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毛泽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哲学家尤金合作编译

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快结束的时候，同周恩来一道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会见中，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

毛泽东说他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斯大林当即提出一个人选，就是任《苏联书籍》杂志主编的哲学家尤金。还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尤金这个人。自然表示欢迎：“这样的人最好。”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事实上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建树，反映了这位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高权威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尤金这个名字，后来在中国并不陌生，50至60年代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他和罗森塔尔主编的那本《简明哲学辞典》。

这本辞典是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的，约270个条目。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他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较高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越编者在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金曾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最早的中译本是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孙冶方译本。建国初期，该书很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五次。主要原因是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也普遍化了，对于初学的人，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哲学辞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简明哲学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发行达几百万册，成为哲学启蒙的权威工具书。

这本辞典当然也浓厚地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界的不少片面的、简单化的观点，在其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却说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即着手准备《毛泽东选集》的编译工作。

大约在1950年4月间，他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进行这项工作。7月间，尤金就来到了北京，他的任务主要是看师哲等译好的俄文稿。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很喜欢尤金，引为同道。据当时同尤金接触很多的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一书中回忆：

9月底，尤金访华时间将结束，但《毛选》编辑工作远未完成。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作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

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10月9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于10月11日批转刘少奇：“请为尤金组织去各地参观并讲演。在京四次讲演应办理完毕。”

尤金周游讲学回京后，看了《实践论》等译稿，赞不绝口。大约十一二月间，尤金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尤金首先说明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认为，就他已阅读过的文章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指出也有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的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

尤金极力推崇毛泽东的若干篇文章，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陈述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要求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同时他还建议把已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某理论刊物上。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

谈话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发表了。

《实践论》在苏联得到很好的反响。毛泽东对此很高兴，1950年12月28日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他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评论文章分两天登报，并嘱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12月29日、3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

很明显，尤金第一次来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把毛泽东的著作及时地介绍到苏联，从而使毛泽东在苏联获得理论家的形象，尤金是有功劳的。

尤金于1951年1月回国，7月下旬，毛泽东又邀请尤金携夫人季娜第二次来华，住在景山后街原来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毛泽东几次来这里拜访他，两人谈起哲学，兴味很浓。到11月，尤金启程回国时，《毛选》第一、二卷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看得出，在编译《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尤金这两位哲学同道，建立起了个人友谊。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知道尤金颇得毛泽东赏识，便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一直到1959年尤金任期满后才调回国，继续任苏联科学院院士。

50年代，毛泽东和尤金时常就一些理论问题交换意见，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两人也时有探讨，气氛都是友好的。毛泽东对尤金始终格外重视，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公务之外，他们谈得更多的，自然是哲学问题。毛泽东曾当面批评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中一些条目的观点，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一条。

这个条目说：“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毛泽东颇为直率地责问尤金：“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尤金无言以对；其实，我们至今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暗含的是什么意思。反正，他对这样论述“同一性”这个范畴是非常反感的，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为慷慨激昂：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www.xing528.com)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在1959年8月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其实这两个东西虽是对立的，但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转化？凡是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

在毛泽东讲话后，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凡属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的。1958年6月24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1956年第2期《哲学研究》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给他。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注重对“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的解释呢？显然他评论的不仅仅是《简明哲学辞典》这本书，而是借此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

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便进一步谈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些简单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很明显，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辅助读物来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难免带有否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的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搞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就犯错误”。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紧接着谈到斯大林时期所犯的形而上学的政治错误。他说：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物不能统一，不能转化。

怎样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接受了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曾估计过，地委以上的干部有十分之九的人不理解这个方针。国际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理解，说这是右，是妥协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化方针。为此，在1957年1至4月间，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解释这个方针。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这个方针。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阐述这个问题而讲的，意在从思想方法上纠正人们对“双百”方针的误解。

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同反面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斯大林的教训就在这里，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很可惜，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夏天开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在思想方法上显然脱离了他此前强调的“同一性”和“转化”！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瓜葛，还没有完。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与会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哲学小词典》，就是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他说“好得多了”的第三版，即俄文第四版的新版，也就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的中文版。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建议读这本书和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的背景是为了“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总结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但如何总结，怎样评价大跃进，毛泽东则有自己的看法。

半个月前，在中央常委会小范围内批评彭德怀时，毛泽东就定了这样一个调子：政治局委员不懂些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

隔一会儿，刘少奇从外面进来，毛泽东又重述一遍：“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

他设定的逻辑是：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思想方法上讲，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

8月11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确：他们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解决。同犯错误的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还有唯我主义、实用主义。他们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不承认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我们的一些同志一厢情愿，单相思，自以为是，而不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要经过脑筋千百次反复的感觉，然后变成概念，山水草木，牛马猪羊，男女老少这些概念，都是从感觉到理性抽象出来的。历来犯错误的同志，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英国贝克莱的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流派，他的名言：为什么有我？因为我想，我不想，我就没有，世界也是我思则在，否则世界也没有了。

毛泽东在讲了这些之后，又谈到《简明哲学辞典》，说：现在的第四版，我看比较好。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实用主义”、“贝克莱”、“实验主义”、“皮尔逊”，还有讲必然性与偶然性，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政治与经济等，这些条目可以看一看。

在中央全会上给广大干部讲哲学理论，也算奇，但确实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风格，他不是无的放矢。在讲完上述理论后，毛泽东一收：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为了更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有关人员从《简明哲学辞典》中挑选了“经验”、“经验论”、“经验批判主义”、“感觉”、“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等一百来个条目，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发给与会者。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那封信便是作为一个说明配发的。这个材料于同年11月又印成书本供更多的人学习。

从《简明哲学辞典》中挑选出来的条目，基本主题是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辩证法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经验论。正像“经验”这个条目所说的那样，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经验理解为“只是和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亲身体验发生关系”，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和利用经验这个概念，企图靠它来巩固唯心主义。……把经验理解为感觉的总和，感觉的活动、感觉的状态。”这样，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经验是和不依赖于人们意识的客观自然界发生关系的人类实践，即用人们所创造的生产工具来改造自然界的人类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注重《简明哲学辞典》对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分析的现实所指是：如果站在唯心主义经验论的立场上，必不可免地要用自己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一些表面的消极现象，来否定大跃进的基本成绩，颠倒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那么，大跃进作为前所未有的人类实践活动，是不能凭主观感觉来否定的。

问题在于，如果脱离对“大跃进”这一实践的评价，抽象地看毛泽东对这些哲学方法论的阐述，或许没有毛病，但如果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大跃进”的评价上，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毛泽东的看法更接近实际，要么彭德怀等的看法更接近实际。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等对大跃进的看法更客观一些，恰恰不是“主观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历史就是这样复杂，毛泽东提倡一种好的哲学方法，但却用错了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年后，即1970年8月，同样是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年大批彭德怀的陈伯达，在会上大讲“天才论”，还抛出一个《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毛泽东在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说：“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1971年6月为了配合批陈整风的学习，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编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同时还把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写的那封信附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