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对待书本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
青少年时代，他立志在书本中寻求“宇宙之真理”。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给好朋友萧子升开了77种传统的经、史、子、集书目，认为是“必读之书”。从投身五四、参加革命到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十几年间，他奔劳于一线，浪迹天涯，遭遇百怪千难的事情。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上的具体问题，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相反，如果按现成的马列经典词句去做，却一再坏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则回敬他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
到了延安，把几支部队像棋子一样摆向大江南北以后，他坐下来发愤读书。一本本理论著作诞生了；通过整风的形式，依靠他亲自圈定的22本书籍（文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不仅甩掉了头上那顶不懂马列的帽子，而且成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精神领袖。
他的著作、思想，在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和1956年“八大”前后，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果实，并一再证明，他把书本理论运用于实践，是那样的驾轻就熟，那样的挥洒自如，也是那样的不拘一格。
一个人到了成熟和辉煌的巅峰，往下看的时候，难免有“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随意，同时也夹杂着“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20世纪50年代后期，或许是大想做出震撼世界的惊人之举，毛泽东不满足于战略指导的工作，他投身于相对陌生的经济事务的操作之中。结果，靠数字的压力来推动的大跃进难以为继。(www.xing528.com)
此后，他终于有意摆脱事务，退到二线，拿出更多的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有意思的是，“文革”爆发的导火索依然是他肯定的一篇批判一部历史剧的万言长文，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的，依然是他一向重视的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界。那时，他却在千里之外的杭州西湖侧畔、韶山滴水洞中、武昌东湖之滨。远离京城的喧嚣，连标志“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也没参加，一走，就是几个月。
这些地方都是静心读书看报、思索构划的好去处，还可以舒展长臂游泳呢。
被视为“文革”纲领性文献的两封信：1966年5月7日致林彪（“五七指示”）、1966年7月8日致江青，就是这个时候写的。直到“文革”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迟暮之年的毛泽东仍不断地发出号召：弄通马克思主义！还亲自圈定30多本经典著作让干部们学习，还说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他还感慨万分他说党内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大少！毛泽东轰轰烈烈的一生，同书本竟有如此奇缘。不错，他曾反对过本本，那是因为王明他们搬的书本词句不合中国国情。当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以后，他更习惯于用书本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来提供工作方法，来指导社会运动，来处理微妙曲折的“路线”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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