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一度意气风发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一堆堆不成材的钢铁散在各处，派不上用场。
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充满希望的尝试——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平二调，损害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公共食堂，炊烟散尽。
与此同时，国际国内有了议论，党内党外也有了议论。有些议论还不大好听。
祸不单行。国际局势在这个时候趋于恶化。
1957年底，中美之间关于相互放弃使用武力的外交会议中断，台湾国民党军队加紧对大陆骚扰破坏。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美国增兵台湾海峡。
1959年3月，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同印度的边界纠纷渐趋尖锐，边境冲突战争不可避免。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炮击金门后，赫鲁晓夫深恐妨碍“苏美合作”，给中国施加压力；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不问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7月，苏方照会中国，单方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随即是中苏论战，打嘴巴仗。这个时候，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了！这一凝重的气氛，也笼罩了毛泽东那充满诗意的笔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
对这一切，应该怎么看？怎么应付？在毛泽东心目中，不啻是对人们的意志和信心的考验。
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这类内部简报资料，是他了解国内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平常的一些指示，就是读了这类材料后在上面写的批语。在这期《参考资料》中，以《美官员竭力诬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说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为题，刊载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其中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毛泽东正在孤注一掷，看这个制度是否能养活这个国家。鉴于一再发生的旱灾和水灾——这些灾害已经使中国的饥荒，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这是一种冒险的计划。”“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把社会组织成最有效的生产单位——在纸面上。但是他也是在把潜在的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在事情不顺利时推翻他。这个制度的成功或失败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中国的疆界。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正如渴望从莫斯科获得较多的自由的东欧卫星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关切地注意着这一发展。”合众国际社这则电讯的意思，中国的安危存亡，系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败。但它的结论是明确的，这是“冒险的计划”，而且使“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很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毛泽东在上述几段话下面划了横线，有的还作有着重号，以示注重。这是他读文件材料的习惯。像往常那样，自然还应有些批语。不过，这次不同。他含蓄地在这则电讯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高髻危冠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首诗题为《赠李司空妓》。是当时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赴吴台时，扬州大司马杜鸿渐设宴招待，命妓侍酒，歌唱一首《杜韦娘》（曲名），刘在席上有感而作。毛泽东引此诗来评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粗看似费琢磨，细读则觉他是举重著轻地做了回答——我们搞的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却让别有用心的人痛心断肠。(www.xing528.com)
这个意思，毛泽东不久便明确的说了出来。也是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在1958年11月14日的第2513期上，刊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发表的一个演说，其中对中国的集体劳动和公社化进行了直接的批评。在11月28日于武昌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前夕，毛泽东找来杜勒斯的这篇演说，在其各段内容前重拟了几个标题，其中便有：“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然看指示，把这份演说印发中央全会的与会者。
毛泽东1946年8月6日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2年后，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觉得有必要重申这个论断，因为尽管多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这些人为什么还想不通呢？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困难，新的挑战。
12月1日深夜，毛泽东奋笔疾书，赶写出两千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除重新强调“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外，还说：历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尽管曾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写罢，他又给负责中央日常事务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封信：“小平同志：写了一篇短文，请你看一下，如以为可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当然，毛泽东不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者，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过于乐观。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深知此点。在这篇印发八届六中全会与会者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哲学课题，告诫人们：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劳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
这似乎是不关痛痒的泛泛之论，其实深有所指。所指，就是中国形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在写这篇文章的头10天，即11月21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给党的干部们打过“预防针”：“我是怀疑派，……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公社要亡国，我看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当然，亡是暂时的。”又说：“食堂、托儿所可以垮，公社不可以垮。我看什么时候都有两种可能性，一好，一垮。”
12月9日，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他把“两种可能性”的话挑得更明：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
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
这是毛泽东留下文字的讲话提纲里的活，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多么的注重。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毛泽东又引用了被他视为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现实有忧虑，但更自信。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基调，也是他随后提倡“打鬼”的心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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