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创新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

第一，从微观层面来探讨企业如何开展包容性创新。

研究者认为，应将低收入群体作为企业的重要目标顾客和潜在市场，而包容性创新则是企业开拓低收入市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企业与BOP群体经济关系的建立是开展包容性创新的重要前提。汤鹏主（2013）着眼于科技型小微企业，从影响因素、实现路径、现实困境等方面分析了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包容性创新。刘琳琳（2013）在分析包容性创新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容性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动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调查研究方法论证了持续性的创新动力在企业包容性创新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邢小强等学者（2013）认为对于基层人员，项目负责人应尽量在本地寻找优秀的雇员组成浸入式的团队进行合作与学习，这不仅能为包容性创新贡献新的思维与内容，也能影响企业的价值观与文化。邢小强、周江华、仝允桓（2015）从企业视角出发，对包容性创新研究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归纳，基于包容性创新的对象与环境特质，从营销、战略、措施与组织四个理论视角对企业的包容性创新进行概括。他们认为，BOP群体最初被视为有价值的消费者，使得营销视角在分析包容性创新如何为BOP群体开发与传递新的产品与服务上成为自然选择。在此过程中，由于存在资源匮乏与能力缺失等问题，更多文献开始从战略视角分析如何利用BOP群体的本地资源或构造新的能力来实现新价值创造。同时，外部措施空洞使得企业必须通过措施创新来促进BOP市场体系的有效运转，而企业内部的惯例与惰性则要求对组织架构、流程与人员等进行变革才能支撑创新活动的开展，这分别构成了研究包容性创新的措施与组织视角。阿姆瑞塔（Amrita Saha，2016）分析了促使“包容性创新阶梯”逐层递进的四个关键主题，即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技术的转让、采用和传播，参与式创新的民主创新理念，以及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相结合，并阐述了这四个关键主题如何改造包容性创新的阶梯。作为在商业与社会的交汇领域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可持续与有效的方式，特别是在日益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下，包容性创新提供了未来前进的有益路径。赵武、陈琳（2017）从BOP群体与企业的关系视角出发，着力探讨面对BOP市场，小微企业如何通过包容性创新而逾越创新的惯性障碍并实现企业成长等。桂黄宝等人（2017）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家精神及高管特征、企业吸收及营销能力、企业根植能力对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刘芳等人（2018）研究了企业志愿服务对企业包容性创新的正向影响和作用路径。

第二，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实现方式研究。

众多研究者关注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实现方式，在对包容性创新的特征、关键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实现方式或发展模式。邵希等人（2011）认为，目前我国包容性创新存在两种重要的发展模式。一是从金字塔顶端向底端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特点是政府和企业充分挖掘处于金字塔底层人群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将处于中高端市场的成熟产品、技术、商业模式，针对低收入群体这一新的市场主体进行产品和流程调整，重新确立成本结构，开发出低收入人群可负担、可接受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二是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将低收入群体作为创新主体，使其自觉组织起来参与创新活动，如团体创新或合作创新等。哈特（Hart，2011）提出了基于BOP群体的颠覆性创新方式——绿色跨越（Green Leap），认为BOP市场在能源等方面对传统技术依赖性较弱，由此绿色技术更容易对传统技术进行颠覆，绿色企业可以以BOP市场为平台实现绿色技术的跨越性发展。BOP市场构成了突破性创新的源泉，企业必须把市场的外部约束转化为创新要满足的边界条件。汉斯（Hens，2012）在研究跨国公司进入BOP市场过程时也发现，由于既要利用已有能力又要建立新能力，很多约束会阻止包容性创新的成功，包括无法转换思维、调整评价方法与惯例等。移动平台、专注且年轻的研发人员的激增以及科技孵化器和创新加速器计划的发展，成为包容性创新的典范。而且，在包容性创新过程中，中小企业的研发人员以及个体创新者们通过与基层用户进行充分的交流反馈，从而获得他们如何包容性地开发产品的关键信息。赵武、王姣玥（2015）探讨了包容性创新与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融合机制。郝君超、李哲（2015）从开展包容性创新活动的动力来源角度，将中国包容性创新的实践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即政府驱动型、市场诱导型和草根群体自发型。王强、仝允桓（2016）探讨了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产业链上各企业如何通过创新生态系统为包容性创新构建技术生态位的保护性空间。祝君红（2017）分析了包容性创新理念指导下的多元化网络扶贫方式，例如农村电子商务、农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乡村旅游、网络医疗、网络教育、网络公益等形式。秦佳良等人（2018）认为互联网是知识溢出的工具和有效途径，这一传播工具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创新的实现。仝允桓等人（2018）提出包容性创新有六种实现方式：颠覆性创新、提升性价比、商业流程创新、逆向创新、节俭创新、价值链变革。

第三，关于包容性创新的绩效测度研究。

关于我国包容性创新绩效的研究，普遍的研究思路是先构建绩效测度指标体系，再结合我国各地的具体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邹秀萍、徐增让、宋玉平（2013）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包容性创新的现实需求、包容性创新的主体、包容性创新所需的支撑条件、包容性创新环境和包容性创新产出五方面，构建了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可获得的相关数据对2008—2010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包容性创新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认为我国包容性创新能力在区域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总体上自东向西呈现出四个梯级，东部省份的包容性创新能力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保诺夫（Paunov，2013）调查了一组特定的中国企业，在包容性创新实证研究中运用了创新绩效、创新成本、创新主体和创新设施等变量来研究包容性创新水平，并比较了自行车、家具、服装、电子商务、教育等行业，以判断哪个行业的包容性创新水平更高。从政策视角分析了包容性创新的驱动因素，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包容性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将政策范围、立足低收入群体、规模扩张和创新中介等四个关键方面纳入包容性创新政策的考量之中。高太山、柳卸林、周江华（2014）与邹秀萍等人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都是从包容性创新主体、需求、支撑条件、环境和产出五个方面来构建我国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只是在二级指标的选取上存在略微差异，评价结果也基本一致。高太山等人进一步分析了区域包容性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认为一个地区的包容性创新能力与本地经济水平、开放程度、产业结构等有密切的联系，并非经济越发达、越开放的地区包容性创新能力就越强。孙永康（2014）、周丹敏（2015）等人也参考高太山等人构建的包容性创新绩效评价体系，针对特定地区进行包容性创新绩效评价与分析。湛泳和王恬（2015）从包容性创新投入、环境和产出三方面来测度包容性创新的绩效，认为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地区绩效水平呈现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包容性创新辐射效应使地方水平呈片状划分，包容性创新能力提升速度存在“马太效应”。赵武等人（2015）从创新参与主体、中低收入群体需求、创新支持体系、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5个维度对陕西省10个地市的包容性创新能力进行了测评。曾繁华、侯晓东（2016）针对武汉市的包容性创新实际，从创新知识、创新环境、创新主体与创新绩效4个指标维度来构建包容性创新成果及人才评价体系，并对各指标与武汉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武汉市创新包容性明显不足，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建议。李玲、陶永厚（2016，2018）从包容性创新的基础设施、创新支撑条件、创新主体、创新投资、措施环境、市场及金融环境、企业创新能力等七个方面来构建区域包容性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认为包容性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且我国东部地区的包容性创新环境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盛晓芳、欧阳峣（2018）在分析包容性创新绩效时引入投入—产出模型，从包括“技能培训”、“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市场进入渠道”三类创新投入和包括“科技产出”、“社会产出”和“经济产出”三个层面的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评价区域的包容性创新绩效。刘旭红等人（2018）从包容性创新的主体、环境以及支撑条件的投入与科技和社会产出几个方面对中国区域包容性创新效率进行动态评价，认为技术进步有效地促使中国的包容性创新效率整体呈小幅增长状态。(www.xing528.com)

第四，关于包容性创新的系统分析。

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包容性创新看作是一个创新体系或系统，认为要实现包容性发展的目标，就必须是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与活动、创新环境等的有效联动，认为通过建立一种把低收入群体或地区纳入其中的创新系统，不仅能让BOP群体从中直接获益，同时也为参与其中的其他组织与机构创造出新的价值，这种创新系统就是面向金字塔底层的包容性创新系统。邢小强、周江华、仝允桓（2010）认为，在BOP区域内相互合作与学习的企业、BOP群体或地区、政府、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其他辅助性专业机构等构成了包容性创新的网络体系，通过技术、市场、措施与组织等的系统创新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多元价值创造与分享。邵希、邢小强、仝允桓（2011）认为，包容性创新活动面临着市场信息匮乏、知识和技能不足、措施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金融服务欠缺等各项挑战，需要构建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来为包容性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支撑。吴晓波和姜雁斌（2012）认为，包容性创新理论的构建主要考虑在新兴技术不断出现、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以及多层市场架构和措施体系不断改进的情境下，创新如何出现以解决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体由于受到体制和能力的限制难以获取相关机会、参与生产和分享社会成果的问题。赵武、孙永康（2014）认为，包容性创新系统应该具备多主体性、协同效应、支配原理及自组织原理等特征，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基于多重螺旋的包容性创新系统构成模型，该模型包括创新螺旋体、创新支持与创新环境三个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基于多重螺旋的包容性创新系统的利益驱动机制、合作共赢机制、扩散与溢出机制、政府支持促进机制等包容性创新系统的动力机制。关于区域包容性创新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包容性创新绩效测度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创新路径研究等方面。邹秀萍等人（2013）、高太山等人（2014）、孙永康（2014）、周丹敏（2015）、湛泳等人（2015）、李玲等人（2016）、曾繁华等人（2016）、盛晓芳等人（2018）、刘旭红等人（2018）各自构建区域性包容性创新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测评，其结论基本大同小异。湛泳等人（2017）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认为包容性创新可以从收入分配结构、内需和产业结构三条路径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结合国际上包容性创新的经验和实践来探讨我国的包容性创新政策框架与布局。封颖等人（2014）重点对印度政府在包容性创新方面的政策措施进行介绍，并总结出对我国包容性创新政策的启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15）对中国政府在促进民生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区域发展、产业发展、中小企业成长以及草根创新等方面开展的大量包容性创新实践活动及政策措施进行介绍，认为包容性创新在中国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包容性创新政策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成员郝君超（2016）探讨了包容性创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认为各国包容性创新的实践面临着一些共性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使包容性创新进入创新的主流价值、建立具有可持续性的包容性创新模式、构建完整的包容性创新政策链等，围绕这些问题，世界各国主要从加强政府政策引导、鼓励基于市场机制的包容性创新探索、为草根群体提供资源支持以及促进创新成果商品化等四个方面进行包容性创新政策布局。邢小强、赵鹤（2016）在对中国、印度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创新相关政策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包容性创新政策框架，从创新的过程视角进行设计，认为包容性创新政策体系应具体包括组织协调、主体激励、资源引导、商业推广和环境设施5个模块。

综上，包容性创新驱动低收入群体的改变具有良好的效果，与反贫困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目前，国外有关脱贫的文献大多与反贫困文献相一致，主要包括贫困的概念与特征、贫困思想、贫困线计算、贫困测度、反贫困政策及其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反贫困理论认为贫困的原因不仅仅是个人造成的，还包括国家或社会的因素，因此，国家或地区对于BOP群体也应负担一部分责任。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环境各异，各国学者对反贫困研究的着力点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