基本功能则是指服务于城市外部的功能。将城市功能划分为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指出核心功能起主导作用，可以影响非核心功能的运行，并决定城市的性质以及发展的方向。盛维等（2018）从广义视角对城市功能进行定义，认为只要有利于强化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的功能，例如金融、航运、制造、科技、创新和文化等功能，都应视作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一些学者还对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全球城市的经济、金融、航运、科技创新和文化等核心功能具有高效连通性、核心枢纽性、节点管控性和强力吸引性等4个特征，充分展示了其对全球资源和战略要素的配置功能。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功能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经历了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综合体转变，由传统的军事、宗教和政治等功能向工业生产、贸易中心、金融服务、科教文化、仓储运输、信息中心和政治中心等现代城市功能转变的演进过程。许学强等（2009）指出，由前工业化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后工业化社会，城市功能不断向前发展，城市功能的内涵及形式都得到极大丰富，并伴随着时间推移经历了从单一向多元综合、从简单向复杂、从散乱到互补、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进程。刘涛等（2015）进一步指出，城市功能经历了由前工业化阶段的单一化与简单化，工业化阶段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到后工业化阶段立足于区位优势、要素禀赋、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等的差异，推动着城市从内部合作走向外部合作，并进一步引起区域功能空间分异。而功能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又进一步推动城市功能朝着多元化、专业化、互补化和差异化方向发展，并通过有形或无形渠道将空间“流”综合起来，形成城市功能互补的空间网络。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以及新的空间组织方式出现，信息时代的城市功能逐渐显现出全球化、柔性化、复合化和差异化等特征（魏宗财等，2013）。

相对于现代城市兼具工业生产、金融、信息、贸易、科技、商业、教育、文化和行政管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且各城市功能以人、物质和信息等为代表的“空间流”为联系纽带，各城市功能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作为一国或区域性政治、宗教或军事中心的传统城市，其经济和文化等功能严格依附于军事功能或政治功能，城市功能结构相对单一，且各种城市功能均带有浓重的军事或政治色彩，城市功能也仅以人为联系纽带（许学强等，2009）。伴随着全球化发展，部分特大城市扮演着全球要素资源中转平台的角色，也即所谓的全球城市。Hall（1996）认为，只有满足7个基本特征，即成为主要的政治中心、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人才集聚中心、信息中心、人口中心和国际娱乐休闲中心才能称之为全球城市，换而言之，只有具备国际政治、金融、贸易、信息和游憩等功能才有可能成为全球城市。Sassen（2013）重点考察了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的功能演变特征及趋势，发现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被赋予承担某些特定生产、服务、科技和金融等任务的功能。盛维等（2018）认为，全球城市集合体现市场的（国际性指向）、实体的（地方性战略场所）、功能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科创中心等）以及制度的（便利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能力，其城市功能结构是否优化，例如金融、航运和制造等功能是否实现合理发展，又会对全球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www.xing528.com)

由于受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城市规划、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的演化并非处于持续动态演替状态，反而会在路径依赖作用下陷入阶段性的停滞。龙绍双（2001）论述了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城市功能依附并源于城市结构，随着城市的经济、文化、政治、空间、社会和生态等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培育城市功能的着力点在于调整和优化城市结构。Mozuriunaite（2016）基于1960—2011年有关立陶宛最大城市的相关研究成果，剖析城市功能和技术因素对城市功能突变的影响，指出随着技术、经济、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等的发展，城市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进而改变城市功能结构。城市功能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着密切联系，只有城市功能结构处于优化合理状态，才能保证城市持续稳定运转，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功能具有动态演化特性，即随着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功能拓展的重点及方向也会不一样。然而，部分学者则认为城市功能结构在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会陷入停滞，蒋三庚（2006）剖析城市中心区功能结构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认为城市系统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制衡，导致城市系统在短期内无法形成足够的牵引力促成系统蜕变。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城市中心区功能和产业发展被固定在特定的路径之上（Morgan et al.，2008）。刘奕彤等（2011）认为，在城市中心区功能演化和产业发展的上升期，路径依赖性对功能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在功能演化和产业发展的衰退期，路径依赖性则起到阻碍作用，并造成城市中心区功能结构陷入停滞状态，无法实现功能结构的优化升级，此时需要政府的引导才有可能推进城市中心区功能结构优化。

在城市功能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中，Fuentes（2000）剖析了奇瓦瓦州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Chihuahua）的城市功能及其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发现位于奇瓦瓦州华雷斯城东北方向的工业园区改变了传统的同心增长和住宅区，该住宅区以高收入居民为主，中等收入居民居住区则占据中央商务区和城市外围低收入之间的中间位置，城市功能布局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Tian等（2002）采用尼尔森分析方法从行业就业率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城市功能结构，发现中国大城市中制造业就业率最高，但在1989—1996年出现持续下降趋势，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和金融等的就业人数持续增加。而且城市规模越大，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越少，科学、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和行政权就越大。张水清等（2001）探讨了上海城市功能转移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于涛方等（2006）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测度了我国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并剖析了我国城市功能的演变格局。官莹等（2006）在阐述早期城邑到现代城市经济功能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实证分析深圳经济功能演替和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实质上是不断适应经济功能演替的过程。王郁（2007）根据上海各区县1995—200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上海城市功能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表现为居住先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迁移，再向远郊区迁移；工业、仓储和文教等直接向远郊区迁移，商办类功能则向中心城区集聚。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功能的定义、内涵和特征，城市功能结构的演化发展，以及城市功能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联系等诸多方面展开诸多研究。然而，已有研究更侧重于研究城市功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鲜见关于城市功能结构演化发展及其背后驱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在上海相继被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关键阶段，研究上海城市功能结构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拓展上海城市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上海城市发展与功能结构演化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上海城市移民的历史轨迹变迁背后的机制，以及未来城市公共政策的路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