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十分重视调解的纠纷解决功能。依据现行立法，审判和调解均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方式。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与倡导“能动司法”理念以来，法院调解更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强化。为了解决纠纷与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强调法院调解的同时，还注重建设法院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健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2]从实践来看，部分地方法院已经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3]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行政纠纷与轻微的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调解也持肯定态度。如在2007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就提出：“行政争议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往往比较复杂，每一起行政案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行政争议的解决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人民法院要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建议由行政机关完善或改变行政行为，补偿行政相对人的损失，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行政相对人自愿撤诉。要积极探索行政案件诉讼协调新机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坚持合法审查，促进执法完善，依法规范撤诉，力求案结事了”的原则，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处理新机制。2011年4月22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安部等16家单位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重点推动一般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通过调解等方式实现案结事了”，肯定了法院对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方式。鉴于法院调解在大调解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以及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以下主要对法院调解进行分析。(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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