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巴黎市区的人口曾随着法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经历过重大的起落演变。在20世纪初,巴黎市内人口最多时超过300万人;在1980年至1990年,巴黎市人口一度急剧减少;但从1999年以来,又以平均每年增加6 300人的速度回升。外国人口占巴黎市人口的14.5%,其中70%为非欧盟籍外国公民。
法国巴黎城市化开始得较早,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但总的来说较为缓慢。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从10%增长到50%花了超过100年的时间。城市的向心与离心作用是影响巴黎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城市化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从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渐渐变为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为主的现代社会。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黎便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所谓逆城市化,即城市人口向乡村地区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荣娇婷,2015)。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总体呈现规模化、集中化趋势。但同时在少数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人口开始逆向流动,这种城市人口数量衰退在城市的“内城区”尤为明显,而“内城区”以外人口却较以前有所增加甚至大幅增长。
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2016年4月19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80%的青年倾向居住在大城市,其中大部分移民人口在巴黎地区,占移民总数的38%。法国是移民的首选城市,除了巴黎地区外,还有里昂、马赛、图卢兹、里尔、波尔多和尼斯。目前,法国的总人口达到6 662万,其中570万属于移民,占总人数的8.6%。在近600万的移民中,43.3%的移民来自非洲,36.8%来自欧洲,14.3%来自亚洲,5.6%来自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巴黎郊区的移民问题非常严重,北非移民大多居住在巴黎18区、19区、20区以及78省、91省、93省、95省郊区内由政府提供的廉价住房里,各种治安事件时有发生。93省克里希(Clichy-sous-bois)经常发生大规模骚乱,骚乱波及全法国以及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
2.巴黎城市移民模式
季节性流动是指农村人口按季节需要进行的双向流动。这一现象出现在17世纪末的法国,并于19世纪上半叶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农村人口流动现象。一方面,1811—1841年,农村人口显著增加,从2 340万人增加到2 690万人,农村人口经常过剩。许多家庭得不到足够的土地或租不到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许多人依靠农业和农村工业的收入,通过季节性移民勉强生存。另一方面,与封建社会相比,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但他们只是从一个被剥削的国家过渡到另一个国家。高利贷者取代了原来的封建领主,抵押制度替代了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原来的贵族庄园被资产阶级的资本取代,但农民的生活依然窘迫。小农的贫困不仅是人类剥削造成的,而且是洪水、冰雹、火灾、家畜疫病等不可控制的自然灾害造成的。
季节性流动受季节限制,流动距离较短。家里不忙农活的时候或手工制作的当地工厂人手需要很少的时候,他们一般外出。如果别处缺乏季节性劳动力,他们会成群结队到巴黎城市去做工以贴补家用。季节性流动也是一些行业的长期习惯,这种习惯并不一定是摆脱贫困的拯救措施,其中一些是家庭的若干代的规则,一些是由工业的性质决定的,如一些流动供应商。在第一帝国时期,每年至少有20万人参与巴黎城市的季节性流动,到19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已增至每年至少50万人。参加季节性流动的农民可以从事各种职业,他们愿意对劳力做出让步。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仍在与土地接触。只要存有一定积蓄,他们就会赎回抵押的土地或购买新的土地。土地仍然被作为改善家庭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随着法国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季节性流动虽继续存在,但19世纪中叶以后的长期迁移更为明显。
19世纪中期后,法国农民的流动,除了同时继续季节性流动,更多表现为长期迁移,长期迁移是指农民向大中型城市、中小型城镇或其他适合他们长期居住的小康农村地区的迁移。长期迁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具有以下特点。(1)移民规模大,人口构成多样复杂,职业结构多样。在流入城市巴黎,人口流动最初只有最贫困的农村人,后来,农村各行各业的人都加入了移民的行列,移民中越来越多的是年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女性移民,在一些地方走出去的移民中,妇女甚至占主导地位。(2)迁移有区域性,而且迁移过程要经过多个步骤。移民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移民选择的地区不一定在巴黎市区,而是在就业机会较高的相对富裕地区。迁居在外的人形成了同乡区域。他们的迁移几乎总是在中间阶段穿过第二个城镇,在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后,再去往巴黎。一个家庭的迁移是先个人而后带动整体,一般情况下,第一个出来的是年轻的男士,然后再逐渐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来。(3)移民规模的升降与产业发展速度基本一致。当经济萧条时需要的劳动力就少,工业繁荣时则需要更多的工人。
3.巴黎城市移民问题
(1) 与当地市民的融合问题
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往往是同胞间密切联系或自我封闭,大部分地区的移民仍然保留他们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等,形成了一个深层的心理障碍,移民文化和本地居民间存在差距。例如,流入巴黎的农村人口来自不同的地区,如早些时候来到法国中部高地各省的人,语言障碍、不同的风俗和生活习惯使他们很难融入都市社会。
19世纪以来,法国开始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由于自身的财富积累和收入差距,居住区逐渐形成了贫富差距。城市的农村居民作为底层工人,一般生活在工人的贫民窟里,他们生活在巴黎的东部和东北部,而富人和上层的人生活在巴黎的西部。同时,由于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多是年轻人和单身的人,当地居民往往对他们采取警惕和不信任态度,认为他们就是贫困、犯罪和下等的符号。所以当地人的怀疑和排斥使移民难以融入居住社区,从而产生农村人员进城后的融合问题。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www.xing528.com)
(2)城市住房拥挤
19世纪,法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过度负担的住房问题更加突出,其中巴黎最为明显。巴黎人口密度高,贫困的农村移民往往会选择房租便宜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没有身份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无所事事,无处栖身,经常出入低劣的酒馆和妓院,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3)环境污染
城市人口增多时,生活垃圾及排泄物自然增长,从而一直对下水道系统施压,城市污水、粪便和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治理,对环境的污染增加。1832年,巴黎塞纳河右岸只有一条下水道。污水管道的容量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政府的处理也不及时,雨水和生活污水使污水淤积,堵塞管道,最终污水通过水流流入住宅附近的庭院和地窖,导致这些地区的空气很脏。巴黎因人口增长,过去远离城市的垃圾场搬至城市附近,并最终位于城市的边缘,一般在穷人和工人的住所附近,垃圾堆放高达几米,在高温和暴风雨天气,垃圾发酵,臭气连天。大约三分之一的巴黎人生活在这种拥挤肮脏的房子和环境中,没有卫生设施、照明和新鲜空气。
(4)社会治安恶化
19世纪,大批农村人口迁居城市,城市工业化进程加快,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使城市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农村搬到城市的移民本身的原因,使他们融入上流社会非常困难;同时城镇居民警惕、歧视、不信任和拒绝农村移民的态度,使一些迁移到城市的农民产生心理失衡;一些移民受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犯下盗窃、抢劫、吸毒、卖淫嫖娼、自杀和杀人等犯罪行为,构成社会动荡。法国国家犯罪率不断上升。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东北部郊区克利希镇的两名年轻的北非移民在逃避警察检查后意外触电身亡,引起当地移民的强烈不满。那天晚上,数百人走上街头,焚烧垃圾,试图冲进镇议会大厅。当地警察抵达之后,移民的暴力行为增加。骚乱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法国政府长期忽视移民之间的怨恨,低估了个别冲突对法国社会造成重大不稳定后果的可能性。由于种族、宗教、教育、就业等诸多因素,大量居住在郊区廉租区的移民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社会,缺乏合法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群体自发发泄愤怒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相比之下,法国政府一方面忽视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削减基层组织建设的公共预算,导致贫困社区的学术和教育机构投资严重短缺,加剧了移民地区各种社会问题的恶性联系;另一方面,虚假利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组织疏导矛盾、预防危机的作用,完全依靠公安机关来处理频繁发生的移民和团体义愤事件,致使移民群体不满的累积,并最终爆发骚乱。
4.移民融入政策特点
法国移民融入的政策模式是共和模式(李明欢,2003),即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和世俗化的共和国价值观,平等对待所有具有法国公民身份的人,不承认所谓的少数民族等社群性身份,不基于民族、宗教等群体性单元给予其成员特殊的政策待遇。
共和模式有助于形式平等,却难以回应实质平等,这是此类政策模式的困境。共和模式框架内的移民政策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共和模式的“个体—公民权”的整合路径有助于对移民少数族裔(第二、三代移民)的同化,使利益与族群身份脱钩,减少固化族群认同的制度因素,同时以世俗化价值观抑制宗教对于穆斯林移民个体融入的阻碍。如此,通过国家化的教育,形成较高的国家认同。然而,另一方面,共和模式不承认少数群体的逻辑,助长了结构性不平等和大众歧视。由于国家没有实施群体性的差异政策,导致无法有效解决移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就业、教育和住房等不平等问题。即便在2005年巴黎大骚乱后,法国实行了一些针对移民聚居的城市郊区贫困地带的扶助政策,但法国社会依然面临着大众歧视的问题。
由于强调一元和同化,法国主流民众对法兰西的文化和价值观有着固有的优越感,多样性教育的匮乏使得穆斯林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住房和宗教方面都遭受歧视,主流民众的排外情绪也在增加。比如在相等条件下,穆斯林能得到的面试机会和工资待遇,要比法国主体族群少50%~75%。大批移民及其已成为法国公民的后代,聚居在城市郊区的廉租房区。教育跟不上,许多移民青少年甚至连高中也没上完。求职时面临困难和歧视,他们只能整天在郊区游手好闲,郊区的失业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倍,滋事和犯罪由此产生,这种环境也容易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除了生活和个人发展上的处处碰壁,穆斯林移民不得不身处越来越不利于他们的政治环境中。极右翼政党——法国民族阵线所持的排外主义和反伊斯兰立场,在法国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已从一个小党跃居为第三大党。
虽然共和模式下的移民融入产生了诸多问题,但法国的这一政策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1)减少族裔身份对于移民通过获得公民权(国籍)而成为国家一员的影响;(2)减少个体和国家以外的第三方(如少数族裔精英)操控亚群体认同的可能性;(3)利益与族群身份的脱钩,以使认同固化的制度因素减少;(4)以世俗化抑制宗教的影响,以减少其融入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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