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的城市移民发展：研究报告

1.伦敦城市移民特点

从国际移民来看，伦敦移入人口和移出人口均具有波动性，但移民仍为净迁入状态。在伦敦，由于历史原因，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不同街区聚集。17世纪末，成千上万新教徒逃离比利时和法国，到英国定居，主要是在坎特伯雷市周边和伦敦东区。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也最强大的国家，随着英国的军事和商业力量的增长，英国也成为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伦敦是当时全世界最忙碌的港口。

自从1948年首批牙买加移民乘“帝国风驰号”抵达伦敦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以后，布里克斯顿长期以来就被视为伦敦的西印度群岛社区。因为他们被暂时安置在附近的克拉彭南（Clapham South），而且最近的就业中心在布里克斯顿，所以很多牙买加新移民在这一地区落脚。伦敦西南的新莫顿（New Malden）郊区，遍布着韩国餐馆、商店和美容院。自19世纪初以来，克拉肯韦尔（Clerkenwell）已有大量的意大利社区。斯托克韦尔（Stockwell）有很多的葡萄牙人，因此通常被称为“小葡萄牙”，有27 000多葡萄牙人生活在朗伯斯区（Lambeth）。20世纪50年代，当孟加拉人开始集体抵达伦敦时，伦敦最穷的街区之一——东区的陶尔哈姆莱茨（Tower Hamlets）很快成为了布里克巷（Brick Lane）。波兰社区传统上一直偏爱西伦敦，同时，哈莫史密斯（Hammersmith）也有波兰社会和文化中心。此外，伊灵（Ealing）和阿克顿（Acton）地区也是波兰移民的聚居地。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是法国移民区，是伦敦的一个富庶之地。1960年塞浦路斯脱离大英帝国独立后，许多人来到了英国。塞浦路斯希腊族人长期以来对北伦敦情有独钟，他们中有很多人也住在帕默（Palmer）绿区。1970年后，寻求逃离越共控制的难民大都被安置在哈克尼（Hackney）。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2017年的这10年间，英国有20个区的移民人口增长率超过了15.0%，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伦敦更是有着庞大的移民数量，其中最高的两个区都属于伦敦，其增长率高达50.0%。从2009—2014年伦敦21～40岁移民迁入人数来看（图2-2），青壮年劳动力迁入人数也在稳步提升，这些移民推动了伦敦的经济发展。未来5年，伦敦将大力欢迎新移民，并帮助新移民融入社区，这一策略被认为是伦敦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伦敦的新移民政策建议伦敦每年接纳4 000名新移民，以弥补伦敦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为伦敦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

图2-2　伦敦和英国移民迁入人口年龄分布对比图

（数据来源： 英国国家统计局）

2.伦敦城市移民模式

近代早期英国经济社会的变化，使得大量人口涌入伦敦，这些外来人口又反过来发散到伦敦和整个英国。人口爆炸加速城市范围扩大，增进了城市化进程。巨大的消费使整个英国食品工业的生产以伦敦为中心，这将不可避免地推动英国经济生产的发展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无疑为17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和中小型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运红，2015）。

自16世纪初，在伦敦的城镇人口数量快速增长。除了人口，城市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13世纪之前，伦敦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毗邻英国王室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以罗马建造的城墙作为城市的边界，分为24个城区。然而，1370年，伦敦城墙的范围限制被打破，向西南发展到佛利特河岸。例如，自1300年以来，伦敦市区继续向西边的威斯敏斯特宫地区发展。到1394年，威斯敏斯特成为伦敦以外的法林顿地区。

伦敦在1561年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开始扩张到威斯敏斯特，但大部分建筑都是沿着泰晤士河修建，没有综合建筑群体，除了伦敦桥附近，泰晤士河南岸很少有建筑。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老城区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穷人都住在郊外。但到1746年，伦敦金融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伦敦的城墙已经完全消失了，郊区比主城区大几倍。威斯敏斯特已经与伦敦合并。威斯敏斯特修建了一座连接泰晤士河南北两岸的桥梁，与之前的伦敦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600—1750年伦敦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地区之间快速扩张，因此伦敦在18世纪中叶奠定了其人口的基本地理格局，西部地区为富人聚集区，东部地区为贫民区，城市的南郊和东郊制造业较集中。这也是伦敦城变为伦敦市的标志。

近代初期，大量的人口涌入伦敦，对伦敦乃至英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加速了伦敦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使英国经济的各个部分更专业化、市场化。然而，在工业化前的伦敦，由于其生产力有限，不能很好地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因果关系和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

3.伦敦城市移民问题

外来人口涌入伦敦直接导致社会“两极化”的发展（刘长安，2013），贫富地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分配天平向上层阶级倾斜，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1）贫困问题加剧(www.xing528.com)

工业革命初期，这些失去土地的“自由劳动者”不受英国工厂的吸引。工业化改革开始后，工业部门劳动力缺口加大，但是由于环境、工资、劳作时间上的压迫，使失地农民无法融入现代工厂的生活，他们拒绝工厂老板和工头的剥削压迫，宁可行乞、打短工或依靠亲友的帮助，也不愿到工厂做工。近代初，伦敦工商业跟不上城市化的发展，生产资料的难民们只能纷纷涌入伦敦，但伦敦的就业机会不足以保证他们充分就业。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走上犯罪道路。尽管在1485—1649年，议会通过了20多项向穷人提供救济的法案，但这治标不治本，流离失所和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

（2）居住条件恶化

进入城市的贫困人口由于财政资源有限和工作不稳定，不得不选择可随时入住随时离开的临时住房，而不可能住在伦敦市中心高端住宅，从而导致早期现代郊区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市中心，郊区成为流离失所者聚居地。17世纪，“难民”主要居住在泰晤士河沿岸、伦敦城外或教堂周围，而富人则居住在伦敦市中心，尤其是奇普西或威斯敏斯特的街道。而约占伦敦面积三分之一的贫民窟几乎都分布在伦敦城郊区，其范围为东至圣凯瑟琳教堂塔，西至威斯敏斯特地区，南至泰晤士河沿岸，北至怀特霍尔但不包括克里斯普门和克勒肯维尔地区。此时，各类劣质建筑形形色色，层出不穷，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危房。

（3）社会秩序混乱

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流离失所者失去土地或工作，肯定会毫不犹豫触及道德底线甚至是犯罪，如违法扒窃、入室盗窃、拦劫、伪造通行证等，同时，近代早期重犯的犯罪率很高。1662年，每4.6个罪犯中有1人是惯犯，而在1631年，每3.4个罪犯中有1人是惯犯。由于现代年轻的单身男人是主要的移民人口，他们离开家园和教区只是为了生存，一旦失业，很容易去犯罪（高麦爱等，2011）。

4.移民融入政策特点

二战以后，各种各样有色人种大规模涌入英国，使得英国本土人民和外来移民矛盾日益加深，为解决这一移民问题，促进移民融入，多元化主义的政策应运而生。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加大力度有效地打击种族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的呼声在英国国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从未间断过，英国政府也颁布过《1965年种族关系法案》《1968年种族关系法案》《1976年反种族歧视法案》，成立过“种族关系委员会”（1965）、“种族关系和外来移民议会特别委员会”（1968）、“种族平等委员会”（1976），但是它们“没有实现开明支持者预想的目标”，“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条件下，它们的资源不足以挑战像建筑行会、银行、跨国公司和地方政府这些实力强大的机构”。工党于1997年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实际的政策： 在政府的支持下，穆斯林委员会成立，专门处理移民和穆斯林的关系；2000年颁布了《种族关系修正法案》；2003年推出了《就业平等法案》；2006年出台了《平等法案》，进一步保护少数族群的权益，把消除种族歧视上升到了政府的层面。

第二，采取“互相宽容、互不干扰”“自由散养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即外来移民可以作为独立、自由、平等的一分子前去参与社会经济事务、文化事务等，而且并不需要放弃自己本身的民族特性、特质、宗教信仰及语言。这来源于英国之前对非洲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理论基底： 文化相对主义。在具体实践上，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比中央政府更为宽松，允许少数族裔文化自治，而中央政府不干涉。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内政大臣罗伊·简金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 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是枯燥而又平淡的同化，而是各民族在一个平等而又和谐的多样性社会里共同发展、享有同样的机会。

该段时期移民政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1） 对移民的筛选性更强，政策倾向于英国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级技工等含金量十足的人才；（2） 加强对国内外来移民的融合和整合。总体可以概括为： 管理性移民政策。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英国备受争议，实施结果并不理想。由于多元文化主义仅关照每一个特殊的、隔离的群体，而没有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导致族群之间的差异性被强化，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本和议价能力增强，社会无法整合。2011年8月6日，伦敦发生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著名事件起因于一名29岁的黑人平民男性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最终引发民众对警察暴行的大规模游街抗议。很多英国媒体认为这是英国自由主义教育的恶果，但更关键的原因仍是有色人种的移民问题，政府一直以来对这些问题不闻不问，使得人们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宣泄他们的不满。

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对中国移民融入政策的制定也很有启发性。在注重移民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要重视共享价值。一味发展个性，忽视共性，只会加深族群之间的隔阂，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团结。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为少数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提供沟通和理解的平台。总的来说，文化多样性与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平衡，既不能过分强调差异，也不能片面注重整合，取得两者间的平衡才是解决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