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移民总量及区域分布调研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口迁移量、迁移流向及移民在迁入地的居住身份。1978年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迁移流动管理制度和调控措施发生变化，中国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中国移民规模迅速扩大，大量人口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过程由此展开。

1978—1983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此时人们自主迁移意识比较薄弱，且城市体制改革还未开始，提供的就业空间不足，此时的人口迁移呈现规模小、增速慢的特征。1984—1988年，国家开始改革人口迁移制度，慢慢放开了对人口迁移的种种束缚，更多的农民开始落户城镇，乡镇企业逐渐得到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拉开序幕。在此背景下，人口自发迁移流动规模迅速扩大。1989—1995年，中国移民规模迅速增长，年增幅超过10%，最高时超过20%。1992—1993年改革开放步伐和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就业需求迅速增加，推动中国移民规模达到新高。1996年至21世纪初，流动人口规模增长放缓，总量上趋于平稳。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向内地不断扩展，东部地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搬迁，增加了内地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就业市场的容量；另一方面，可供移民选择的就业空间日趋缩小，加上国内外宏观经济整体环境的变化，导致城市营运难度加大，对移民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增多，抑制了该段时期中国移民规模的扩大（李玲，2001）。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交通基础建设不断完善，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等方面发展迅速，助推了中国移民规模的再次扩张。

中国移民规模持续扩张，且以省内移民为主体。1990—2010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移民总数不断上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移民总数为34 127.6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移民总数为119 893.2万人，增长幅度超过251%（闫庆武等，2015）。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移民规模在1982—1987年为3 053.3万人，1985—1990年为3 412.8万人，1990—1995年为3 642.6万人，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的移民人口分别相当于1990年和1995年全国总人口的3.01%和3.02%。1995年至21世纪初，中国移民人口规模已超过8 000万人，经过一段时期的人口迁移规模增长平缓期后，进入新时期，中国移民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年底，中国移民人口已达2.53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

1982年，中国只有约657万的移民人口，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已有1.17亿的移民人口，28年间增加了近18倍。到2005年，移民人口规模比5年前又增加了25.32%，而到2010年，5年间移民人口规模更是增长了50.34%。此后几年，移民规模扩张放缓，2014年仅比4年前增长了14.48%。总的来看，中国移民人口规模增长呈现先加速后放缓的特征，整体趋于平缓，没有出现大规模、爆发式的增长（王宁，2016）。

根据移民的迁移空间区域角度，可以将移民分为两种类型： 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是指在同一国家内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地方的移民（张毅等，2013）。国内移民按是否跨越省份区域，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省内移民和省际移民；按移民迁移的方向还可以分为城市化移民和农业移民等。国际移民指由一个国家迁居至另一个国家，跨越国境的移民，包括人才、技能人员和劳工，也包括被动接受的非常规移民，如难民，但不包括因度假、商务、医疗等原因而短期出国的人（李怡然，2018）。

国内移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相当普遍。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规模比较大的国内移民活动，迁移人口多，影响范围广，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线建设”和“三峡移民”等。由于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省与省之间、省内各地之间、各地理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就造成了国内移民的普遍性。国内移民多从不发达省份流向发达省份、从省内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不适宜区域流向适宜区域，人们通过移民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国内移民表现出规模巨大和规模不断增加的趋势。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组合资源和要素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口的迁移和重新分布。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化发展迅猛，国内移民成本不断降低，国内移民将成为更加普遍的一种中国移民类型，国内移民数量不断增加。

根据任泽平在2016年的研究报告，考虑常住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净流入率（户籍人口/常住人口）两个指标，前者反映短期内人口流入，后者反映吸引的外来人口存量规模，东部沿海地区在两个指标上均表现居前，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吸引力最强，以43.7%的净流入率和2.4%的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群。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处于人口净流出的状态，且人口净流出规模较大；省际层面上，粤、浙两省对城市移民吸引力较强，而京津沪由于人口承载能力有限，且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三地对城市移民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图3-1）。

图3-1　各省常住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净流入率（%）(www.xing528.com)

（注： 常住人口增长率为2015—201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人口净流入率为2017年数据）

对比各类型城市，受严格的户籍制度影响，超大城市对城市移民的吸引力有所减弱，特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率已接近超大城市，而Ⅰ型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率已超过超大城市，强二线城市对城市移民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此外，中国的中小城市存量户籍人口仍处于较明显的净流出状态。深圳在全部城市中表现最为突出，对于城市移民最具吸引力。一线城市中的广州同样在常住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净迁入率上有较好表现。同时，强二线城市批量崛起，对城市移民的吸引力逐渐提升，如杭州、长沙、成都等二线城市。此外，中西部地区的部分非中心城市及东北地区非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正面临着常住人口收缩的困境，对城市移民吸引力依旧较弱，如四川内江、河南周口和湖北荆州等地（图3-2）。

图3-2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净流入率（%）

（注： 人口净流入率为2017年数据，常住人口增长率为2015—201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部分数据缺失城市为2016年净流入率与2015—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率。因统计口径有限，不包括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城市数据。虚线为对应指标的中位数水平，西咸为西安和咸阳的合并数据）

由于城市移民大规模涌入，中国城市人口不断扩张，占比提升明显。从户籍人口来看，2006年中国城市的城区人口数量超过3.3亿，到2017年，中国城市的城区人口数量已接近4.1亿（图3-3）。从常住人口来看，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不足28%，而到2017年占比已超过34%。

当前中国主要的国际移民群体包括海外留学生、投资移民、亲属移民和务工移民。以流入地划分，中国的国际移民又可被细分为两类。一类是移民西方发达国家，以欧美国家为主。这类移民规模较庞大，占据中国国际移民主体地位，多来自国内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以留学移民为主，家属团聚移民次之。另一类是移民东南亚和北美，这类人数较少（倪志荣等，2011）。

图3-3　2006—2017年中国城市的城区人口数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放宽了出入境政策，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频繁的对外交流，促使了中国的国际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张秀明等，2014）。1990—2000年，中国国际移民人口总量平均每年增长约14万人，年增长率达到3%。2000—2010年，中国国际移民人口总量年均增长32.7万人，年均增长率为4.8%。2010—2013年，中国国际移民规模达到58万人，年均增加约1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2%（宋林飞，2018）。中国国际移民总量已经从1990年的409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955万人，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排在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中国的国际移民规模总体上增长趋势明显，这些移民群体的教育层次差异较大，其中高技能、高素质型移民的增长速度最快。中国流向经合组织发达六国（澳、德、法、加、美、英）的高技能移民群体规模增长速度远快于中低技能移民的增长速度（杨希燕，2011）。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移民目的地的国际移民规模持续扩大。2000—2013年，中国境内的国际移民总数增加幅度在50%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来自发达国家，包括高技能的国际劳动力、归国的华人华侨以及国际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