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城市移民的聚集地(蒋丽等,2014)。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广州借助其自身的优越条件和开放的文化环境,成为中国南方城市移民重镇。2016年各地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当地政府为留住人才,颁布了不少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移民,城市移民不断向广州集中,到2016年城市移民数量已经达到了630多万人,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左右,城市移民是广州人口组成的重要部分,在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广州经济发展进入高增长阶段,城市移民规模急速扩大,分布格局由中心区向近郊区集中,并逐渐向远郊区延伸。1982年,广州城市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55%。到1990年,占比较1982年增长了598.57%,年均增长率达到27.51%。其中,近郊区城市移民增速明显,1982—1990年,近郊区城市移民人口占全市移民总人口的比例由37.92%上升到了56.31%,年均增长率达到33.97%,超过半数的城市移民分布在近郊区,表明城市移民聚集区域已由中心区转移到了近郊区。虽然中心区的城市移民数量增长显著,8年间增长了293%,年均增长率达到18.66%,但其占广州城市移民总数的比例却在不断降低,1982—1990年,其占比从51.62%骤降到了29.04%。远郊区的城市移民虽然总体规模不大,占全市城市移民人口的比例仅为14.65%,但其增速显著,8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32.98%(李怡然,2018)。
20世纪90年代,广州城市移民规模仍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但由于其基数较大,因而增速较80年代略有下降。1990—2000年,广州城市移民规模达到428.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2.53%。其中,中心区的城市移民增长速率较慢,1990—2000年,年均增长率为13.12%,占全市城市移民总人口的比例由29.04%下降到了13.05%。而近郊区的城市移民增长迅猛,1990—2000年,移民总数增加到299.8万人,年均增长率达25.23%,占全市城市移民总人口的比例更是达到70.01%。与此同时,远郊区的城市移民增速也颇为显著,1990—2000年,移民总数达到72.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4.32%,占全市城市移民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6.94%,超过了中心区,这表明1990年以后广州城市移民不仅向近郊区聚集,并且进一步向远郊区延伸(谢守红,2007)。
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2010年,广州城市移民占总人口比例由39.66%上升到了48.40%,表明广州总人口中近一半是城市移民。2000年广州城市移民为394.24万人,2010年广州城市移民为614.75万人(表3-3)。2000—2010年,广州城市移民人口增长了220.51万人,增长率达到55.93%。在城市移民密度方面,广州城市移民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5 292人,增长率为65.70%。
表3-3 2000—2010年广州不同地域城市移民数量和人口密度情况
资料来源: 广州历年统计年鉴。
根据《广州市2020: 广州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咨询》,广州可划为4个圈层: 核心圈层、内圈层、外圈层和外圈。如表3-4所示,按广州城市移民数量年均增长率高低对4个圈层进行排序: 外圈层(6.14%)>外圈(5.16%)>内圈层(4.91%)>核心圈层(3.45%)。按城市移民密度年均增长率高低进行排序: 外圈(5.51%)>内圈层(5.44%)>核心圈层(5.17%)>外圈层(4.24%)(蒋丽等,2014)。可以看出,广州城市移民形成了“外圈(远郊区)城市移民高速增长、内圈层(近郊区)城市移民快速增长、核心圈层(核心区)城市移民缓慢增长、外圈层(核心区)城市移民缓慢增长”的区域差异格局,城市移民数量增长和空间集聚呈现由内向外趋势。(www.xing528.com)
表3-4 2000—2010年广州不同地域的城市移民数量和密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 广州历年统计年鉴。
可以发现,2000—2010年,广州城市移民空间分布越来越均衡且呈现出向外扩散的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城市移民趋向于在就业和居住空间位置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外在原因表现为:“三旧”改造、新城开发和交通条件改善。1999年,广州地铁的运营,缩短了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距离,解决了城市移民就业与居住分离的问题,城市移民一方面在城市中心区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在郊区获得低成本,这使得城市移民向内圈层和外圈层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2009年,广州推行“三旧”改造政策,着手改造位于中心城区核心圈层和内圈层的旧城镇、旧厂房和旧村居,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移民生活成本上升,一部分城市移民被迫向生活成本更低的内圈层和外圈层转移。
大量城市移民的涌入,给广州经济发展带来了新鲜活力,但同时也给广州城市管理和规划建设带来了许多难题,尤其是在次中心地区城市移民的增多,加大了次中心地区的城市管理难度和社会治安压力,交通、治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环境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城市移民涌入,导致城市移民空间分布格局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规模庞大的城市移民加剧了广州基础设施和生活性用房的紧张程度,促使政府加大各项基础设施改造以及房屋建设力度,进而导致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土地利用方式显著变化。
城市移民在未来的广州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是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在流动迁移、空间分布、活动范围以及行为模式等方面,广州管理者应当加强研究,把城市移民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体系中,保证城市的协调高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城市移民纳入广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容当中,通过对各类市场的规划来调控城市移民,按照城市移民的现状和空间发展,制定更为细致、更有针对性的城市移民政策,包括住房、户籍、就业和税收等方面内容,从而加强城市移民的社区融合,使得城市移民尽快市民化。同时,向外转移中心城区的传统产业,通过远距离扩散就业岗位来引导城市移民的合理分布,调整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充分发挥城市移民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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