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由于男女身体素质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分工的不同,男性在农业社会取得了主导社会的权力,人类也由此进入了父权社会。父权统治秩序也由国家制度、法律政策、社会伦理等不断强化,形成一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同时也是一个名族共同的心理状态,最终形成传统的文化世代沿袭不变。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有着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而且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依靠着家国同构的政治条件传承下来,并且形成了以宗族为中心的父权统治秩序和男权伦理规范。父权统治秩序和男权伦理道德又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中得以强化。
在中国古代,父权统治秩序下的男权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这种道德观念期待女性温顺安分,要接受社会安排,逆来顺受。于是,“三从四德”是每个女性一生必须遵守的信条,“相夫教子”是每个女性一生应尽的义务,“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我国古代社会由家庭和家族构成,在男权伦理道德的影响下,社会又被无形地截然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共领域、男人的天下——社会,在这块天地中,男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部分是私人领域,女人的世界——家庭,在这个世界中,女人侍奉老人,养育孩子,使得男人能够在社会中拼搏奋斗时无后顾之忧。在中国古代,贤妻良母可谓是对一个女性最高的评价。在这种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之中,长时间围绕着灶台,忙碌的家务活,使得她们无暇顾及其他,再加上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得不紧紧依附于男性,从而使得这些女性没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不论参与政治,进行发明创造。父权体制下这种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使得男性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女性却长期默默无闻。秋瑾曾经这样无奈地写道:“二万万男子,是入了文明的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身儿是柔柔顺顺地媚着,气虐儿是闷闷地受着,泪珠儿是常常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地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3]在中国古代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约束下,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地位低下,处境卑微,被忽略、被无视、被贬低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必然使得女性长期湮没在男性群体中,在历史长河中更是显得默默无闻。
历史发展到近代,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自身进步的双重作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尤其是性别观念开始转变,女性意识觉醒,要求获得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要求实质上是向社会的主导者男性要权,最终还是以男性作为标准,舆论空间也基本上仍是被男权话语所控制,女性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众得以解放,女性也翻身做了主人。但实际上,几千年父权社会积淀下来的伦理道德像锁链一样,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依旧主导着人们对社会性别印象的认知。即使是当今社会,人们对两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仍存在着刻板印象。许多职业女性渴望成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社会中出人头地。但同时她们在风俗、习惯、心理上却继承传统意识,希望自己成为贤妻良母,认为主持家务、照顾老人、丈夫和孩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才是一个女性最为理想的状态。“剩女”、“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强人”等等新兴词汇也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人们依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父权秩序虽然受到重创,但根基依在,依然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而教科书作为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必然会携带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约束下的性别意识。
2.传统的史学范式和性别观念局限了历史的选材(www.xing528.com)
首先,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限制了现行历史教科书内容的编选。现行历史教科书是在历史课程标准的框架下,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选取内容进行编纂而成的。所以,历史上遗留至今的历史资料往往制约着教科书内容的选择。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然而从那时起,中国的史学研究就一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着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在这种史学研究范式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帝王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历程,却很难窥探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点滴。在这种宏大的历史观影响下,中国一代代的史学工作者着眼于“伟人”、“精英”,以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部“英雄赞歌”,那些包括妇女在内的草根阶层很难登入历史这个“大雅之堂”。因此,在传统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看到一个个杰出的男性人物作为主角登场,即便是配角也多是社会上层的男性,很少有平民阶层的人物出现。女性人物也只是作为男性的陪衬零星地出现在历史这个舞台上。零星女性人物的出现也多半是因为与她们有关的男性是历史的主角,很少是因为这些女性自身的原因而得以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
其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在父权体系下形成用来维护父权秩序的,这样的伦理道德必然建立在男性意识和男性实践的基础之上,用来维护男性的社会地位。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忽视了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直觉,蔑视女性的意识诉求,贬低女性的社会地位。就是在这种社会的主流意识束缚下,女性无论在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不及男性成了一种大众认可的“真理”,更有甚者,女性的名字都不能被提及。所以,在传统社会里,婚姻中的男尊女卑,夫妻分工中的男外女内,社会贡献中的男强女弱被认为是“天命”,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所谓的“天命”牢牢地将妇女禁锢在家庭中,根本无法在历史学家所注重的政治、军事领域中有所作为,更无法名垂青史。
即使是19世纪中叶,马克思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势造英雄等观点,史学工作者也依然对两性关系、差异及矛盾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把阶级压迫同性别压迫等同,视为同时发生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受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家庭史、妇女史、心态史、风俗史、灾荒史等领域,尤其是不少研究者开始用性别的观点来探讨历史,使得历史的研究视域前所未有地开阔。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使得历史舞台更加丰富多彩,传统的英雄史观和男性精英史观受到极大冲击,人们开始意识到历史的舞台上除了男主角,还有女主角,除了英雄外,更多的是草根阶层的芸芸众生。但是,这些改变更多停留在史学研究的前沿,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过程中鲜少见到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学生接触的历史仍旧是由男性作为主角的,仍旧是由精英创造的。通篇历史教科书中,男性熠熠生辉、璨若星河,女性零星点缀其间,可有可无。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的这种宏大叙事的史学范式和伦理道德的限制,使得现有的历史资料中“男多女少”、“英雄多平民少”。所以,在历史教科书内容编纂过程中必然会受到限制,使得教科书中出现男女比例失衡、刻板印象等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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