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毛泽东：我也六十多了，就是不怕鬼

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了。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这年春天既已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序言。

其中说到：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是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正像编选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一样，这篇序言无疑是很像样的不必借桑就可骂槐的政论文章。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点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

何其芳到的时候，已有两位同志在那里，同毛泽东谈农村政策问题。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接着，毛泽东又举《聊斋志异》里一篇《妖术》为例，说：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妖术》写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门出去和他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谋害的。

说完，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最后，毛泽东又向何其芳等人谈到他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据何其芳回忆，这两首诗当时没有公开过，他是后来读到的。这是两首什么样的诗呢？

从至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来看，具有“反修”主题的作品，是从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开始的，以后有《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等。很明显，这些作品都写于1961年1月同何其芳谈话之后，所以他不可能当时就看到。从“近体诗”的概念上讲，是指律诗、绝句，不是词。何其芳说他后来看到的，肯定也不是后来公开的这些作品。

毛泽东是诗人，也是政治家。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他都愿意公开，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

反苏忆昔闹群至，今日重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

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

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

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冶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地说：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这样一段话：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印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这段增写的话里，体会到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乐观的，尽管也说到“世界上的妖魔鬼怪还多得很”，“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毛泽东感到乐观，有两个特殊背景。(www.xing528.com)

一个是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被毛泽东称为“不怕鬼的声明”。《声明》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发展阶段、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革命、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国际共运等问题。其中又一次“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说南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会议的召开和《声明》的一致通过，使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11个月的中苏两党矛盾缓和了下来，出现了改善的转机。会议结束之日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苏联，苏方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都表示愿意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关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还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在1961年8月以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毛泽东觉得让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一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但是，《声明》这个重要文件，毕竟是矛盾双方相互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作一定妥协的产物，事后仍然可以自作解释而强调某一侧面。不久，随着1961年10月苏共22大的召开，中苏两党矛盾重新加剧，进一步牵动国际共运的分裂，中苏两党走上了相互指责对方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纷争之路。

于是，毛泽东在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里，不无所指的告诉人们：“一从大地起风雷……只缘妖雾又重来。”

使毛泽东当时感到有些乐观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里增写的话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这个会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重要的成果是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大概就是他在增写的话中所说的“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加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人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然后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作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做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日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8页第1、第2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经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不仅是以读者的身份介入，而且实实在在地是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概括出这样几点：（一）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因此他对这本书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并多次向外宾推荐。

例如，1962年1月3日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毛泽东高兴他说起：“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不怕池田（即池田勇人，时任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说着面向陪同的廖承志，吩咐道：“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1月14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

毛泽东对自己的打鬼比喻，很为欣赏，认为这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未来的大事，免不了挂在嘴边。1961年12月5日接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郑重提出：世界上的鬼，有三种……不破除对这三个鬼的迷信，革命就没有希望。编选古代鬼怪故事，竟如此奇妙而恰当地同现实斗争融合一体，这种充满“幻想同一性”的政治艺术，在其他政治家、革命家身上恐怕是相当罕见的，然而对于具有博大的诗人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的毛泽东来说，却是那样的合乎情理，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迸发和高扬人定胜鬼的精神，正是他那有着超凡魅力的自信和意志所在。

但是，当我们的评价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精神价值走向历史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对国际国内矛盾在判断上的某些失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这就使毛泽东的不怕鬼进而打鬼的比托，并不完全妥当，特别是把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不同看法的同志纳入“鬼”的范围，更是明显的判断错误。打鬼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便转化成了过火的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