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房模式对公共治理研究

我国每年新增大量城市移民，如果按照廉租住房标准给他们提供住房，每年的需求增量巨大，城市移民的住房问题成为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周达（2010）认为城市移民住房总体上呈现出大分散与小聚居的特点，城市移民对于住房的需求呈现代际差异，第二代移民受教育水平较高，一般集中在城市非核心地带从事服务性行业，由于工作单位提供的住处量少且条件差，多数年轻的城市移民选择自己租房。如果大量城市移民进入新生活系统后住房需求难以得到实现，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刘志林等（2016）认为应当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增加针对移民群体的住房供给量。在本地居民与城市移民混合居住的社区中，增加创造双方交流的机会，有助于促进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有必要设计一套针对低收入移民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度工具，如用租房补贴勉励城市移民家庭在正规住房市场中寻觅住房。此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计划应避免分配不均，改变当前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的局面。修缮城市移民聚居区等城乡接合部的公共服务设施，鼓励城市移民在更大范围内融入城市社会。城市移民对于住房区位质量十分敏感，一方面，随着收入的上升，其对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的支付意愿增加；另一方面，当地受户籍制度影响的公共服务阻碍其为提升人力资本而投资的意愿，这都会造成福利的损失。特大城市对外来移民的住房限购政策，体制单位对非户籍人口的就业歧视往往是外来移民融入城市后的衍生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正式迈进城镇化阶段，越来越多外来人口涌进城市。国内房价逐步攀升，在这一背景之下，希望留下继续发展的外来移民必须要考虑如何应对住房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大小城市都将移民住房问题视作地理研究热点，以历史进程来看，移民的住房具有环境差、质量低和边缘化的特点，发达国家在研究移民住房问题时，通常会将产权私有、市场化和发达的租赁市场等作为出发点，将跨国移民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定量而微观的实证研究。在这一前提下，外来移民与就业地的距离、居住时间的长短、职业地位的高低、收入水平和家庭生命周期等，都是决定移民住房状况的要素。除此之外，制度（国家对移民的住房选择、实际住房状况等）也是其影响因素之一。最近几年已开始出现以新一代移民住房问题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其研究核心为： 新生代移民的住房选择是否还存在边缘化（如租用私房、社会性住房等），其地位与住房条件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空间是否还存在分异等。移民住房的研究理论从整体上可分成两种： 同化研究和分层研究。

所谓同化就是移民主动或被动接受本地居民的价值观念、文化特质以及生活方式的过程。经典同化理论的观点为： 经济同化、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和空间同化，四者相互关联，它们分别作为同一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空间同化理论（Spatial Assimilation Theory）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移民由居住隔离变为居住融合，实际上属于一个资源获得与资源转换的自然过程。在完成经济、社会和文化适应之前，移民群体通常会选择与本族群体共同居住以汲取必要的资源和网络支持。在此过程中，移民逐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建立移民外的社会网络，积累起向上流动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将获取的资源转化成更高质量的居住条件，迁入在公共服务和卫生医疗等方面更为优越的主流社区，从而实现了与本地居民居住空间的融合。空间同化理论持有的观点为： 城市移民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住房地位等会因为移民代际的变化而变化。若城市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了，那么他们有可能会通过购买住房等途径提高自身的住房地位，并通过迁入本地居民数量大的社区等途径来与主流社会相适应。

空间同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成如下几点。（1）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居住融合是更广泛的同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空间同化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并且可以促进整体的同化进程。（2）种族居住隔离的本质是阶层差异与种族差异的重合，居住隔离是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和文化适应程度差异的结果。（3）社会经济的融合会对移民居住空间的融合提供很大帮助。（4）移民的空间融合还可通过文化融合来促进。（5）移民居住隔离是暂时的经济社会现象，而移民从居住隔离向居住融合过渡则是必然的。

作为对空间同化理论的补充，住所分层理论并不否认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是移民居住隔离的重要原因，但更强调本地居民的歧视和偏见会独立地对移民的居住模式造成影响。住所分层理论认为移民居住隔离不仅反映社会经济成就的差异，更反映了住宅市场隔离化的现实。本地居民将其对移民的负面情绪与负面评价融进政府、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机构之内，会造成移民在其居住地区受到明显排斥。根据住所分层理论，本地居民的歧视和偏见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居住歧视的存在，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的效应在移民居住选择上被削弱。(www.xing528.com)

地区分层模型（Place Stratification Model）主张，不同社会群体在进行空间资源配置时，具有不同的等级序列，它并不单纯取决于“自由选择”，“主流群体”通常会通过许多不同的手段以保持自身与城市移民在社会和空间上的距离。由最新的研究及其结果可知，多元化的新格局逐步浮现。欧洲一些地区（德国柏林、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等）的移民多数以租用社会性或私人住房的方式居住在内城；巴黎的城市移民多数通过租用社会性住房的方式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区；雅典的新生代阿尔巴尼亚移民多数集中在内城，其住房情况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商和住房中介；伦敦郊区的城市移民住房拥有率随着中心城市移民群体对社会性及私有住房的租用比率的增加而增加；北美城市（洛杉矶、温哥华等）的族裔郊区化趋势较为显著，其中，中产阶级“郊区族裔区”（Ethnoburb）处于生成状态中。根据已有的研究可知，探讨移民社会融合问题时，可将出发点放在城市移民住房模式（租房、拥有住房等）上。

就中国城市住房的研究结果来看，研究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住房政策、单位住房、居住迁居、职住分离、住房产权、住房分化和居住空间分异等，研究的结果显示，当经济从计划转型至市场时，中国城市住房的格局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国内有关城市移民居住问题的研究仍在少数，主要针对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住房选择展开了研究，在其中探索其住房质量，找到住房制度对外来人口边缘化地位造成的影响；或以“就业——居住”关系作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也有学者探讨了上海外来人口的住房存有的低质量、边缘化和区域差异的特征及其原因。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近几年迅猛发展，新生代“80后”“90后”城市移民开始出现，他们大多具备不同于传统的消费观念与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有的是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投资者，有的是被看作“蚁族”的大学毕业生，还有的是集中居住在“城中村”的新生代农民工等。

城市移民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城乡身份体制的存在，流动民工这一群体更多时间被同质化地看待，其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分化现象等容易在静态的社会分层框架内被忽视；另一种观点在探讨群体内部分化时，将出发点集中在职业流动这一角度，并认为当前的流动民工在经过职业分化后已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一定生产资本并可以此来雇用他人的业主、拥有少量资本用于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无生产资本只依靠打工的受薪者。从整体来看，这一研究通过“居住”作为衡量指标具体划分社会阶层，区别不同的城市移民群体，这一现象较为罕见，大多数研究更关注城市移民的居住状态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