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毛泽东指导大跃进，参考斯大林经济著作

毛泽东读书，偏于文史哲。关于经济他读得较少。他也承认过，在这方面自己属于外行。

当然，在延安，他涉猎过二三十年代出的一些经济学译著，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那时，主要是解决革命和战争中的具体问题，这些书在经济方西到底对他有多少影响，很难说。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研读点经济著作，是在大跃进发动，特别是大跃进难以为继的时候。

这场运动既然他出面“挂帅”了，他自然应该补上这一课，他也希望党的各级干部都成为经济中的内行。这场运动事实上失败了，他自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于是，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反思，尤为必要。

于是，两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晚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所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领导层中发生了重要影响。

从三十年代未开始，苏联科学院就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工作。可到1951年该书尚未定稿，他便倡议于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对这本书的初稿发表了意见。针对这些意见，斯大林于1952年2月至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答阿·符·萨宁娜和符·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的这本书，事实上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定了调子。该书于1954年8月出版了第一版，1955年9月，1958年9月又出了第二、第三版。每一版，马列编译局都及时译介过来了。

这两本书，按毛泽东说：“弄懂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还没有别的书，只有这两本。”

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1958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的第三版，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这还不包括此前出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1958年以前，即1957年4月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到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时，就谈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间内事实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他在1952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中说到是有矛盾的，说到生产力踉生产关系之间是有矛盾的，没有说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矛盾，你们大家可以查查他的那本著作。”

1958年11月4日下午，在郑州，毛泽东听取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两个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11月9日，毛泽东又郑重给从中央到县级四级党委写信，号召读斯大林的这本书。

在这期间，他带头阅读，逐章逐段议论。在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里，毛泽东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指书中《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篇文章——引注），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www.xing528.com)

毛泽东还在会上着重向与会者讲解了该书的第一章。明确指出了价值法则、商品生产等问题。毛泽东后来仍然重视这本书。

1961年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到：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在那里讲了斯大林的那一章。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原则赞成，实际反对。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斯大林这本小册子。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

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于是，他在1958年11月9日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者。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1959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读的方法是用批判伪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做。

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于当年10月底来到杭州，住进一个叫汪庄的别墅，还带来一个陪他读书的班子，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党内秀才。在离汪庄不大远的净慈寺背后，有一处南屏山，在树丛怪石、峻壁横坡掩映之下，有一些小楼。这里幽谧宁静，是读书的好地方。每日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便乘车来到这里同读书班子座谈讨论。当然，主要是他讲读书心得。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

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10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19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也组织了专门的班子，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在阅读苏联的这两本经济学著作时，都把兴趣集中在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上，即怎样看待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大跃进的失误，除了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及不切实际的指标外，核心问题，恰恰是违背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运作法则。

可以说，长期以来，党中央领导人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重视，比起政治、哲学诸方面来，要薄弱许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这两本书，多少算是补课。一时间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成为人们乐于谈论的话题和处理经济生产的重要思路。可是，好景不长。经济运作法则和历史的发展陡然间失之交臂。三年困难刚刚好转，“阶级斗争”的巨网，便逐步罩住了人们的思想。人们迫切要学的理论，逐渐变成了“防修反修”之类。而毛泽东，一方面关注着中苏之间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论战，一方面畅读中国的“二十四史”……让人深思，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