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解读：观念思想史视角

张老师本课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近代转型”或教材表达的“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般而言，本课都会围绕着当时中国具体的经济情况进行，但张老师在本课的设计之中，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当时中国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行的，这从其导入和四个要目的标题之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近代中国的航程，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驱使之下被迫扬帆的。按其固有的思想观念，此时的她是不可能走向近代的，她从根上从来就没有想过还有一个比她的现在更好的“近代”。她几千年来，特别是自清朝开始之后的近二百年来，就一直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是“中央之国”，其他各国都是未经开化的蛮夷之地。当时的清朝，虽然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在她自己原有的思想观念之中，是不会承认外国先进、我们落后的，也是不会向西方列强学习的。因而，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是不可能被我们接受的。所以，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首要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张老师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这一根本特点，从观念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讲解经济史，从而使这一大胆的尝试有了历史的根据。

张老师所讲的观念史或思想史，主要是通过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名著中的两则材料来承载的。这两则材料一则是关于“夷”、“洋”之辨，一则是关于“中体西用”的影响。虽然张老师这一尝试有历史根据，但因为经验不足，其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首先，要给学生讲清楚或通过让学生自学弄清楚历史上的“夷夏之辨”。

关于“夷”的含义。“夷”字甲骨文中就有，从“弓”从“大（人）”，指东方之人（今山东、江苏的一部分），此时仅有地域和生活特征之义。中原民族逐渐形成后，特别是周朝建立后，制定了礼乐制度，讲究礼仪和服章，于是形成了居于黄河中游的华夏民族。“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由此而有别于周边民族。

“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源于东周。东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周边各族势起。管仲相齐，率先打出“尊王攘夷”口号，后来的孔子对此进行阐发，于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便有了持续几千年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的主要标准或内容是地域、血缘、文化，最主要的是文化。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或称夏、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如郑国本为诸夏之一，其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之为夷狄。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其次，要让学生知道“夷”的观念在清朝发展到了极端。

“夷夏之辨”自从被提出之后，便作为一条根本标准，以区别华夏民族与其他非华夏民族。因为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中原文化领先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领先于中国近邻的其他国家，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优越感，特别是作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们的民族优越感。在这种民族优越感之下，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央之国”。如明末来到中国的利玛窦帮助中国所画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为了尊重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改变各国自然所在地球位置的画法，将中国画在了全图的中央。这一观念在清朝之时发展到了极端。

清朝时称外国人为“番鬼”，称外国人的住所为“夷馆”。“鬼”的概念早在殷商时期就形成了。“人死曰鬼。”（《礼记·祭法》）“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记·祭义》）当时的人相信人有灵魂，死后阴魂不散而成“鬼”。活着的人是看不见鬼的，不知会对人做出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所以，“鬼”又是鬼怪、精灵的化身。

称外国人为“鬼”，大概始于明末。因为明朝中期对入侵的日本浪人还只称为“倭寇”。葡萄牙人凶狠好斗，本不受明人欢迎，但答应赶走海盗，明朝廷便让其以澳门为据点开展贸易。但葡萄牙人肆无忌惮，有时自己就进行海盗勾当甚至谋杀行为，加之还试图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使当时的明人对葡萄牙人的印象极差，因此，明人便以“鬼”称之，称他们是“西洋鬼”。17世纪晚期，英国人、荷兰人也来到了中国，18世纪初有了更多的欧洲人来中国贸易。这些来到中国从事贸易的欧洲人比葡萄牙人好不了多少，清人便统称这些外国人为“番鬼”，具体则称英国人为“红毛鬼”，称美国人为“花旗鬼”（最初称“生番”）等。这一称呼，在当今仍有遗存，现在的香港人还不时地称外国人为“鬼佬”。

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夷馆”。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体制”建立之后，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叫“广州夷馆”。

“夷”字因为在当时清朝人的心中就等于“未开化”、“原始”、“无教养”、“野蛮”等，翻译成英文就是barbarian。这样的称呼外国人当然不高兴，但是为了做生意，还是被迫接受了。

清朝将“夷”的观念发展到极端的典型表现之一是所谓的礼仪之争。1792年—1793年马戛尔尼打着为乾隆祝寿的旗号，手拿英王国书，率领庞大代表团（近700人）使华。结果因为是否要“三跪九叩”发生了中英外交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清朝的傲慢无礼在此的具体细节太多不赘，仅从乾隆帝让马戛尔尼带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就可知一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1816年的阿美士德再次率领代表团使华，因拒绝叩头，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1834年律劳卑作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抵达广州，试图要求中国人将他作为英国王室的代表对等相待，广州的地方官员根本不听，使之积怨积劳染上疟疾，未几便死在了澳门……

清朝将“夷”的观念发展到极端的典型表现之二是即使在最实用的眼前知识面前，也绝不向西方学习。1822年一场大火，将整个十三行“金街”和广州城的一大部分变成了烧焦的荒地。之所以出现这么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就与清朝地方官不听外国人的建议直接相关。在这场大火刚刚兴起之时，外商请求清朝地方官拆掉着火房屋周边的建筑，以阻止火势蔓延，但地方官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整个广州城变成了一片烧焦的废墟，由此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再次，要让学生知道“夷”、“洋”之辨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严重情况。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获胜，英国人便在《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中，根据欧洲17世纪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关系“三原则”（领土原则、主权原则、合法性原则），反对中国现在的朝贡体系，要求寻求双方地位的“平等”，不能再对英国以“夷”相称。所以，《南京条约》中才有了这样的文字：“大英国君主”、“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大英商船”、“大英商民”等字眼。

虽然这样规定了，但清朝官员们还是依然故我地对外国人，对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外国人仍称“夷”称“鬼”，这让英国人气愤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再次打败了清政府，便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以正式条文（第三款……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第五十一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作出了清政府从此不得对外再用“夷”字的明文规定。

中英《天津条约》作了这样的规定之后，清朝的对外公开文书和活动，虽然不再敢用“夷”字，但这不等于清朝在认识上就接受了这一观念，也不等于清朝内部不再使用这一“夷”字。

成书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最早成书于1856年），将对外交涉的各种事宜统统称为“夷务”，此后咸丰朝、同治朝的此类文献一直延续了这个称呼。1861年，清政府拟在北京设立“通商抚夷全局”，后觉得不妥，咸丰帝批准成立时才改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夷”、“夷务”等字眼才在官方表述中逐渐变为“洋”、“洋务”等字眼。

但是，在儒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相当一部分人始终难以接受“洋学”，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在“以夏变夷”，而是在“用夷变夏”。

1867年，《瀛寰志略》的作者，时年已经72岁的徐继畬（1795—1873）被任命为同文馆事务大臣，负责创设同文馆。这本是办“洋务”所必需的一项基础性事业，却遭到了顽固派们的激烈反对。身为“帝师”，且最有学问之名的倭仁（1804—1871）说，这是在“奉夷为师”。民间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人用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文雅一点的，则做对子讥刺：“未同而言，斯文将丧”，“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连在乡丁忧（丁忧是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27个月）的李慈铭（1830—1894）也不悲痛于自己大人的逝去，在日记里痛骂此乃“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到了1871年，北京人的巷议闲谈，说当时京城四个最为重要位子是“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将办理外国事务的总理衙门以及出使外国的人称为“鬼使”、“神差”（郭嵩焘日记）。甚至到1881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从俄国回国之时，一些京城人士还在骂他“父以道学名世，子乃用夷变夏，是真不肖之尤”，引得京城“物议沸腾”，几乎要对其“鸣鼓而攻”。

通过上述三点讲解，才有可能让学生明白当时的“夷夏之辨”观念，多么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有了这一历史的铺垫，才有可能让学生理解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可贵。可惜的是，张老师在这节课中没有进行这一铺垫，所以，本课第四目的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

具体如何修改呢？

一是如上所述，让学生明白“夷夏之辨”的知识，为理解“中体西用”口号作好铺垫。

二是将导学案中的材料六删除（一是材料较长，学生难读；二是材料的用意不太明确，不能将由“夷”到“洋”转变的历史价值阐发出来），换成《南京条约》中关于“大英国”等文字和《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的材料，作为一则材料，并就此设计如下问题让学生讨论：上述条款的规定，能够说明哪些问题？（此问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有利于生成教学，有利于形成情感上的冲击）

三是只保留导学案材料七中如下一句话，其余的删去（这则材料对学生来说过长，且关于“中体西用”的影响说得也很直白，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思考）：“因为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并就此设计如下问题让学生讨论：根据陈旭麓先生关于“中体西用”的这一评价，请说出你的理解和认识。（此问也有一定的开放性，但基本倾向是对“中体西用”口号或思想的肯定）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之中，教师要想办法将如下内容传递给学生，以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体会到“中体西用”思想的可贵：

社会上的一般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对外国人称“鬼”、称“夷”，但随着“洋货”输入中国的增加，“洋人”们奢华现代的生活展现，使社会风气渐渐地转向以“洋”为尚、以“洋”为荣了，如仅仅从“洋货”、“洋船”、“十里洋场”、“洋布”、“洋油”、“洋灰”、“洋火”、“洋财”等等这些称呼就可窥其一斑。（一些称呼甚至到今天仍然能够听到，如“洋气”等）19世纪晚期的清朝社会，除了偏远、闭塞的农村山区外，到处都是“洋洋一片”，真可谓一个“洋”字了得！（在思想观念上，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反映了对西方文明由贬低——“夷”，到平等——“西”，再到尊崇——“泰西”的过程。到20世纪初，国粹学派的邓实讽刺道：“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

“中体西用”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之“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正式明确提出则是在19世纪末。1895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张之洞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

面对顽固派的顽劣不化，对面“外洋”的不断冲击，当时的“洋务派”用“中体西用”的口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由此既可保住我中华民族固有之根基，防止“以夷变夏”的“洋化”，又能自强以赢得对“外洋”的挑战，主动承接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勉“固化”。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中体西用”这一口号的提出，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应该得到应有的肯定。

有了关于“夷夏之辨”的教学铺垫，又有了关于“以洋为尚”的介绍，这样才有可能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艰难，认识到中国向近代转型必须思想观念先于社会实践的特殊性（从中可知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哲学观有一定道理），认识到“中体西用”思想难能可贵的历史价值。

在新课改背景之下，在新史学的要求之下，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应该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勇气，能够大胆尝试，让课堂充满学术的活力，充满生命的活力。就此而论，张春喜老师的课，是一堂拓荒者的课！从课程学的角度说，也是一堂成功的课！虽然有很多遗憾，也应该充分肯定。

附件

【导学案】

包容与变通

——工业文明冲击下的中国近代经济

湖北宜昌夷陵中学　张春喜

导入：视频“抱瓮灌畦”的故事(www.xing528.com)

一、自给与外求——传统经济中孕育新经济因素

材料一　耕织图

材料二　……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自中世纪晚期开始，乡村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在英格兰东部、西部和约克郡地区快速发展。商人发放原材料，回收产品，销往海内外，这种新型的“乡村制造业活动”被称为“原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厂”，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16世纪初，纽贝里的一家毛纺织“工厂”雇用了1140名工人，其中近三分之二为妇女和儿童。海外市场的需求大大地刺激了此类“工厂”的发展，英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毛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1700年毛纺织品占国内出口商品的70%。棉纺织业作为新兴行业随之兴起，其他行业也迅速扩张。机械化逐渐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摘编自[英]E.E.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等

二、对峙与包容——工业文明冲击下的近代中国

探究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工业文明对中国冲击的事例。

三、师夷与变通——中国人的自强之路

材料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1861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1863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1865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1865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1869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1871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1876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1880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1881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1882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1885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1887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1888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探究问题：要实现国防的近代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材料五　洋务运动希望朝廷通过控制工商业以维持专制制度，但客观上又不得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财经是一个整体，社会财经系统各组成部分必须联动发展。近代机器工业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但包括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也包括人力资源、技术信息以及资金、物流等产业链上下游的支持。虽然朝廷的初衷并不鼓励民间工商业发展，但在客观规律作用下，却不得不吸引民营资本介入，于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穆晓军《财经简史》

探究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提示：时间、地点、行业、工厂规模、投资多少等）

四、新造与转型——关于中国近代经济结构变动的思考

材料六　与此同时，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这一点主要体现于辨“夷”、“洋”。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夷与夏（或华）相对待，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天津条约》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夷”的使用自此受到了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逼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但对亲身经历这种变化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剧痛。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七　“中体西用”这个命题，既表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又规定了中学和西学的区分。“中学”是熟识的东西，或指为“纲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西学是陌生的东西，并且伴随着民族冲突来到中国……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因中国人眼中西学内涵的延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二）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三）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上述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汲取西学的过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下起步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因为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务的新陈代谢。因此，洋务运动中的好些人，觉察到桎梏与荆棘，寖寖乎要以“西体”为法，去改变中国的某些旧制。……就其本身意义而言，“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实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探究问题：有人说，甲午中日战争使北洋海军覆没，但中国的战败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通过本课的学习，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