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得到机关枪支援

1959年6月末7月初，各路要员先后登上庐山的时候，心情是轻松的。因为从去年11月起，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许多问题在解决中，政策逐步有所转变，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这次会议，可以让大家来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安排好明年的工作。

毛泽东6月29日由九江上庐山。一上山，便把自己刚刚写成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写给他的秘书胡乔木，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附信征求意见。还点了三出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在庐山礼堂演给与会者看。有意思的是，三出戏的内容都是“超现实”的神仙戏。他还安排了这样一件事：让杨尚奎和方志纯的夫人于7月8日将贺子珍接上庐山，随即同贺话旧，长谈一夜。

人们的游兴很高，诗词唱和之风颇盛。开头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一向繁忙操劳，这时也颇有情趣地指着挂在东林寺的康有为书写的匾额，问李锐，康有为的字是中年写的，还是晚年写的？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7月2日在庐山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他承认：“去年做了件蠢事”，当然，形势“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但是，1958年那样大的举动和失误，人们免不了要有所议论，有所评价，评价自然有不同的声调。还有些人，试图希望这次会议从根本上解决“左”倾问题。弄成那样的局面，是不是毛泽东常说的“一个指头”（错误）和“九个指头”（成绩）的关系。反正，有些人是认真的。这个“认真”的结果，取决于毛泽东对形势评价的那个“度”——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问题是，这个“度”只是原则性的，最终是由人来掌握和运用的。渐渐地，有些言论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越出这个“度”了。庐山，虽未雨却密云。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送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终于捅漏了密去。开始，毛泽东似乎没说什么。但他断然将此信印发，可见是有了决心。

7月23日，召开大会。毛泽东劈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接下来，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到：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各种议论，把问题似乎搞得更复杂了。这里有作为中央主要领导的毛泽东，是不是有责任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更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积极性的问题。

在7月31日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大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他一生遵奉的，恰恰是：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为也。说到这里，彭德怀承认，他对鼓气之说，“领会不深”。林彪凑热闹：“气难鼓易泄，泄了更难鼓。”

却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忙着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7月中旬，为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赴波兰庆祝。对波兰来说，这是不小的荣誉；对赫鲁晓夫来说，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四处走走，看看，免不了要讲话，宣传等等。

7月18日，赫鲁晓夫来到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在群众集会上，他据苏联的历史对农村公社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了农业公社。当时有人的论断是：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

苏联和东欧对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来就有看法，这段话，虽然说的是苏联20年代初的做法，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中国。波兰方面注意到这一点，在公开发表赫鲁晓夫这篇演说时，删去了这段敏感的话，苏联《真理报》却于7月21日发表了全文。

属于另一个阵营的报纸，自然有了反映。据《纽约时报》称：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是错误的办法，赫鲁晓夫的这番，可以认为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

7月28日，一份载有赫鲁晓夫的讲话的《内参》，送到了毛泽东手上。

8月1日，他把这份材料批转给王稼祥，写道：“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www.xing528.com)

在这份材料上，毛泽东又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各同志写下了以下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这里不仅是在同赫鲁晓夫进行争论，更重要的是，在上庐山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都去过东欧，都经过苏联，彭德怀还同赫鲁晓夫碰过面。“党内反对派和怀疑派”云云，每一个与会者心里都很清楚，说的是谁。

毛泽东当时这个判断的明显失误，是把当时国内外的议论搅在了一起。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国外是从根本上嘲笑，国内则是有批评和议论其带来的不好的实际效果，无论后来人们怎样说这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谁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而这里面，对“三面红旗”的具体议论，程度也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对大跃进说得多些，对人民公社相应少些，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为它只是个口号性质的，且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个口号字面上并没有什么可议论之处，也没有人对它说三道四。1959年7月23日，就在彭德怀开始受到批判时，周恩来找他谈过一次话，彭还说，1070万吨钢，脑子热了一下，他（指毛泽东）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

可毛泽东把国内外、党内外的议论都视为一体，甚至看成是有联系相互配合的。8月11日在庐山会议上，他就毫不隐讳他说：“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1959年9月1日，在给臧克家和徐迟两位《诗刊》的正副主编回信时，主动把自己新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录上呈正，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从整个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情况来看，这是没有先例的，由此可见他当时迫切“回击”被他认为是错误思潮的各种言论的心情。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到：“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的激愤之情，已然是溢于言表了。本来，这两首诗写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前。从诗的情调来看，确也没有反映因大跃进的失误所带来的沉重局面和沉重心情，写景抒怀，都是一派明朗，甚至还畅想着“桃花园里可耕田”呢。

可是，成熟的政治家，真正在作决策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这两首诗，当时并没有发表。大概是后来觉得这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吧，用它们来“回答”“错误思潮”有些勉强。

就在庐山会议的最后阶段，北京送来一份毛泽东和列宁有关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语录，题目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说：“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枪。”

庐山会议在“乒乒乓乓的枪炮声”中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无疑是不怕鬼的人们在现实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但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

1960年，饥饿的岁月来到了。

越是困难，越激发他的意志，越坚定他的信心，越涌出挑战的渴望。在不同场合，他反复申明他的主张。

1960年3月7日.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他说：对他们也要证明，他们不相信总路线，不相信大跃进，不相信人民公社，也难怪，因为现在还没有充分证明。再有多少年，大概总得10年，他们可以相信的。用这种路线去工作，赶上了英国，他们看看，还不错呀，赶上了英国，也许那个时候他们就服了。

5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非洲外宾。他说：我们高兴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又说：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觉得我们不行，他们西方世界才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怎么不行呢？我不相信。他们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白种人并不都是坏人。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们认为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高兴的一面看不见，你说美国人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中国有一句俗话：他们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他们，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在战略上讲。在战术上讲呢？我们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重视它，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