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毛泽东：读书人与政治家

对一些影响乃至决定过历史进程的人，人们对他总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开始，人们或许更注意他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一些决断和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多多少少发现，真正的伟人，对历史的影响绝非一时一代，他的精神能量几乎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近些年来，关于他的话题也就越来越朝着文化精神方面延伸开来。这是因为，他的形象是多侧面的，他是天才的军事家，是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治领袖，是独步20世纪旧体诗坛的巨子，还是一位几亿人口的精神导师和东方文化奥林匹斯山上不乏神秘色彩的智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内涵都是多角度辐射的。这样，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研究，看待他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疏理他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实践的理论反刍历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书摊已成为图书是否畅销的晴雨表的今天，上面常常摆着一本厚厚的《容斋随笔》，有的还是文白对照，已经卖了好些时候了。这本一个叫洪迈的南宋“学士”写的随笔杂记，在古代浩如烟海的随笔类著述中，并非特别出色。它的畅销，得益于书商们在封面上印的几个字：“毛泽东临终索要之书”。其实，毛泽东一生批注过大量的书籍，在他读过和保存下来的《容斋随笔》上面却未见什么文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固然喜欢这本书，但很难说它对毛泽东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启发。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管这些，因为毛泽东读过这本书并且很喜欢，它就有一种勾引人去阅读的诱惑。除《容斋随笔》外，同类境遇的书还有明代冯梦龙编的《智囊》，以及《毛泽东欣赏的古典诗词》等等，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要算有关权威部门编辑的毛泽东批阅的线装版《二十四史》了。

看来，岁月的河流把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洗磨得越来越清晰了。与此同时，一些理性叙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书籍也相继出现。最早的要算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接着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毛泽东早年读书主活》（李锐），以及新近出版的洋洋130万字的《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这些书籍，或描述、或分析，大致给人们展示出一个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形象和他的思绪心迹，有助于人们感知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沟通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内在联系。因为，一切理论化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像毛泽东所探索和创造的、对20世纪中国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的思想成果，总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卓越政治家当中最喜爱读书的人。在读书方式上，他是绝对地传统——眼到、脑到、手到，不动笔墨不读书，此外，在组织读书小组的时候，他更有耳到（别人读他听）、嘴到（读完一段他发表意见），这样，比传统读书人讲究的“四到”还多了一到。于是，在他身后留下的“獭祭”、“痕迹”实在太多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伟人的读书生活呢？与此相关的一个前提，是要弄清伟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读书生活的。

对一般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还说：“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见识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

在心中把中外历史上的政治家找一下，大概很难找到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的人了。他在各种各样的枪声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阔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需要和理想追求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由此说他身上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读书癖”大概不算过分。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不是单纯的“读书人”，他的实践操作是那样的丰富，他的实践能力是那样的突出，做了那样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样忙碌，但他读的书，却并不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还要广且偏。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要说清楚为什么，恐怕要专门写文章。而他同一般治学的人的不同之处又在于，他能入于书而不拘于书，进出自如，似乎有一种出神入化的本事。于是，他一生都在创造，创造了一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并奉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和国，乃至铸塑了一种触及民族灵魂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

按道理说，日记和读书笔记都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虽见诸文字，却不是给人看的。但是，今天出版名人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这类东西的个人化色彩（还有那么一点神秘），所以，它能透露出某些名人和伟人在煌煌大作中所不能或不愿透露的东西，也就别有一番诱惑和感召。相对而言，毛泽东留下的读书笔记透露的信息，固然谈不上无限，但可能要比日记在情感和思想上更真实些。因为日记毕竟还有专门写了给人看的嫌疑，而随手在书上眉批旁评，绝少会有人借此惺惺作态。当我们进入毛泽东的书斋天地，在间接分享主人公的读书之乐时，不免破颜会心一笑：原来读书更有痴胜我者。因此我们在他的别具一格的批注文字或脱口而出的即兴言论当中，多多少少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仿佛斜靠在他那张特制的大床上，一旁的灯光从上到下勾勒出一个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换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都是在以微妙的方式，传达着心湖里泛起的波澜，那波澜是从散发着墨香的或发黄的纸页里勾引出来的。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鸣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突然问，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尾之间，写了起来。譬如，1969年6月3日这天深夜，他在武昌东湖侧畔的一处住所读《南史》的时候，于《陈庆之传》的天头处写下的是这样几个字：“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解析”这个举动，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深化了。当然，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毕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他对读书，对书本知识的看法，同他一生叱咤风云的行色动作是分不开的，同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行程是分不开的。这条路艰难而曲折，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也自然不是一条直线，他那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也就色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一心一意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说“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对他后来确立志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书籍，大致有这样三类：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包括严复、蔡元培等人翻译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著作，和“五四”前后出现的马列主义译著，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再就是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潮代表人物，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论著。可以说，在五四时期掀起大浪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正是这些读书人，在自己的阅读中（当然还有相应的实践尝试），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毛泽东自不例外。

在基本完成了理想皈依以后，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达延安后，他就开始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搜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也是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那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到晚年，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绝大的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有意要摆脱事务，提出退居二线，说是要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特别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更是竭力提倡读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要弄通马克思主义，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www.xing528.com)

这些看起来交错矛盾的思路进程，并不说明毛泽东一生对读书的态度处于朝秦暮楚的割裂状态，而是反映了作为读书人同书本的特殊缘分，作为政治家在读书问题上的特别之处。

作为个人，他有天然的读书人的本色和爱好，这是他同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事实上，他一生中读的大量书籍同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诸如他花若大的精力去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和贺知章在长安做官时有没有家眷，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比较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修改的优劣，以及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楚辞》、《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审美满足。其中的快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相信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的学人。问题是他实实在在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他本人读书所得的渊博知识，为他获得了一般政治家所难有的人格魅力，使人们觉得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智慧源泉，各色人等一和他接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一种心理劣势的境地，心甘情愿地跟他的思路走。他可以用传统的对话方式走进自幼饱读诗书的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使对方在无拘无束中惊叹这位日理万机的大国领袖的学问根底（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所收的写给一些民主人士、老先生的信即可明了），也就生出一种亲近感。显然，这种魅力不可避免地要向政治上延伸扩散。于是，当一个美国记者从延安毛泽东的那所窑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断言毛泽东是走在时代前面50年的人，还说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间看到了永恒。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谈论自己对佛教经典的理解，70年代和来访的尼克松讨论哲学，都使他在这些人面前有一种不可言状的让人不得不折服的心理优势。让他们于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国领袖的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毛泽东这种读书人的兢力更可以使他和同时代的学界泰斗如郭沫若、范文澜辈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识见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一代学术活题的走向。事实上，这一点他是非常容易地做到了。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读书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在文学、史学、哲学各个领域，都可以在他的读书活动中寻出一些联系来，诸如对孔儒、荀子、韩非的评价，对老子的评价，对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对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评价，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对《红楼梦》、《水浒传》的评价，对鲁迅、胡适的评价等等。

如果把读书和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读书，他对读书的看法，以及他提倡读书或反对书本，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即读书为我所用。这便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读书风格和色彩。显然，这样的读书动力，形成了毛泽东读书活动的几层含义。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通过各种理论信念的选择才确定未来道路的革命家，他深深懂得并坚定地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理论体系对现实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造世界观和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那么突出的地位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操作效应呢，除了社会实践外，自然就是要择书而读。所以，他几次对干部们讲：多读些书，就好像站在山头上，可以看得更远……读书，也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毛泽东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统一思想。所以，在现存的毛泽东的文稿当中，有不少是他在各种会议上开列的书目手迹。如延安整风时他亲自拟的22个文件，事实上就是22种书和文章。抗战后期他又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必读的文件，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他批示印发的书籍就更多了，其中包括邹容的《革命军》，他还亲自动手编了两本古代诗人吟咏四川的诗词集发给与会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把枚乘的《七发》印发给与会者，怕人们看不懂，又在大会上逐句逐段他讲解。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读到两位民主人士写的描写农村新景的诗，立即作为会议文件下发。晚年，他让人们“读点鲁迅”，自也是别有深意存焉……

这样，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他的倡导读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读书人和政治家双重情怀，使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土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

当然，看毛泽东的读书，自不可一一效法，我们要看到他读书的一些个人色彩和时代色彩。他爱书读书的精神，他结合实际的读书方法，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对一些书籍的具体评论，以一家之言视之，不必着意承续发展。譬如，今天的人们读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未必会去赞叹登徒子一辈子钟爱那位麻脸驼背老婆的高风亮节。今天的青年读《红楼梦》，未必总是从“吊膀子”（爱情）里看出满眼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再说，把某一部古书或某些古文古诗同现实的某种社会倾向直接联系起来阅读，乃至让全社会都来评法批儒说《水浒》，在今天大概是绝少有人响应的了。如果是几十年以前，传出毛泽东爱读《容斋随笔》，人们竞相传阅的动机，可能会是揣摩其间的什么风向，而今天这本书的畅销，在出版者无疑是商业动机的驱使，在阅读者多少是一种个人的好奇罢了。

世道沧桑，人间巨变，人们的思维背景也今非昔比。但关于毛泽东，除了记住那个矗立20世纪政治峰巅上的伟岸形象外，再补充一个书斋里的形象，总是有益的、不无启迪的。特别是在初来不久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人们一时间还来不及适应，这时，适当回到书本的“此间乐”中，也许会平息一下浮躁的心境。换句话说，对一个民族来说，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致择好书而读的人渐渐多起来，肯定也不是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