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207年）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把《三国志·郭嘉传》推荐给领导干部们阅读，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后经荀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我们的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着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他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
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这个想法，毛泽东曾直通通道来：“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得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反过来说，当初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是不是正好缺少了郭嘉这样的“谋臣”呢？毛泽东是在倾吐心中的遗憾？还是在表达一种热切的期望？
韦睿（442—520年）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506年）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很爱读《南史·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有25处之多。(www.xing528.com)
《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有一段概括：“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眼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很赞赏，批注说：“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
那么，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哪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往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先说第一点。
史家记叙韦睿督兵攻北魏小岘城时，韦睿环城巡视，魏城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睿欲击之，部下劝阻说：我们轻装前来，待回去披甲整装再来迎战。韦睿却说：魏城中只有2000余人，只能闭门坚守，这次无故出来几百人，定是骁勇善战之辈，我们如果能打败他们，城内魏兵便没有信心了，其城自拔。部下有些迟疑，韦睿便指着手里的令节说：朝廷把它交给我，不是装饰用的，我说的话不可违抗。于是部众听命进兵，魏军果然大败弃城。在这段叙述旁，毛泽东批注说：“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决心”。
接着，史家又叙韦睿率军攻合肥，久未能下，韦睿又环城察看，决定先攻合肥东西两个小城，此时魏国派兵五万来援救，形成敌众我寡之势。部下要求增兵再战，或退守巢湖。韦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接着又令取来自己的旗帜树于阵前，以示无退兵之志。又亲自坐在板车上阵督战。夜间又张灯达曙，处理军务。终于攻破合肥。缴获一切，自己无所私占。读至此，毛泽东两次批注：“以少击众”，“将在前线”等等。
当史家叙韦睿会同曹景宗救钟离一事时，毛泽东又批注说：“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再说第二点。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兵，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在本传末尾，李延寿补叙了韦睿的几则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重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