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城市移民的发展历程研究

1.纽约城市移民特点

纽约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国际移民的增加，除了工业革命导致的居民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外，19世纪初欧洲发生的“马铃薯灾害”促使大量人口迁往美国纽约，在20世纪又大约有1 130万人流入这座城市（表2-7）。从中可看出，外来移民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伊始时出现两次高潮，在1870年甚至达到了本土和外来移民各占一半的态势（林广，2004）。

表2-7　城市化进程中外来移民占纽约城市人口的比例

续 表

如此大的国际移民比例是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的其他大城市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据记载，在1890年，纽约外来移民（包括第一代子女在内）已经达到城市总人口的81%，这说明在当时，纽约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由非本国居民提供的。在城市化完成后，即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中，移民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了310万人。1990年到2000年，移民人口比例从28%涨到了36%，在2016年纽约市移民人口共占总人口的37%。

纽约市规划局编写的移民人口报告显示，截至2000年，在290万官方统计的纽约市移民人口中，近1/3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24%来自亚洲，比全美国的亚洲移民比例（26%）稍低，同时非西裔加勒比海移民占20%。19世纪70年代，欧洲移民曾占纽约移民人口的2/3。此后，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在290万移民中，超过100万移民居住在皇后区，93万移民居住在布鲁克林区，这两个区的移民占全市移民人口的2/3，曼哈顿有45万、布朗克斯有38万、斯塔滕岛有7万。移民人口占地区人口比例最高的是皇后区（35%），其次分别是布鲁克林（32%）、曼哈顿（16%）。

2010年纽约市拥有近300万新移民，其中拉丁裔占31%、亚裔占24%、非裔占18%。2012年到2013年纽约市新移民人口为128 042人，纽约市政府2013年12月18日发布的《最新纽约人》报告证明，自从1965年著名的《移民与国籍法修订案》生效之后，在纽约的外国出生人口翻了两番。截至2013年，纽约820万人口中有37%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移民，总数达310万，其中来自多米尼加的移民最多，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华裔移民以35万的总数居第二。而在全美国的3 100万移民人口来源国中，墨西哥以29.5%的占比高居首位，其次分别是中国（4.9%）、菲律宾（4.4%）。

如表2-8所示，2017年纽约移民人口总数达454万，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2.9%，该数值要超过美国总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纽约仍然是外来人口移民美国的首选城市之一。纽约移民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更高，女性占比更高。纽约的外国出生人口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其次是亚洲，占比达到29.7%，其中华人在亚裔移民中的占比为10.4%。

表2-8　2017年纽约移民情况与美国移民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 移民政策研究所（MPI）。

2.纽约城市移民模式

同美国的其他城市一样，纽约也是经历了先城市化然后再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纽约人口经历了先缓慢增长，然后加速增长、快速增长和稳定增长的增长阶段后，人口开始缓慢减少，再进入稳定发展和缓慢增长阶段。首先纽约人口先向中心聚集，然后由核心区向其他区转移，并逐渐趋于平衡，各区均衡增长；再经历人口增速放缓阶段，人口由核心区进一步向周边城市溢出，但总体还是处于增长趋势；最后，人口开始回流（Watson T N，2017）。

（1）移民集聚阶段

纽约是美国东北部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优越的临海位置条件颇受移民偏爱，这也为纽约的产业发展提供了自然优势；工业革命使得商业、金融业等蓬勃发展，这对人口流动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纽约大力发展制糖业、出版业和服装业，为城市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周边城市及海外移民定居，因此形成了大量移民集聚纽约的现象。

（2）移民扩散阶段

当城市人口密度达到一定数量后，便会产生人口外溢现象。这多是由于人口集聚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促使产业转移，从而带动人口向四面扩散，出现城市人口郊区化的现象。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纽约开始出现很多和其他城市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相似的问题，如交通拥塞、住房拥挤、就业竞争大等城市社会问题。城市中心人满为患，而其他城区却人口稀少，这种区域不平衡必然导致人口向周边地区疏散，同时，该阶段地铁交通网的发展、小汽车的普及等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方便。此外，制造业的大规模外迁不仅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促进了纽约中心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

（3）移民回流阶段

大量人口外流，使得纽约人口密度过低，因此为复兴旧城，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政府城市规划对实现城市中心的再增值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过建立中产阶级可支配的住宅吸引了中等收入移民的回流，同时，也使得一些低收入居民因不能支付住房费用而向外迁出，这促进了纽约市人口结构的完善。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激活了纽约经济，促使产值和就业大量提高。因此，新旧产业的替换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的流入，更进一步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www.xing528.com)

国际移民是纽约市移民的主要来源，其中，拉丁美洲、亚洲移民一直是外来移民的主力，加勒比地区移民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大多数移民偏年轻化，年龄集中在20～40岁，这为纽约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和经济活力（Hayduk R et al.，2017）。

3.纽约城市移民问题

大量国际和国内移民涌入纽约，给纽约经济社会带来了活力，但同时许多城市社会问题也相应产生。

（1）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纽约城市出现了移民先集聚，再扩散，最后回流的现象，区域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态势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第二阶段为例，当移民全部集聚到纽约的中心城区曼哈顿时，会造成人口超过城市可承受的范围，人口密集度过高。一方面，这不利于劳动力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合理分配，限制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郊区大量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使用，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各区的发展不平衡态势；另一方面，城中心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使得住宅供不应求，市民受交通拥挤、公共服务设施稀缺等问题的困扰，生活质量降低（张晓青，2002）。

（2）犯罪等问题严重

移民在加快纽约城市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引起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如瘟疫、贫困、淫乱和犯罪。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因环境恶劣导致的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更加肆虐，从而损害纽约市民的身体健康。同时，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低下易引发社会动荡，犯罪问题严重是最直接的表现，大量移民使得纽约成为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酗酒、打架斗殴、盗窃、卖淫、暴力等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一方面，移民中有大量低素质者；另一方面，纽约政府的排外政策以及本土居民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使移民遭受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从而发生暴乱。很多工厂在招工时存在歧视，导致移民失业问题严重。过分的压制必然会引起反抗，1863年纽约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骚乱——征兵法暴乱，导致2 000人死亡，8 000人受伤，事故的发生便是由于移民因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产生强烈不满（Jasso G et al.，1990）。

（3）非法移民问题

1607—1875年，美国移民一部分来自北欧和西欧，另一部分则是一些被强制贩卖的黑奴，其占了全部移民的五分之一。该阶段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美国没有拒绝外来移民的进入。1875年至20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使得美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20世纪中期以来，非法移民问题进入了最严重的时期，2009年其数量达到1 080万人。非法移民在发展初期可以解决国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是当劳动力不再紧缺，就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剥夺本土人的就业机会，也会造成工资过低；同时，非法移民导致美国“地下经济”问题长期无法消除。如果采取强制措施，会损害美国经济，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陆军等，2010）。

（4）大城市病严重

1910—1950年人口从中心开始向郊区扩散，原本的中心区开始衰落——税收降低、房屋和设施失修、工作岗位减少、经济衰退、社会安全和生存环境日渐恶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来减轻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然而，单纯的物质性改造非常局限，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反而加速了贫民窟的蔓延。因为对有色人种和贫穷社区的不平等对待使联邦政府受到社会严厉批评。雅各布斯就曾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判现代大都市，她认为政府对街区原本祥和的生活带来了大规模破坏。

4.移民融入政策特点

在1882—1943年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相关法案使得居住在纽约的华人移民处境艰难。一方面，他们完全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被排斥在美国社会之外，常常受到歧视待遇；另一方面，当时的华人移民本身在美国并无归属感，他们大多仍然抱着归国想法，拒绝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来往。早期移民教育水平低下、经济实力薄弱、不参与主流政治、排斥美国文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美国相关法案的废除，使得华人移民在当地的融入迎来首次转折，美国允许已经在美居住的华人成为已归化公民，并且不会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并允许每年有105名华人的入境移民限额（戴超武，1999）。

二战以后，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使得华人移民成为拥有美国国籍的公民，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仍视自己为中国人的第一代纽约移民，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美国本土的第二代华人更认可美国主流社会文化，认同自己的美国人身份。纽约华人从职业构成、政治参与、文化认同等各方面都显示出在美国社会的融入。职业构成方面，从非技术性的传统服务行业转向需要专业技术的智力行业，在这些行业纽约华人显露出他们的丰富内涵和创造力；政治参与方面，美国社会一改对华人参政的排斥，华人自身参政意识觉醒，纽约华人参与二战，政治活动趋于活跃；文化认同方面，“落叶归根”信念逐渐淡薄，华人英语水平逐渐提高，宗教信仰西化，此时的纽约华人移民开始从各方面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1965年，美国移民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纽约移民的社会融入迎来第二次转折，也是历史性的转折——美国通过《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取消了根据移民来源地所设立的定量配额制，使得民族来源制转变为国家来源制，优先保障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这项政策使得许多分居两岸的家庭得以团聚，家属可以以合法身份移民美国，这对纽约移民在当地的各方面融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纽约移民人口飞速增长，并且开始“落地生根”。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促使《选举权利法》通过，使得移民真正意义上享有平等的参政权利，纽约华人开始分享主流社会政治权利，并积极参与政治选举，提高对纽约华人各方面利益的保护。纽约华人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成就改变了美国公众对纽约华人的态度，也激励了纽约华人更加积极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增强了对美国的归属感，纽约华人与主流社会真正融为一体。

美国的黑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移民制度改革，创造了纽约易于移民融入的制度环境。中国的移民问题虽然不同于美国，但美国的移民政策发展对中国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看到，美国纽约移民融入问题的解决首先是致力于解决移民的身份问题，认可移民的身份，为移民在当地的生存创造条件。其次，通过《选举权利法》从政治方面解除移民参与的限制，使移民能在迁入地发挥更大作用，提升迁入地社会对移民的认同。社会对移民的认可和移民对社会的认可会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产生良性循环，最终帮助移民融入社会，缓解移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