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

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让妇女和儿童参加劳动。这样一来，大量的女工和童工投入到劳动中来，使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也扩大了它的剥削范围。

机器的发展

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资本家使用机器，并不是为了减轻工人的劳累和辛苦。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其他方法一样，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商品的价值，缩短工人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地延长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机器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就是说，是以劳动力为起点的。而在大工业中则是从手工工具改变为机器开始的，即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研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是怎样从工具转化为机器的，或者说，机器同手工工具有什么区别。

机器同手工工具有什么区别呢？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所以，要了解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剥削实质，就必须分析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历史要素。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是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这三个本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发动机为整个机构输送动力，传动机构调节和改变运动的形式，并将运动传送到工具机上。这两个部分的作用，都仅仅是把运动传送到工具机上。在整个机构中，只有工具机才是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直到现在，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过渡时，也仍然以工具机作为起点。因为，在劳动过程中，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他自己身体器官数量的限制。例如，在德国，曾经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脚踏两架纺车，但要一个人双手双脚同时劳动则太困难了。尽管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没有。可是，自创造工具机后，同一工具机同时使用的工具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人的器官的限制。例如，有一种叫珍妮机的工具机，它在工作时可以使用12到18个纱锭，而织袜机可以同时使用几千枚织针。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蒸汽机，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初都没有引起工业革命。但是，自工具机出现后，由于使用工具机要消耗大量的动力，这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只有从制造工具机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才能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

以人的劳动力作为主要动力的人和作为机器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对手工工具的使用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对纺车的使用上，人的劳动力作为主要动力的时候，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冲击。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人的作用除了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发挥着纯机械的动力作用。而原来只是被人当作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等，却最早采用了以牲畜、水、风作为动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这些工具中的一部分就已经发展成为机器，但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例如，19世纪初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过，与普通唧筒不同的是，它的活塞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而不是用人手来推动。在英国，现在还有人把铁匠用的那种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通过与蒸汽机连接，从而变成机械风箱。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初都还存在的那种蒸汽机，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但工具机的出现，则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把工具作为动力并作用于工具机时，那种完全用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十分罕见了，风、水、蒸汽等可以代替人力。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单纯以人为动力的机构在设计上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那些还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像缝纫机、制面包机等，如果它们一开始并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么这种机器就会制造成既适合用人作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

机器的使用，减少了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减少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支出，从而降低了商品的价值。图为19世纪已普遍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纺织厂一角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一个个单独使用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使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工作，并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何种形式。于是，机器诞生了，但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具数量的增加，还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而这个机构要克服它自身的限制，就必须要有比人力更强大的动力，因为，人力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即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么，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所有大动力中，马力是最糟糕的一种，这一方面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另一方面是因为马的价格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有限。但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马是被经常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用马力来代替机械力。作为动力，风太不稳定，而且不易控制。此外，在机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水力就已经得到很普遍的应用。17世纪，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套磨，但此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其动力的作用也是不均匀的，由此又引出了飞轮的理论和应用，在后来的机器大工业中，飞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翼锭纺纱机最初是用水作动力的。但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许多局限。水不能随意增高，在水资源缺乏时不能得到及时补充，有时甚至完全枯竭，更主要的是，水完全受地方的限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这种原动机消耗煤和水而自然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既可以移动，同时又是动力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可以在城市广泛使用，而不像水车那样只能在农村使用。1784年4月，伟大的天才发明家瓦特在他所取得的专利说明书中，并没有把他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只是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蒸汽机的用途例如蒸汽锤等，是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的。当时，瓦特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瓦特的后继者博尔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专门用于远洋轮船的最大的蒸汽机。

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摆脱了人力的限制并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形式，于是，我们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成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带动多台工作机，随着被同时带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而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机器的价值向产品转移

大家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即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是不需要资本耗费分文的。同样，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之类，也不会让资本耗费分文。但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人用手来创造。比如，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需要蒸汽机。自然力的使用是这样，科学研究也是这样。

机器大工业时期，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只是，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已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已经不需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是要工人用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机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通过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作为不变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当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时，机器的价值就会得到体现。机器不是使产品的价值变小，而是按照它自身的价值使产品增殖。显然，作为大工业时期特有的劳动资料的机器，其价值要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时期的劳动资料大得多，在生产过程中，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它的价值则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在产品中的价值，绝不会大于它因为磨损而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移到产品中的那一部分价值，是有很大差别的。同样，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也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使用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而它的价值则会根据它每天的平均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用和磨损这两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坚固的材料制成的，因而寿命较长，同时，机器是严格遵照科学规律进行使用的，它能够更多地节省成本和减少消费资料的消耗。另外，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更加广阔。如果我们不计算机器和工具每天使用的平均费用，即不计算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因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附加到产品上的那些价值，那么，机器和工具的使用是不需要花费代价的，这同使用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与工具相比，机器生产作用的范围越大，它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大。不过，只有在机器大工业时期，人们才能够学会并让已经物化的劳动产品，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大规模地发生作用。

机器大工业是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产业革命的产物。图为詹姆斯·瓦特（1736—1819）设计的世界上最早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发现，共同消费某些生产条件比单个工人分散消费这些生产条件要节约，共同消费能使产品的成本降低。在机器生产中，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可以共同消费同一个工作机，而且许多工作机可以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或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的某一部分传动机构。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产品的日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已定，那么，因为这个价值部分而使产品增殖的程度，就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即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工具的规模已定，那么，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工作的速度。如果机器转移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么，这个产品价值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就是说，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其服务也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就机器的规模和作用而言，如果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相对降低。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大工业中，产品由劳动资料转移而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增大了，但它的绝对量却减少了。就是说，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并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提高，这只不过是一种劳动形式的变换。但是，机器所耗费的劳动与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耗费的劳动即机器附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追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会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

例如，用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用两个半工人，一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在10小时的工作日里可纺出13盎司棉纱，那么，两个半工人用一周时间可以纺出大约366磅棉纱。就是说，366磅棉花在变为棉纱时，只用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10小时工作日。如果不用机器而是用手工纺车，那么，一个手工纺工用60小时只能纺13盎司棉纱，即366磅棉花在变为棉纱时，要用2700个10小时工作日，或27000个劳动小时。再举一个例子：过去印制花布采用的是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的方法，现在采用机器印花后，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就可看管一台机器，机器印花在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相当于过去用手工方法时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总和。1793年，在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平均要耗费一个工作日。但自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后，一个黑人妇女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轧100磅棉花。随着轧棉机的不断改进，轧棉机的效率也不断提高。原来一磅棉纤维要卖50分钱，后来只卖10分钱，但利润反而提高了，也就是说，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纺织工人在让棉纤维与棉籽分离时，原来使用的是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一天只能轧28磅棉花。但自福尔布斯博士发明了轧棉机后，一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一天就可以轧250磅棉花。在可以用牛、蒸汽或水作动力的那些地方，只需要用几个少年男女充当添料工，16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以前750个人一天的工作量。我们曾经提到，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间内花费1/4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间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但是，这15先令绝不是这66个人在一小时间内增加劳动的表现。假定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么，这66个工人在一小时的时间内就可以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假如一台机器的价值等于它所排挤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如说3000镑，那么，这3000镑绝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劳动在劳动对象上的货币表现，而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与此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000镑则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无论这一劳动是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相等，物化在机器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要少。

机器生产改变了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自然力代替了人力，自然科学被自觉地应用于生产，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图为1878年巴黎世博会中展出的十分先进的工业机械

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机器的使用，为资本家大量使用没有强壮身体和身体发育不成熟的弱小劳动力提供了可能。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让妇女和儿童参加劳动。这样一来，大量的女工和童工投入到劳动中来，使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也扩大了它的剥削范围。过去，直接受资本剥削的只有成年男工，而现在，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受资本的直接统治，机器的使用使雇佣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资本家实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的游戏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需要的家庭范围内的自由劳动时间。另外，机器的使用还提高了资本的剥削程度。原先，劳动力的价值不光是由维持成年男工个人所必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它还包括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成年男工的劳动力价值除自己外还包括全家的生活费用。但是，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后，这种费用就分摊到他全家许多劳动力的价值上，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例如，购买工人家庭中的4个劳动力，也许比以前只购买这个家庭的家长1个劳动力要花费得多些，但现在4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1个工作日，4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肯定超过1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同过去相比，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了。现在，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4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必要劳动，而且还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扩大资本剥削领域的同时，还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机器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把工作日延长到了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阶段。机器既创造了延长工作日的新条件，又创造了延长工作日的新动机。作为一种劳动资料，机器的运动和活动是离开工人而独立的。劳动资料本身是工业上的一种永动机，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人的自然界限的限制，它就会连续不断地进行生产，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且，在机器上的劳动操作相对简单，容易掌握，而妇女和儿童又比较温顺驯服，资本家延长工作日遇到的反抗无疑就减小了。

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大小成反比。机器工作的期限越长，机器转移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机器再生产时间也就越短。因此，为了让机器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较多的产品，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资本家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部分上的不变资本增加一倍，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则保持不变。因此，延长工作日不但能够增加剩余价值，而且还可以相应减少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www.xing528.com)

机器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机器的使用，不但直接造成劳动力贬值，它还会因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下降，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的价格下降。机器在最初被偶尔采用时，会把工人的劳动变成高效率的劳动，从而把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人价值以上，使资本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处于垄断阶段的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总是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黄金时期。高额的利润必然激起资本家对更多利润的贪婪。

随着机器在社会生产部门的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以下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来代替劳动力的机器，而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我们知道，剩余价值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剩余价值量则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长度已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之间的比例。因此，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即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来扩大剩余劳动，但它只有在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后，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中的一部分，即曾作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也就是说，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在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与24个工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只要在一天12小时的工作日中，每人提供1小时的剩余劳动，就可以提供总数为24小时的剩余劳动，而2个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也只有24小时。因此，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会产生这样一个内在矛盾：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剩余价值率，一个是雇佣工人人数。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必须把更多的资本投在机器设备上，而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就会相对减少，从而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就会相应减少。因此，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就必须减少另一个因素，即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必须减少雇佣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价值随着机器的普及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时，这个内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但资本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只有拼命延长工作日，并重新采用既增加相对剩余劳动，又增加必要剩余劳动的老方法，来弥补雇佣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使用给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使妇女和儿童也加入了雇佣劳动者的队伍，扩大了资本的剥削范围。图为正在生产床垫的童工

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总之，资本主义使用机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动机，并且由于劳动方式的改变即工人已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而削弱了对这种趋势的反抗。另一方面，机器排挤工人，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从而迫使工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家强加于他们的法律。这样，机器就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本来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但在此时，却成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最可靠手段。

政治经济学上，凡是头脑正常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将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们曾为工人沦为工厂奴隶地位而叹息，但他们最后采取的举措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对机器使用和发展的恐怖时期过去之后，劳动奴隶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是的，政治经济学正陶醉在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中，这是一个包括资产阶级“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即使已经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后，工人进厂所受的苦远远超过他当初被抛向街头的时候。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的事例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工厂极度扩张的同时，工厂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会相对地减少，而且还有可能绝对地减少。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调查委员会对英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地区，属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工厂区中，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工厂一共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马力，雇用工人94119人。但是5年之后，这些工厂却拥有：织机95163台，纱锭7025031个，蒸汽机28925马力，水车1445马力，雇用工人88913人。就是说，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雇用的工人却减少了5.5%。从1852年到1862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工厂雇用的工人人数则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相当大的程度取代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

根据一些已经验证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大多是一种表面现象，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因为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扩大了，而是因为工厂的附属部门被逐渐合并。工厂扩大而工人并没有相应增加，是由于过去用人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现在采用以蒸汽机为动力。另外，除金属工厂外，在许多工厂都是18岁以下的少年工人、妇女和儿童占多数。因此，这些工厂工人数量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

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排挤了大量的工人，但随着工厂数量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中就业工人的人数最终将比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人数多。假定在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若采用旧的生产方式，不变部分将占2/5，可变部分占3/5，也就是说，500镑资本中，其中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即1镑雇1个工人。现在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就会发生变化。假定这500镑资本分为：不变部分为4/5，可变部分为1/5，那么，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如果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中有2/3即200个工人将被解雇。如果工厂的生产规模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资本由500镑增加到1500镑，那么，现在就需要雇用300个工人。如果资本增加到2000镑，就需要雇用工人400个，这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要多1/3。在人数上，工人绝对地增加了100人，但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在旧的生产方式下，2000镑资本可以雇用1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由此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

以上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不断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也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事实上，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可能是这样经常地进行的，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可能经常变化。即使有这种经常的变化，也常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于是，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了。例如，在1835年，英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684人，然而到了1861年，光是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就有230654人。当然，如果把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80万家属考虑在内，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没有把那些在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手工织布工人计算在内。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在进行理论叙述的时候并没有涉及那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在工业部门中，只要用牺牲旧有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的方式来发展机器生产，机器生产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这就像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一定能战胜用弓箭手装备的军队一样。机器生产刚刚出现的初创时期，因借助机器生产而获取的高额利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不仅成为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还把很大一部分新生的、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重现。但是，一旦大机器生产制度趋于完善，特别是一旦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铁的采掘技术，金属加工技术和交通运输业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条件形成之后，这种生产方式就会获得一种弹力，获得一种突然的跳跃式的扩张能力，此时，它只受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限制。这是因为：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产量增长。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发达为夺取国外市场提供了有力武器。机器产品摧毁了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那些市场变成了机器产品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英国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

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图为19世纪末欧洲纺织车间的工人正在用先进的机器纺纱

工业大国的工人不断“过剩”，大大地促进了向国外移民和把外国殖民地化，被殖民地化的国家许多都变成了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于是，一种与大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地区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区域，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以上变化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这里不需要作更多的说明。

工厂制度跳跃式的巨大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生产像患热病似的高烧不退，这样，就会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生产又会出现瘫痪状态。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顺序不断转换。由于大机器生产的这种周期变换，使工人在就业和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

除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他们不断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竞争造成资本家竞相改良机器以代替劳动力，于是每每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了追求商品价格便宜，资本家总是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是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迅速增加为条件的。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机器生产的高潮和低谷中间实现，并且，它还时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或者潜在地代替工人，或者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生的劳动力拒之门外，而工厂量的扩大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吸收进来，而且还把新生的劳动力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地既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被招募来的人在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上也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英国棉纺织业有5年时间一直是处于一种不振或停滞状态。在最初的45年中，英国工厂主几乎垄断了整个世界市场。

东印度公司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贸易独占权而且拥有军队（包括舰队），在殖民地建立政府机构，这是对殖民地进行残暴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以至于贩卖奴隶、毒品的军政经合一的殖民机构。它们产生和存在于16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对各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了重要作用。图为位于英国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

1815—1821年，英国棉纺织业处于不振状态。1822年和1823年，进入繁荣阶段。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后，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又处于危机状态，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因极端贫困而发生暴动。1827年情况开始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大量涌现，棉纺织产品的输出量大增。1829年，棉纺织产品的输出量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但1830年，随着生产过剩而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1833年，不振状态持续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英国棉纺织业又进入活跃、繁荣阶段，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严重不足。资产阶级颁布的新济贫法促进了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1835年，棉纺织业出现大繁荣。但与此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出现大繁荣，但1837年和1838年，又处于危机和不振状态。1839年，开始复苏。1840年，又是严重萧条，工人发生暴动，政府出动军队干涉。1841年和1842年，大量的工人穷愁潦倒。1842年，为迫使政府废除谷物法，工厂主将大批的工人解雇，成千上万的工人拥向街头抗议，被政府军队镇压。

资本主义运用机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很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一部分工人被机器排挤而失业，形成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于是，在近代工业史上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本来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现在却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